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一張文憑。
大師鄭天挺卻稱他為：“教授的教授。”
大師吳宓卻贊其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大師梁啟超也由衷佩服：“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大師傅斯年更是驚歎：“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這個人，就是陳寅恪。
1925年，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欲聘四位大師，以培養國學之棟樑。研究院聘請的第一位導師，乃中國近代美學開創者王國維。研究院聘請的第二位導師，乃近代中國思想啟蒙者梁啟超。研究院聘請的第三位導師，乃中國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第四位導師聘請誰呢？教授吳宓推薦：“陳寅恪可擔此任。”
校長曹雲祥不知陳寅恪，便問梁啟超：“陳寅恪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不是博士，又沒著作，這就難了！”梁說：“我梁啟超雖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
曹雲祥遂聘陳寅恪為第四位導師。
1
1890年7月3日清晨，陳寅恪在長沙呱呱墜地。其祖父乃湖南巡撫陳寶箴，其父乃晚清著名詩人陳三立。陳三立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並稱“晚清四公子”。
錢鍾書曾說：“唐以下大詩人，可用一個地理詞語來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黃山谷,“山”是李義山，“原”是陳散原。陳散原，便是陳三立之字號。
1896年，陳氏兄妹合影。右一為陳寅恪。
1898年，陳家發生了一件大事。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垂簾聽政，陳寶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變法，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陳寶箴便帶著全家返回祖籍南昌。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一心寄情於詩詞。這是陳家之大禍，卻是寅恪之大幸，
在父親教育影響下，他遍讀典籍，十來歲時便已能出口成章。1902年，陳寅恪才12歲，陳三立就將他送到了日本，求學於著名的巢鴨弘文學院。
1905年，陳寅恪因患足疾，遂回國治療，後考入上海復旦公學。復旦公學是新式學堂，相當於今之高中。在這裡，陳寅恪掌握了德語法語。1909年，陳寅恪自復旦公學畢業後，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西洋遊學之旅。
陳寶箴領諸孫及重孫合影於南昌（1899年）。左二為陳寅恪。
政治學家蕭公權說：“很多留學生當時為拿到學位而投機，選擇院系、課程、論文時往往避難就易，最後雖得了學位，但學問已大打折扣。然回國後卻自稱乃某某大學博士，在國內教育辦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但陳寅恪卻是一位怪人，他就讀過柏林大學、蘇黎士大學，也讀過哈佛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在這些著名學府，他皆以天才聞名，但從未獲得過一個學位。
文憑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張廢紙。
留學日本時的陳寅恪（中）
“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說。
不為文憑只求學問的他，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則前往學習，學成又前往另一大學。故遊學16載雖未得一文憑，卻掌握了梵文、巴利文等十幾種語言，學問貫通中西、融匯古今，深不可測。
1919年，吳宓在哈佛認識陳寅恪後，驚為天人：“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1923年，求學歐洲的傅斯年結識陳寅恪後，佩服之至：“寅恪之學問，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25年，陳寅恪任教清華，上課旁徵博引，信手拈來。底子薄的學生聽得兩眼茫然，素養高的學生卻覺得“字字精金美玉”。
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這樣描述他的講課感受：“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根據材料進行考證、分析、綜合，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聽他的課，是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呂德斯，國內只有陳師一人。”
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週一良，當時喜歡在北大、清華、燕京三大學串課，聽了陳寅恪的講課後，他感嘆：“別的先生學問固然很大，但我覺得自己將來或許也能達到，而寅恪先生的學問則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簡直讓人不可企及。”
因為治學講課常有新解和宏論，陳寅恪之名聲很快響徹北平城。他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如朱自清、吳宓等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師生也成群結隊，跑到郊外的清華園來“做客旁聽”。北大學生見自己老師也來當學生，遂稱陳寅恪為“太老師”，意為“教授的教授”。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一派留洋歸來的學者。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學問再高，也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覺得本土派迂腐狹隘，不懂得運用現代化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北大、清華、南開被迫西遷，在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陳寅恪在前往西南聯大途中，所攜帶的書籍和稿件不幸被盜。
雖然書稿盡失，但第一堂課上，他這樣對學生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日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之學問，就是這麼霸氣。
陳寅恪用各種語言做的筆記
有一次，蘇聯學者在外蒙古，發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陳寅恪一解釋，外國學者同聲歎服。
“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都無法解釋，陳寅恪一解釋，眾人皆毫無異議。
1933年，日本史學家和田清，從中國東北拿回一張古地契，斷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一天，一幫歷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日本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也在座。大家傳閱地契，讚不絕口，無甚異辭。當地契傳到中國學者藍文徵手中時，藍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緒時物。
白鳥聽了很驚訝，請他再仔細看看，藍說：“不必看了，這紙又厚又粗，顯然不是明紙，而是清末雙抄紙。錢的單位，用‘吊’而不用‘貫’；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鳥點頭不止，問藍識不識陳教授。藍文徵故意問：“哪個陳教授？”白鳥說：“陳寅恪先生。”藍文徵答：“那是我恩師。”白鳥舉起拇指：“難怪，難怪。”
1925年，陳寅恪到清華教書時，已是年屆35的大齡“剩男”。當時，很多人為他牽線搭橋，但陳寅恪總是“無甚感覺”。說來也巧，他的姻緣也是學問賺來的。
1928年初，一位老師閒聊時請教陳寅恪：“我愛人的好友家中掛著一幅字，署名‘南注生’，這南注生何許人？”陳寅恪答：“必是灌陽唐景崧之孫女。”
陳寅恪讀過唐景崧所著的《請纓日記》。“南注生是清朝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別號。”
陳寅恪對這幅字非常感興趣，便向郝更生提出，希望拜訪其主人。一拜訪，果不其然，字主叫唐篔，正是唐景崧之孫女。
不料兩人相識後，竟一見鍾情。1928年7月，陳寅恪迎娶了唐篔。這段傳奇，在清華傳為一時佳話。多年後，學者傅國湧這樣評價陳寅恪：“他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在那個轉型時代，他有很深的舊學根基，又到西方長期留學，掌握了西方學術工具，運用到中國學問當中。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樹今人不大可能達到。”
2
