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是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以及古史辨學派創始人，也是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顧頡剛
2011年1月，中華書局出版了《顧頡剛日記》，而早在2007年5月，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就已經出版了《顧頡剛日記》，歷史學家一般都勤於撰寫日記，但像顧頡剛日記時間跨度之長，文字之巨，卻實屬罕見。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共600餘萬言，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顧頡剛日記》經歷了抗日戰爭的炮火和文化革命的洗劫，最終能夠得以保存下來，並奉獻給當代的讀者，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顧頡剛日記》既是顧頡剛自己60多年人生經歷的寫照，也是他所處時代的一個側影，讀者可以從中窺視歷史一隅，無怪乎臺灣和大陸都出版了12冊的《顧頡剛日記》。
《顧頡剛日記》
顧頡剛（1893—1980）字銘堅，號頡剛，江蘇吳縣人，1893年5月8日出生於江蘇吳縣一個書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時，曾為顧家題寫了“江南第一讀書人家”之匾額。
顧頡剛自幼隨祖父、母親、叔父識字、讀書，入讀私塾之後，始讀《四書》、《詩經》、《左傳》、《禮記》等古書典籍，讀書之餘喜聽家人講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及當地掌故舊聞，由此萌發了對歷史的興趣。
1906年，以第一名成績考入“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堂”的顧頡剛，與葉聖陶、顧廷龍、王伯祥等人為同班同學，接受新式教育之啟蒙，主要學習科目包括理科、英文、體操等課程。
左起：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
1908年，顧頡剛考入“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這所學堂史稱“草橋中學”，也是蘇州歷史上第一所公辦學校。
顧頡剛深受師友的影響，極愛詩文，閱讀了《尚書》、《周易》、《國朝先正事略》等大批古典文獻，發現其中有不少偽造之書，深感古書中問題多多，也欲辨偽。
在父母操辦之下，尚在中學讀書的顧頡剛與吳徵蘭於1911年1月27日結婚，新娘是大他4歲的舊式女子，二人本無感情基礎，更無共同語言，但父母之命不可違。
1913年4月，顧頡剛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其長女剛出生兩個月，顧頡剛報的是農科，後改為文科，聽馬裕藻的國文課，沈兼士的文字學課，還經常去聽國學大師章太炎的講學。
顧頡剛曾因病休學在家，閱讀了康有為所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受其“上古事茫昧無稽”觀念的影響，始知今文家自有其立足點，古文家亦有不可信處，遂編著《清代著述考》。
1916年夏，顧頡剛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師從陳漢章、崔適春、陳大齊等教授學習中國哲學史、公羊學、西洋哲學史等課程。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遂聘請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蔡元培還相繼聘用了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人為文科教授，為北京大學注入了新鮮血液。
尤其是比顧頡剛年長兩歲的胡適，為沉寂的北京大學帶來了一縷春風，胡適所講授的中國哲學史從周代開始講起，在學生中產生極大的震動，文科學生大都臣服胡適的學問，顧頡剛也開始師從胡適學作白話文。
1918年冬，顧頡剛與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併為《新潮》月刊撰寫文章。“五四運動”爆發時，喪妻的顧頡剛未在北京，而是回鄉與殷履安結婚了，他還要安頓好兩個女兒的撫養問題，否則他無法回到校園讀書。
顧頡剛與殷履安合影
1920年夏，顧頡剛從北京大學畢業，他被留校擔任助教兼圖書館編目員，與胡適成為同事並過從甚密。
1921年1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開辦，顧頡剛經常與胡適、錢玄同等人討論辨偽書、偽事，協助胡適蒐集曹雪芹家世資料，並經常與胡適、俞平伯討論《紅樓夢》。
1922年，顧頡剛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中學語文、歷史教科書，並開始研究《詩經》、《尚書》、《論語》中的古史資料。
1923年，顧頡剛在《努力週報》上發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引起了一場古史大辯論，錢玄同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其三子錢三強是著名的物理學家。
這一時期，顧頡剛先後發表了《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地位》、《鄭樵著述考》、《序》、《論著作時代書》、《答劉胡兩先生書》、《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從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等一系列學術論文，以《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引起巨大的反響，一時成為數十位學者共同的研究課題。
1925年，顧頡剛編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其發表的《中篇的今譯》、《上篇的今譯》、《篇今譯》均獲得學術界好評。
顧頡剛（右三）與北大《國學週刊》同仁合影
