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邶風·靜女》是《詩經》中膾炙人口的名篇，由於文筆清新優美，描寫細膩生動，向來為選家所青睞。這首詩的首章充滿詩意：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從字面上來看，《靜女》首章描繪的是一次浪漫約會，不過當學者們將它轉化為現代文翻譯時，卻遇到了難題。民國初期，顧頡剛等學者圍繞《靜女》的翻譯，就進行了一番討論，參與者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可算是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學術事件。
誰是《靜女》的知音？
吳 寒
1
字裡行間求原義
這場討論由顧頡剛發起， 1926年2月20日《現代評論》發表其《瞎子斷匾的一例——〈靜女〉》，在這篇文章中，顧頡剛首先反駁了毛傳鄭箋將本詩詩旨定為讚頌靜女法德以諷刺時政的看法，他批評傳統解釋都是政治影響下的附會，乃是“以為我的想象如此，事實便非如此不可”。實際上，《靜女》只是一首普通的約會詩，並無深意。顧頡剛在文中附上了自己的譯文：
幽靜的女子美好呀，她在城角里等候著我。
我愛她，但見不到她，使得我搔著頭好沒主意。
顧頡剛認為，“俟我於城隅”的主語是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的主語是等待靜女的男子。在此文的總結部分，顧頡剛宣稱“科學方法”和“理性”是現代人打破附會的武器。
隨後，張履珍發表《誰俟於城隅》一文加入討論，他提出，新文化運動以來，大家普遍不再相信從前“文王之德”“后妃之德”的解讀，而認識到《詩經》是當時的民間文學，對詩文也有了新的解釋，但是，就《靜女》這首詩而言，大家的新解釋卻大相徑庭，例如郭沫若《卷耳集》中的翻譯就與顧頡剛完全不同：
她是又幽閒又美麗的一位牧羊女子，她叫我今晚上在這城邊等她。
天色已經昏朦了，她還沒有來，叫我心上心下地真是搔摸不著！
按照郭沫若的翻譯，《靜女》首章是講女子讓男子等自己，可是天黑了女子還沒來，所以男子“搔首踟躕”，而按照顧頡剛的理解，則是女子在等男子，男子到了約定之地找不到女子，所以“搔首踟躕” ，“一樣的一句詩，生出二樣絕對不同的翻譯”。分歧一方面來源於對於“俟我於城隅”的不同理解，顧理解為“靜女等我”，而郭理解為“靜女讓我等她”；另一方面則來自對“愛”的不同翻譯，顧直接將其等同於現代文的“愛”字，但郭則釋為“天色昏朦”，顯然採用了“愛”的其他意義。
張履珍根據自己讀原文的感覺提出，此詩似乎是男子的口吻，所以“俟我於城隅”的“我”就是男子自己，那麼“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的主體就應該是女子，所以這句詩講的可能是一位男子想象靜女在等候自己，在男子的想象中，女子愛慕自己而尚未得見，因此在城牆邊徘徊不安。張履珍以此種看法求教方家，希望這種解讀能有助於發明此詩原義，“將來可望歸以一致，得有定論” 。
謝祖瓊也隨即發文，提出郭、顧、張等人勇於推翻前人附會，提出新解，但是“細看起來，覺得字句間都有不對的地方”，他認為前三家的解釋在文義上都有不能貫通之處，為了解決這些齟齬之處，“俟我於城隅”一句不必坐實，可以理解為對雙方約定的描述，這樣就成了：
幽閒而美麗的女子，她約我，她在城角等候我。
我愛她，但她還沒有來，真令我搔著首，好沒主意。
女子約會男子，說自己會在城角等候，可是男子先到了卻不見女子，因此“搔首踟躕”，謝祖瓊認為如此這首詩就能夠解通了。在文章最末，謝祖瓊自信地問道：“郭、顧、張三位先生和閱者諸君以為對不對？”
顧頡剛、郭沫若、張履珍、謝祖瓊四人的分歧，集中於首章“俟我於城隅”的主體的理解，顧、郭解釋完全相反，但是各自都能解通，於是張履珍和謝祖瓊都以“求定論”、“求正解”的思路加入了討論，希望能通過對原文的推敲，搞清楚這裡到底是男等女，還是女等男。當然，他們對原文的理解有大量主觀因素，因此翻譯中也各自添加了想象內容。
