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堪稱一個傳奇。即使在成群的天才中，他也是那顆耀眼的星星。傅於臺灣去世後，胡適先生曾一連用十四個“最”來表彰自己曾經的弟子傅斯年，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傅斯年先生的大刀闊斧和組織才幹在他籌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就有過充分的展示。早在1927 年五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隸屬於中華民國大學院。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和籌備處總幹事楊杏佛聘請了三十餘位籌備委員，傅斯年也在其中。最初的中研院籌備方案，只設計了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觀象臺等四個研究所，並無別的計劃。但是時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長暨國文、史學兩系主任的傅斯年，對蔡元培、楊杏佛等幾位決策人物展開遊說攻勢，聲稱可“借用在廣州語言歷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歷史研究所”。三月底，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因歷史語言研究之重要，決設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廣州，委任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為常務籌備委員。”於是，傅斯年憑藉其天才的籌劃能力，特殊的人格魅力和超人的運籌能力，就這樣無中生有地在中央研究院的籌備方案中誕生了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呈中華民國大學院就籌備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準備工作的公函》，此份文件堪稱傅氏天才構想設計最重要的一個佐證。
國立中山大學 呈中華民國大學院就籌備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準備工作的公函（3頁）
此份公函首先明確了傅斯年在南京與大學院長及籌備處所達成的意見，“荷承鈞院贊日既就，敝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之人員就近在廣州為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之籌備，即可使原定計劃在中大，此時力未能改由中央成之。而此間設備不無小長，就地借用籌備亦為省節各等語。”之後，在人員配備、辦公設施使用等問題上提出了更具體的六個工作原則。公函最後有蔡元培院長、楊杏佛副院長的簽字。此份公函系民國十七（1928）年2月29 日發文。4 月10 日中研院成立，10 月22 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設在廣州東山柏園。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同時，他先後邀得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位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分別擔任史語所歷史組、語言組和考古組的主任，之後又增設第四組——人類學組。這個體制直到史語所遷往臺灣都沒有變更。半年後，史語所遷至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
《陳寅恪致傅斯年信札》系陳寅恪先生在收到史語所（靜心齋）寄來的聘書之後致信傅斯年，釋文如下：
頃以電話不通未能交談，只得以函達。適進城見靜心齋送來的聘書兩封。據看門者言，送來之人“索喜錢”。前此故宮博物院及北大送聘書人亦是如此。記得有一次將聘書當送書人面撕碎以告其無可喜。又一次當面退回。此皆衙門舊染惡習，何意傳及靜心齋。若弟適在城中而值此人適送書來者必又生氣，無疑也。又南京趙邦彥寄來曬蘭紙，系一甘肅人所贈。滿文書來問其內容。弟已逕復趙君。惟曬蘭紙數頁雖無足輕重（幸盛京賦篆體。此書共三十二冊。所中藏者今只十六冊）。趙君囑交靜心齋程霖君保存。姑以其言即希轉交可也。匆此不具。孟真吾兄閣下。弟寅恪頓首。六月廿一日。
又應聘書一紙附上乞查收。公特加之句亦照抄。因時局關係或有此異動亦未可知也。
1929 年春末，史語所由廣州搬至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從此信的上下文聯繫，應該是寫於1929 年6 月21 日。所收的聘書想來應是史語所發來的歷史組主任的聘書。
陳寅恪致傅斯年信札（1通2頁）
陳寅恪是傅氏刻意羅致到史語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對人說陳寅恪是三百年來第一人，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組找到陳寅恪來領導，是傅斯年相當得意的事情。陳寅恪與傅斯年締交始於柏林留學時期，同學近三年之久（確切的說是傅斯年聽聞陳在柏林遊學，專程從倫敦趕赴柏林加入陳寅恪、俞大維）。1927 年7 月，陳寅恪曾專門賦詩一首，贈剛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躊躇滿志準備大幹一場的傅斯年：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矄。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雲。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對傅斯年想將“東方學的正統”從柏林、巴黎等地移至北京的弘願相當欣賞，“天下英雄獨使君”是他對傅斯年未來事業的殷切期待。所以史語所甫一成立，陳寅恪就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請擔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之職。
