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出生于官宦之家，又活了将近80岁，不知道他人生经历的人，可能都会认为他活得非常滋润和幸福。实际上，陈寅恪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活得不轻松，辛苦、劳累、病痛缠身……
他儿时东渡日本求学，不到3年时间，就因足疾辍学回国，青年时代又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此时，陈家家道已日渐中落。而留学时的官费又常常拖欠，加之陈寅恪嗜书如命，父母汇来的钱多半用于购书。因此，陈寅恪的留学生涯基本上是在半饥半饱中度过的。
据其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中记载，陈寅恪在德国时，除听课外，整天泡图书馆，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营养不足，又未注意运动锻炼，使得他一生体弱多病，同时，因为过于沉迷于学术研究，已过而立之年也尚无意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
1928年初春的一天，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说自己的女朋友的女同事家中挂着署名为“南注生”的一条横幅，但他不知道“南注生”是何许人？才高八斗的陈寅恪张口便答：“此人必灌阳唐景崧（唐景崧是晚清台湾最后一任巡抚，曾组织台湾军民抗击日军，是著名的爱国志士。）之孙女也。”正是这“一名之缘”，使得陈寅恪结识了唐景崧孙女唐筼，并相知相爱，于同年在上海结婚。此时，陈寅恪已是38岁“高龄”。
本以为结婚之后，便可以结束四处漂泊，但动乱的时代却不允许他这么做。据《也同欢乐也同愁》所载：“……（父母）婚后几十年历经战争离乱，就拿搬家、拆家、建家来说，已近二十次。计有：北平三次，……逃难至长沙一处。香港六次，……桂林两次……成都两次……在广州四次……”
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严重损害了陈寅恪的健康。三位女儿在书中写道：“父亲这次经安南往蒙自途中（指1939年暑假），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二十年来所拟著述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计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凡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列于校记”、“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释其诗等等……当日两书箱中，中文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父亲痛失自己二十余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打击，何况到蒙自后不久即染上疟疾，又素来消化功能不良，体质瘦弱，加上高原反应，几次卧病在床，使母亲非常担心……”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
平时读书，陈寅恪习惯于把读书心得、文字批注都写在书眉和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时，整理发表。而文中所记述的丢失书籍，里面就有其详细的批注，这不止是陈寅恪个人学术史上最重大的损失，恐怕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重大的损失之一。
经此打击，陈寅恪许久都没有缓过劲来。待他稍微振作起来的时候，又遭遇了双目失明的灾难。这一年，陈寅恪55岁，从此，他在无尽的黑暗中钻研学术达22年之久，直到离世……
即便如此的不顺遂，也丝毫未妨碍陈寅恪至学、至孝、至爱、至诚、至忠的品格修炼。
陈寅恪一家
陈寅恪与唐筼婚后琴瑟相和，至爱一生。他经常对三个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1955年，在陈寅恪与唐筼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 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而三个女儿也以“也同欢乐也同愁。”为书名为父母作传。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铭，也是近现代大多数学人的内心追求和最高理想。王国维算得上是那个时代可以和陈寅恪掰掰手腕的大学者之一，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对手，而是互为知音。
陈寅恪不但对王国维这样，对所有的朋友都至诚相待。文人自古相轻，但很少见到那个时代的大学者们和陈寅恪的互相攻讦。胡适、傅斯年、王国维、赵元任、钱穆、汤用彤、吴宓、刘文典、许地山、张申府、雷海宗等大学者与陈寅恪都是无话不说的好友。陈寅恪与他们以心换心，肝胆相照。
据《也同欢乐也同愁》书中所忆，陈寅恪给大女儿、二女儿起名流求、小彭，就是为了“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我国的台湾、澎湖。”
1938年初春，陈寅恪怀抱幼女美延。
陈寅恪对家国的至爱，即是本心使然，也是家风使然。其祖父陈宝箴听闻甲午海战失败痛不欲生，其父陈三立更是在日军打进北京之前，绝食而亡。陈寅恪多次拒绝国外名校的聘请，而留在多灾多难的故国，同样令人感佩不已。
陈寅恪曾说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希望寻求历史的教训，找出历代中国兴亡的原因，使他深爱的故国避免走衰亡的老路。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陈寅恪拒绝了中央大学的聘请，执意北上清华任教。当时，陈寅恪的妹夫，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俞大维任国民党兵工署长。而且，陈寅恪的大部分至亲也都在南方，但他执意北上，目的就是要远离政治中心而研究学术，使学术研究不受意识形态干扰。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给自己定的原则也是“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陈寅恪为该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但他却不顾当时的政治气候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晚年陈寅恪
陈寅恪心里明白，提出这样的条件，他就真可以“亦不过岭南一步”了。果不其然，陈寅恪并没有赴京就任所长，而是改任另一位大历史学家陈垣任该所所长，而他依旧留在中山大学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广州中山大学校区内东北区309号2楼宁静、幽深，陈寅恪在中大任教期间就曾居住和工作于此。他经常在二楼的阳台上给学生们讲课，并且向妻子唐筼和助手黄萱口述书稿。皇皇巨著《论再生缘》和《柳如是传》都是在其失明后以口述形式完成。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陈寅恪与唐筼
在《也同欢乐也同愁》的结尾，陈寅恪和唐筼的三个女儿至为悲痛地写道：“父亲去世后，母亲卧病不起，简要地交代了后事，自己感到一生的任务已经结束，在父亲逝世四十五天之后，便追随生死与共的伴侣而去了。1969年10月7日、11月21日，在文革风暴中父母先后辞世。”该书三百余页，十八万余字，但写陈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有不到一页，短短几百字，似乎还有许多未尽之言……
閱讀更多 李放人物排行榜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