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图片来源：赖小燕）
摘要：陈寅恪以“独立”为中国士族至高无上的气节，以“自由”为中国学术至高无上的灵魂，超越政治、权力、金钱、人情，超越一切世俗意义的“赞誉”、“名利”和“成功”。
文／沈诤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语出《诗经·郑风·风雨》。原义为情诗，表达女子强烈思念丈夫的渴望、煎熬情感，汉代《毛诗》引申为“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蔡元培多次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句，勉励北大学生、中央研究院同仁。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从容自沉，衣袋中留有一封前一日写给家人的遗书，开头四句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此处“世变”，指的是国民党军北伐，北京又面临一个改朝换代。1927年5月，武汉革命政府组织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挺进河南。6月1日，北伐军唐生智部、冯玉祥部在郑州会师，北洋军节节败退。1928年6月6日，北伐军进入北京，6月20日改称北平，北伐宣告终结。
梁启超、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既知王国维内心之挣扎，亦知中国知识菁英生命之沉重。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致悼辞，解释王自沉之因，是“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按：语出《论语·微子》）的精神”；“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
王国维去世两周年后，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现矗立于北京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旁），缅怀国学导师。陈寅恪撰写碑文，立意非凡，解读王国维自沉是“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他还借题发挥，揭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文末黄钟大吕之声奔腾四溢：“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这篇碑铭，堪称中国文化史的杰作之一。不仅对王国维自杀、傅斯年欲自杀的动机是经典解读，而且对中国知识菁英的文化传承和生命价值也是经典解读。
王国维非愚忠于爱新觉罗氏，傅斯年非愚忠于蒋氏。二人皆具极强自尊心和敏锐度，皆对礼崩乐坏乌烟瘴气绝望，对传统文化可能泯灭忧虑，对知识菁英独立自由坚守。非殉一人、殉一姓、殉一党，而殉文化、殉气节、殉使命，与儒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的理念一脉相承。
纪念碑铭所言的“俗谛”，暗指当时流行的国民党行动指南“三民主义”。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答复中国科学院时予以确认，而且进一步阐释，“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此时陈屈居广州岭南大学，他上了国民党的撤退飞机，离开北平，虽未离开大陆，但当时的政治氛围，不可能返回清华继续任教授。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陈伯达为负责人，成员有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等。
同年10月，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11月21日，陈在清华的学生、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南下广州，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拜访邀请陈师北上。
历经24年的坎坷曲折，双目已失明的陈寅恪面对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风骨岿然。11月22日即婉拒北上，由夫人唐筼执笔。12月1日口述作出最终答复，由汪篯记录，第一句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最后一句说“我（写）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全文最有分量的一句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在宣统三年（按：1911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直到1918年7月1日，北大教授李大钊才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中国最早一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陈寅恪这个对中国科学院的口述答复，列出两个不可能实现的前提条件，才接受进京任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实质是拒绝。这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1962年10月31日，老友吴宓在日记中因此称赞和致敬：“并世师友名贤中，独陈寅恪兄为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之气概节操，弥可敬已！”
陈寅恪拒绝赴京，既不听话，又不给面子。周恩来有雅量，没有计较，反而点名肯定和“厚待”。据竺可桢日记，1954年1月28日，院长郭沫若在政务院会议上报告中科院四年来工作和将来发展方针，周恩来总结时说：“要团结一切爱国份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这客观上也为陈提供了若干年的“政治保护伞”。
奉命南下游说的学生汪篯，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中共地下党。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1966年6月10日晚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时年50岁，是北大拉开“文革”帷幕后第一位殉道的教授。
非常熟悉他的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说，汪教授“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罹难之后北大造反派还不放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篯”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全校）极大震惊和震动”。
陈寅恪以“独立”为中国士族至高无上的气节，以“自由”为中国学术至高无上的灵魂，超越政治、权力、金钱、人情，超越一切世俗意义的“赞誉”、“名利”和“成功”。
他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汪篯转述，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1929年6月问世起，成为中国无数读书人独立思考、追求自由、卓尔不群的信念火炬，也应是清华大学之魂、中国大学之魂。对有的清华学子而言，其穿透力、感召力甚至胜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李慎之称这句格言，“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閱讀更多 山水微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