陳寅恪出生於官宦之家，又活了將近80歲，不知道他人生經歷的人，可能都會認為他活得非常滋潤和幸福。實際上，陳寅恪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活得不輕鬆，辛苦、勞累、病痛纏身……
他兒時東渡日本求學，不到3年時間，就因足疾輟學回國，青年時代又遠渡重洋，赴歐美留學。此時，陳家家道已日漸中落。而留學時的官費又常常拖欠，加之陳寅恪嗜書如命，父母匯來的錢多半用於購書。因此，陳寅恪的留學生涯基本上是在半飢半飽中度過的。
據其三個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所著《也同歡樂也同愁》中記載，陳寅恪在德國時，除聽課外，整天泡圖書館，僅帶一點最便宜的麵包充飢，全天不進正餐，營養不足，又未注意運動鍛鍊，使得他一生體弱多病，同時，因為過於沉迷於學術研究，已過而立之年也尚無意顧及自己的終身大事。
1928年初春的一天，清華大學體育教授郝更生與陳寅恪聊天時，說自己的女朋友的女同事家中掛著署名為“南注生”的一條橫幅，但他不知道“南注生”是何許人？才高八斗的陳寅恪張口便答：“此人必灌陽唐景崧（唐景崧是晚清檯灣最後一任巡撫，曾組織臺灣軍民抗擊日軍，是著名的愛國志士。）之孫女也。”正是這“一名之緣”，使得陳寅恪結識了唐景崧孫女唐篔，並相知相愛，於同年在上海結婚。此時，陳寅恪已是38歲“高齡”。
本以為結婚之後，便可以結束四處漂泊，但動亂的時代卻不允許他這麼做。據《也同歡樂也同愁》所載：“……（父母）婚後幾十年歷經戰爭離亂，就拿搬家、拆家、建家來說，已近二十次。計有：北平三次，……逃難至長沙一處。香港六次，……桂林兩次……成都兩次……在廣州四次……”
顛沛流離的生活也嚴重損害了陳寅恪的健康。三位女兒在書中寫道：“父親這次經安南往蒙自途中（指1939年暑假），遭到前所未有的慘重損失，‘二十年來所擬著述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遺失。’計有‘蒙古源流注’、‘世說新語注’、‘五代史記注’、‘凡佛教經典之存於梵文者，於藏譯及中譯合校，凡譯匠之得失，元本之為何，列於校記”、“巴利文長老尼詩偈一部，……欲集中文舊譯並補譯及解釋其詩等等……當日兩書箱中，中文及古代東方文書籍及拓本、照片幾全部喪失。父親痛失自己二十餘年來辛勤耕耘的成果，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打擊，何況到蒙自後不久即染上瘧疾，又素來消化功能不良，體質瘦弱，加上高原反應，幾次臥病在床，使母親非常擔心……”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所著《也同歡樂也同愁》
平時讀書，陳寅恪習慣於把讀書心得、文字批註都寫在書眉和行間空白處，待時機成熟時，整理發表。而文中所記述的丟失書籍，裡面就有其詳細的批註，這不止是陳寅恪個人學術史上最重大的損失，恐怕也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最重大的損失之一。
經此打擊，陳寅恪許久都沒有緩過勁來。待他稍微振作起來的時候，又遭遇了雙目失明的災難。這一年，陳寅恪55歲，從此，他在無盡的黑暗中鑽研學術達22年之久，直到離世……
即便如此的不順遂，也絲毫未妨礙陳寅恪至學、至孝、至愛、至誠、至忠的品格修煉。
陳寅恪一家
陳寅恪與唐篔婚後琴瑟相和，至愛一生。他經常對三個女兒說：“我們家裡頭，你們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們的母親。”“媽媽是主心骨，沒有她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她就沒有我們，所以我們大家要好好保護媽媽。”
1955年，在陳寅恪與唐篔兩人的結婚紀念日，陳寅恪題詩曰：“同夢蔥蔥廿八秋，也同歡樂也同愁。” 唐篔步原韻和道：“甘苦年年慶此秋，也無惆悵更無愁。”而三個女兒也以“也同歡樂也同愁。”為書名為父母作傳。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為王國維所作的紀念碑銘，也是近現代大多數學人的內心追求和最高理想。王國維算得上是那個時代可以和陳寅恪掰掰手腕的大學者之一，但他們並沒有成為對手，而是互為知音。
陳寅恪不但對王國維這樣，對所有的朋友都至誠相待。文人自古相輕，但很少見到那個時代的大學者們和陳寅恪的互相攻訐。胡適、傅斯年、王國維、趙元任、錢穆、湯用彤、吳宓、劉文典、許地山、張申府、雷海宗等大學者與陳寅恪都是無話不說的好友。陳寅恪與他們以心換心，肝膽相照。
據《也同歡樂也同愁》書中所憶，陳寅恪給大女兒、二女兒起名流求、小彭，就是為了“要我們姐妹切勿忘記在當時被日本侵佔，而原本屬於我國的臺灣、澎湖。”
1938年初春，陳寅恪懷抱幼女美延。
陳寅恪對家國的至愛，即是本心使然，也是家風使然。其祖父陳寶箴聽聞甲午海戰失敗痛不欲生，其父陳三立更是在日軍打進北京之前，絕食而亡。陳寅恪多次拒絕國外名校的聘請，而留在多災多難的故國，同樣令人感佩不已。
陳寅恪曾說自己研究歷史的目的是希望尋求歷史的教訓，找出歷代中國興亡的原因，使他深愛的故國避免走衰亡的老路。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陳寅恪拒絕了中央大學的聘請，執意北上清華任教。當時，陳寅恪的妹夫，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俞大維任國民黨兵工署長。而且，陳寅恪的大部分至親也都在南方，但他執意北上，目的就是要遠離政治中心而研究學術，使學術研究不受意識形態干擾。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給自己定的原則也是“既不跨海入臺，亦不過嶺南一步。”
1953年,中國科學院決定任命陳寅恪為該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但他卻不顧當時的政治氣候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晚年陳寅恪
陳寅恪心裡明白，提出這樣的條件，他就真可以“亦不過嶺南一步”了。果不其然，陳寅恪並沒有赴京就任所長，而是改任另一位大歷史學家陳垣任該所所長，而他依舊留在中山大學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
廣州中山大學校區內東北區309號2樓寧靜、幽深，陳寅恪在中大任教期間就曾居住和工作於此。他經常在二樓的陽臺上給學生們講課，並且向妻子唐篔和助手黃萱口述書稿。皇皇鉅著《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傳》都是在其失明後以口述形式完成。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陳寅恪與唐篔
在《也同歡樂也同愁》的結尾，陳寅恪和唐篔的三個女兒至為悲痛地寫道：“父親去世後，母親臥病不起，簡要地交代了後事，自己感到一生的任務已經結束，在父親逝世四十五天之後，便追隨生死與共的伴侶而去了。1969年10月7日、11月21日，在文革風暴中父母先後辭世。”該書三百餘頁，十八萬餘字，但寫陳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有不到一頁，短短几百字，似乎還有許多未盡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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