陳寅恪與唐篔結婚後十年，生下三女：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島名，都與《馬關條約》中割臺條款有關。可見陳寅恪骨子裡流淌著深沉的家國情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此時，陳寅恪父親陳三立已85歲。這位在夢裡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眼見無力無天，立馬開始絕食。五天後，他滿含悲憤，撒手西去。
徐悲鴻油畫：陳三立
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理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其到憲兵司令部做客。
當時，日本人對外承諾：“留下來教學，保證豐厚年金。”作為教授，像陳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伕，還可配兩文書，生活既舒適又體面。
但陳寅恪冷哼一聲，拂袖而去。
在為父親守孝的49天裡，他常常斜臥在走廊藤椅上，雙眼圓睜，一言不發。高度近視加悲慟過度，致使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說：“必須儘快手術，否則將失明。”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休養。“一修養，就恐難逃出日本人之手。”
於是陳寅恪放棄了治療，守孝期剛滿，他就偷潛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聯大。
1939年，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
到達聯大後，陳寅恪右眼已失明。為了教好學生，振興中華，他常常秉燭達旦，備課與寫作。燈光昏暗加上用眼過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視物。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陳寅恪，特聘他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這是300年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擔當此任。陳寅恪接受了應聘，“順便到倫敦治眼睛”。
要去英國，需借道香港。但萬萬沒想到，陳寅恪剛抵達香港，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倫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國民政府派飛機抵達香港，以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要員和學界名流。但孔祥熙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飛機，竟率領幾十名保鏢阻止要員和名流登機，致使何香凝、陳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軍佔領香港後，設卡設障，陳寅恪一家想返內地已無可能，一天深夜，他們聽到撕心裂肺的哭聲。第二天得知，鄰樓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強姦。
唐篔立即給流求、小彭剪了短髮，再讓她倆穿上男裝扮成男孩子。然後含著眼淚，拿出一塊淺色布，用毛筆寫上家長姓名、親友地址，縫在四歲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萬一失散，盼好心人將她送還。”陳寅恪一家就這樣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
這樣的恐怖生活其實可以立馬結束，只要陳寅恪答應任何一個“小要求”。大漢奸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派人與一所大學校長前往陳家，要陳到上海等日佔區大學任教，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過去在清華任教時的同事錢稻孫，對陳寅恪許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圖請他北上為偽北大服務，又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日本駐香港總督出資20萬軍票，讓陳寅恪在香港籌辦東亞文化協會，同樣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威逼利誘不成，就拋糖衣炮彈。香港佔領軍司令知道陳家三日不炊後，立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就往外拖，寧可典當衣物過活，寧可沒食物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也不為五斗米折腰。
陳寅恪的愛國事蹟及危急處境，不脛而走，很快傳到內地。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課堂上大聲疾呼：“陳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
傅斯年等人四處奔走，籌集經費，後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陳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內地。
回到內地，陳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在燈光昏暗、警報不絕的情況下，他一邊教書一邊著書，完成多篇名作。學術沒盡頭，但他的眼睛卻走到了盡頭。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了。這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讓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隨後一檢查——左眼視網膜脫落。
陳寅恪仰天悲嘆：“天其廢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陳寅恪再次奔赴倫敦治療眼疾。但因耽擱太久，雖經英醫開刀，也已迴天回力，雙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陳寅恪重返清華時，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子，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
梅貽琦不忍見失明的陳老來回奔波，便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
每天上課，他便讓人先把要點寫在黑板上。然後坐到椅子上，閉眼或睜眼開始講課。他在課上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讀錯一個字，都必須重讀。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
1947年，陳寅恪與王力
3
季羨林曾把愛國主義分為兩個層次：“一般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許別人侵略。”“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
陳寅恪的愛國，則包含了這兩個層次。但愛國的他，始終堅守一個原則：只問學術、不問政治。
1927年，王國維沉湖自盡後，陳寅恪為其撰寫碑文時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而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陳寅恪畢生之追求。不管是做人，還是治學，若精神不能獨立、思想不能自由，毋寧死耳。
2001年，許紀霖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特意到普林斯頓大學去拜見大學者余英時。余英時見到許紀霖第一句話就問：“你為什麼把intellectual叫作知識分子，這個‘分子’不好，應該用‘知識人’。”
余英時倡導用“人”而不用“分子”，也正是強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名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具備三性：專業性——在專業領域有深厚素養。公共性——關心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獨立性——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或利益集團。
在專業性上，陳寅恪乃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在公共性上，陳寅恪有著深深的家國情懷。
在獨立性上，陳寅恪有著桀驁的書生風骨。
所以說，陳寅恪不僅是做學問的標準，更是衡量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杆。
陳寅恪死後，葬於廬山植物園。大畫家黃永玉在其墓前石頭上，手書了那句他最喜歡的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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