顧頡剛從事國學研究之後，深受章太炎、康有為學術思想的影響，也深受胡適、錢玄同等同仁的影響，在胡適、錢玄同的引導之下，確立了疑古思想，並於錢玄同共同發起並主持了古史辯偽的大討論，並將研究成果編成《古史辨》八冊，在北大形成了“古史辨”學派。
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學術觀點，認為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中國遠古傳說是西周以後的人臆造出來的。
顧頡剛編著的《古史辨》於1926年出版，他在“自序”中說明了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這部學術著作在學術界及社會上引起轟動。
1926年8月，顧頡剛應私立廈門大學之聘，擔任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史學研究教授兼國學系名譽講師，並負責編輯《國學研究院週刊》。
在廈門大學期間，顧頡剛與魯迅有了一定的交集，魯迅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後前往廈門的，他們幾乎是同時進入廈門大學，又幾乎是同一時期離開，雖然共事時間不長，但兩人卻心生芥蒂，以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顧頡剛被魯迅在文章中痛罵過，這似乎成為顧頡剛身上永遠抹不去的汙點，由於魯迅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凡是被魯迅痛罵的人，應該說是“蓋棺定論”了，幾乎沒有什麼好的下場。
1927年4月，顧頡剛應國立中山大學之聘，從廈門抵達廣州赴任，顧頡剛受聘國立中山大學，應該與同學傅斯年有一定的關係，傅斯年於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並出任教授、文學院院長，還兼任中國文學和歷史系主任。
顧頡剛出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並接替傅斯年出任歷史系主任，主講中國上古史、書經研究、書目指南等課程。
魯迅比顧頡剛早三個月執教於中山大學，等顧頡剛到中山大學執教時，魯迅已經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定居了，因此兩人雖然同為中山大學教授，卻沒有任何機會產生交集。
1928年，傅斯年、顧頡剛受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之邀，在廣州籌備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傅斯年擔任所長，顧頡剛出任籌備委員會委員，後來顧頡剛因與傅斯年意見不合，退出語言歷史研究所，顧頡剛與傅斯年這兩位北大時期的老同學竟從此分道揚鑣。
顧頡剛於1929年5月回到北京，出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主講中國上古史研究，擔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並在母校北京大學兼課。
顧頡剛在燕京大學期間專心於古史研究，先後撰寫了《四部正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繫辭傳中現象制器的故事》、《五德始終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洪水之傳說及治水之傳說》等一大批學術論文。
三十年代，顧頡剛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書》，發現其中《禹貢》等部分涉及的問題很多，必須進行全面的歷史地理研究，才有可能搞清楚有關問題，因此在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開設了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講授《禹貢》，編寫《尚書研究講義》，在北大開設中國通史課，講授神話中的古史及秦漢宗教，在燕京、北大講授春秋戰國史課。
1934年2月，顧頡剛以講授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為基礎，創辦了《禹貢》半月刊，與譚其驤合寫了發刊詞，形成了“禹貢學派”。
顧頡剛在“禹貢學會”工作
1935年3月，顧頡剛應國立北平研究院之聘，擔任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主編北平研究院的《史學集刊》。
1936年7月，顧頡剛出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其所編訂的《崔東壁遺書》，所主編的《尚書通檢》出版發行。
“七七事變”之後，顧頡剛應“中英庚款董事會”之聘，出任補助西北教育設計委員，考察甘肅省及西寧市的教育，出任“老百姓”社社長，並編印《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之方式進行抗敵宣傳。
1938年春，顧頡剛又先後赴臨洮、渭源、康樂、岷縣等10餘縣考察，並在臨洮、渭源辦小學教員講習班。
1938年10月，顧頡剛應熊慶來之聘，出任雲南大學文史教授，主講“經學史”、“中國上古史”等課程，以語體文編著《上古史講義》。
國立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組歷史研究所，顧頡剛仍擔任歷史組主任，還在昆明《益世報》上開闢《邊疆》週刊，由於這一時期，顧頡剛住在昆明北郊浪口村，因此留有《浪口村隨筆》。
1939年秋，顧頡剛抵達成都，出任齊魯大學教授，主講中國古代史、古代史實習等課程，並在國學研究所擔任主任，擔任目錄學、春秋學、經學、古物古蹟調查實習、編輯方法實習等課程，教學任務十分繁重，還創辦了《責善》半月刊及《齊大國學季刊》，當時錢穆、老舍都在此任教。
齊魯大學也是一所教會大學，1864年創辦於濟南，1937年9月遷至成都華西壩，與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聯合辦學，史稱“華西壩五大學”。