在接受史語所聘請之前，陳寅恪一直在清華國學院任教併兼任清華中文、歷史兩系的教授。鑑於陳寅恪的盛名，霸氣的傅斯年特許他在清華兼課，但是要求已經在北平郊外清華園定居的陳寅恪“至少可以在北平每週住數日”，以便兼顧史語所的工作。於是，陳寅恪除保留清華園新西院36 號的寓所外，另在北平城內西四牌樓姚家衚衕3 號租賃了一處寬敞的四合院，並把其父陳三立從南京接來居住。且兩處都安裝了當時極為稀有的電話。這才會出現信中所謂“頃以電話不通未能交談，只得以函達”、“適進城見靜心齋送來的聘書兩封”、“若弟適在城中而值此人適送書來者必又生氣”等語。這一時期，可以說是陳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學術上最有創見的極盛時期。
陳寅恪致傅斯年書札（1通3頁）
《陳寅恪致傅斯年書札》系陳寅恪完成了《支愍度學說考》一文後撰文和傅斯年交流：
孟真兄鑑：所作蔡先生紀念文題為《支愍度學說考》（佛經內容係比較研究，不過易以較狹之名以期題小而義多。）已於前月底脫稿。因欲令清華印講義處印一次以便清晰免以後校對之煩，故已交馮君芝生矣。今尚未見印來。明日往清華閱卷如仍未印或暑假中不能印則擬取回而請研究所書記謄一清稿，然後呈公教定。日本人研究中國佛教史成績是佳，中國史亦佳。而研究佛教史之徒大抵僧徒或語言學者。而於中國史之智識是彼國之淺薄。治中國史者又多不涉及此範圍。故弟擬合倚此二者以與日人一較量。其中有一小節係梵文與藏文之比勘。將來印刷時想必有待兄之活字，否則不便也。弟看完清華試卷後再往西山。此數日與王靜如君考西夏文略有所得。雖為機械工作而甘苦備嘗。然不足為外人道也。近見日本人函甚羨讚我所之西夏工作。蓋我所有之材料而彼無之取也。匆叩著安。弟寅卄一日。
1932 年，中研院為慶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誕辰打算出版一本“紀念論文集”。陳寅恪先生奉《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以入文集。《中研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的出版時間為1933 年1 月；此通信函應為1932 年左右所寫。
陳寅恪從民國十八年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的同時，還兼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的教授。在此期間，陳氏在學術上著述頗豐，教學上業績輝煌。深得中研院蔡元培、傅斯年以及清華的梅貽琦、馮友蘭等人的尊重與敬愛。此封信中所提到的馮君芝生即哲學家馮友蘭先生。
信中提到的另一個人王靜如於1929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29 年秋，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收購了一批寧夏靈武出土的經摺裝印本西夏文佛典，委託剛剛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王靜如從事研究，王靜如於1932 年至1933 年編輯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震動國際東方學界。1936 年王靜如獲得“儒蓮獎”，成為中國首位獲此獎項的個人，並被推薦為法國巴黎語言學會會員。儒蓮獎被稱為漢學或東方學界的諾貝爾獎。在此之前，1932 年史語所因所編的集刊及安陽發掘報告，被法蘭西學院破例授予儒蓮獎。由此信可知，王靜如的《西夏研究》編輯工作得到了陳寅恪先生的大力支持與指導。
傅斯年和陳寅恪兩人的個性差距很大，傅斯年是發自內心的欣賞和尊敬陳寅恪，他們除了同學加姻親的關係，彼此之間惺惺相惜，肝膽相照。中研院另有一位學霸大鱷，也得到了傅斯年最真心的尊重和維護，他就是胡適。
關於胡適與傅斯年的初次相識，胡適曾感慨地回憶：“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此後的日子裡，傅斯年和胡適亦師亦友三十年。傅斯年極為維護胡適，一直恭恭敬敬地敬重並且保護著胡適。胡適說：“若有人攻擊我，孟真一定挺身出來替我辯護。他常說：‘你們不配罵適之先生！’意思是說，只有他自己配罵我。”而傅斯年也確實說過：“誰都沒有資格罵胡適之，只有我可以罵，只有我才有資格罵。”
1932 年6 月2 日，德國普魯士國家學院致函胡適，聘請他為該院哲學史學部通訊會員。這是該院第一次聘請中國會員，它表達了國際學術界對胡適中國哲學史研究成就的高度承認。
傅斯年書 “胡適獲普魯士國家學院會員”新聞稿
《傅斯年書“胡適獲普魯士國家學院會員”新聞稿》系傅斯年先生專門為胡適受聘為通訊會員一事所撰。傅斯年先生在文中詳細介紹了普魯士學院的背景和學術地位。“普魯士學院是歐洲國家學院最大之一。德意志無聯邦學院，而普魯士居德國三分之二，故其國家學院為德國最有地位之國家學院，其中分文史、數理兩部。前者包括一切人文科學，後者包含一切自然科學。其會員人數極少。歐洲各重要國家學院皆如此。外國人得選為外國會員。東亞人被此學院選舉為外國會員者，胡適第一人，印度日本皆不曾有。此等事在歐美學界以為最大之榮譽，日本人迄未得歐洲學院此項之承認。
當然以傅斯年張揚剛烈的性格，也不忘在通訊稿中再貶低一下他所不齒的羅振玉曾獲聘法蘭西學院刻辭美文院外國通信員一事，牽出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樁公案。王國維先生去世之後，有人提出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是剽竊了王國維的底稿。傅斯年先生就是此說的堅定支持者。但是此觀點實在缺乏強有力的論據支持，難免有因人廢文之感。
彼時（1930年代前後十幾年內）的中研院大師們，心情相對是舒暢的。短暫安定的生活讓他們的學術研究結出了一個又一個碩果。在天才的傅斯年掌舵之下，在陳寅恪等一班大師的坐鎮之下，中研院史語所在短短几年間便成為光芒四射傲視群雄的學術重鎮。然而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的。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戰火的臨近，中研院的大師們無可避免地走上了艱難的逃亡之路。
閱讀更多 史非曲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