1940年4月，顧頡剛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聘為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顧頡剛抵重慶之後，出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並主編《文史雜誌》，並被國立中央大學聘為專任教授，在師範學院國文系講授“史記研究”課，在文學院史學系講授“春秋戰國史”課，講課筆記以《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為題出版。
1943年4月，顧頡剛辭去中央大學教職，與人合辦“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並出任社長，大中國圖書公司成立時，以史地圖表社為編輯所並任所長，主編《中國名人傳》，這一年的5月，顧頡剛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患惡性瘧疾去世。
1944年3月，顧頡剛被聘為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主講史記研究、春秋戰國史、歷史地理等課程，不久剛過知天命之年的顧頡剛與張靜秋訂婚，並於同年7月1日在重慶北碚低調結婚。
1944年11月，顧頡剛又一次應齊魯大學之邀，擔任國學研究所主任，講授“中國地理沿革史”、“春秋史”等課程，因學校鬧學潮，又從成都返回重慶，繼續在復旦大學執教。
顧頡剛書法
1946年2月，顧頡剛回到北平，四處查詢為日人所掠去之藏書，以圖恢復禹貢學會，主編《禹貢》週刊。
1946年8月，顧頡剛出任蘇州省會教育學院教授，在圖書博物館系講授“中國目錄學”，在社會事業系講授“中國古代社會史”，此後顧頡剛又先後在蘇州、上海、蘭州等地執教，變換非常頻繁。
1948年，顧頡剛被評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顧頡剛在上海的誠明文學院、震旦大學、上海學院等校執教，並最終在復旦大學穩定了下來。
顧頡剛曾一度想去臺灣，但終未成行，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家累太重，二是不願與傅斯年為伍。
此後，他在上海閒居五年，即便人事關係落在復旦大學，也只是“閒雲野鶴”，並沒有得到學校的重用，新政權對他頗為冷淡，而顧頡剛也對新政權心存疑慮。
1954年8月，顧頡剛從上海被調到北京工作，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擔任一級研究員，在毛澤東主席欽點之下，擔任《資治通鑑》總校，1955年，又開始標點司馬遷的《史記》。
1955年，中國科學院組織評選學部委員時，顧頡剛落選了，其落選的根本原因，應該不是學術上的，很有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
顧頡剛在1943年曾向蔣介石獻九鼎一事，就是其政治汙點之一，其夫人張靜秋為此對其抱怨不已，因為留在大陸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除極個別之外，大都當選為新中國的學部委員，這不但是學術榮譽，而且也是政治榮譽，更是一種護身符。
前排左起：魏建功、江紹原、顧頡剛、常惠、容肇祖
顧頡剛除了在歷史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和學術團體職務之外，沒有被賦予任何職務，即便諸如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之類的職務，也只是為數不多的幾次，顧頡剛學術生涯基本處於一種停滯狀態，他把自己的內心所思所想全部傾訴在自己的日記中了。
文革期間，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在劫難逃，他每天都要到歷史研究所參加勞動，女兒與之劃清界限，妻子張靜秋的責罵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有時甚至出手毆打，在眾叛親離之下，顧頡剛能夠忍辱負重地活下來，已屬不幸中的萬幸了。
1971年，顧頡剛被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受命主持《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總校工作，並於1977年完成後由中華書局出版。
197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顧頡剛被推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等職務，但這也是由於統戰工作的需要，因為顧頡剛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徹底失去了履職的能力，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因腦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顧頡剛晚年在寓所院內留影
享譽世界的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曾為2007年在臺灣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寫了一篇長序——《未盡的才情：從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洋洋灑灑10餘萬字，堪稱史上最長序之一，以致能成為一本獨立出版的書了。
在這長篇序言中，余英時用相當的篇幅，敘寫了顧頡剛長達半個世紀的夢中情人——譚幕愚，顧頡剛一生經歷三次婚姻，但他最鍾情的人卻是譚慕愚，這在《顧頡剛日記》中有相當的篇幅披露，譚慕愚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其一生度過了95個春秋，但卻終身未婚，實在是一個“世紀之謎”。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意大利著名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哲學家貝奈戴託·克羅齊的名言，《顧頡剛日記》的價值在於為讀者呈現了一部濃縮的民國學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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