劉大白先後撰文四篇加入《靜女》的討論，他指出“愛”字有一異文，許慎《說文解字》中有“僾，彷彿也。《詩》曰：‘僾而不見。’ ”之語，說明愛字在早期文本中一作“僾”，為彷彿之義，那麼，《靜女》這首詩就可以解讀為男子去城角尋找等待靜女，遠遠地就開始尋找，但是恍恍惚惚地唯恐見不到，故而“搔首踟躕” 。翻譯為現代文就是：
一個靜悄悄的姑娘，流麗而又端莊。約定等我在城角旁。
——為甚彷彿看不見？累我搔著頭皮，遠望著在路上彷徨。
此次討論中注意到“愛”字異文的還有杜子勁，他提出清代注家多主此說，馬瑞辰就將“愛”解釋為“隱”或“蔽”，他舉出大量材料證明，凡“愛”音字多為隱蔽意。因此，按照杜子勁的解釋，這首詩所描述的，就是女子與男子約定城角等待，但是女子悄悄躲了起來，導致男子到地方找不到人，只好“搔首踟躕”，這樣，靜女的形象就顯得俏皮可愛，而男子的形象則顯得樸實憨直，這種解釋對後來影響很大。
在瞭解了這一知識背景後，我們便能理解，郭沫若之所以將“愛”釋為“天色昏朦”，也是從這一異文引申而來，陶淵明詩“曖曖遠人村”之“曖”即昏昧之義。所以，在共同注意到異文的情況下，劉大白、杜子勁、郭沫若三人依然給出了三種不同的解讀。劉大白解釋為“彷彿看不見”，杜子勁釋為“靜女躲起來”，郭沫若釋為“天色昏朦”，依然差之千里。
2
求真還是猜謎？
上文列出了五位學者對《靜女》首章的解讀或翻譯，有趣的是，這麼短短十七個字，不同的學者竟作出了大相徑庭的理解。這番討論結束之後，顧頡剛於193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冊序中說：“我們要打破舊說甚易而要建立新的解釋則大難。這因為該破壞的有堅強的錯誤的證據存在，而該建設的則一個小問題往往牽涉到無數大問題上， ……例如《邶風·靜女》篇是多麼簡單的一篇詩，可是摧毀毛鄭之說絲毫不費力，也不發生異議，而要建立現代的解釋時，則荑呵，彤管呵，愛呵，觸處是問題，七八個人討論了五六年方得有一個近真的結論。”
在顧頡剛看來，參與《靜女》討論的學者們都不相信舊說，而希望通過科學方法建立現代解釋，科學方法採用的材料多種多樣，科學的考據需要藉助古文字學、古文法學、宗教學、社會學、民俗學的知識，而《靜女》討論正是一個方法的實踐，學者們廣泛地吸收了各種學科的材料與成果，終於得出了“近真的結論”。
顧頡剛所謂“近真結論”，就首章而言，自然是指劉大白的“僾作彷彿”之見，劉大白本人也對自己的《靜女》考證頗感得意，將四篇文章全部收入了自己的《白屋說詩》之中，不過僅從上文分析來看，劉大白的看法是否“近真”，並未形成統一意見。在共同注意到異文的前提下，劉、杜、郭三人依然產生了迥異理解。況且，我們仍然難以徹底排除“愛”作“親愛”之義的可能性，僅就《詩經》而言，出現“愛”字凡三處，另兩處分別為《將仲子》“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和《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這兩處的“愛”都可以往“親愛”一路解釋，因此，“愛”之異文雖然重要，卻難成定論。
而這次討論中出現的另一種思路值得注意，其代表是劉復和杜子勁。
劉復認為，學者們在《靜女》首章疏解上意見不一，郭沫若譯為男等女，顧頡剛譯為女等男，張履珍釋為男子想象女子等自己，謝祖瓊認為此章只是約定而非實寫，劉大白認為是男子遠望女子而彷彿不見，杜子勁認為是女子躲起來而男子找不著。對於這些分歧，劉復指出問題的分歧在於文義本來不清楚，他認為《靜女》首章最大的問題，就是城隅應該不是個大地方，不至於出現找不到的情況，況且如果沒找到，便不會出現下文饋贈之事。
既然直接看《靜女》文本有許多齟齬之處，於是大家在疏通文義時，都加上了自己的想象和推測，造成眾說紛紜的情況。劉復認為，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原文中本來就沒有給出足夠的信息，現代人的解釋工作，說到底只是一種猜謎而已：“在古代的文章裡，尤其是詩歌裡，往往為了聲調或字數的關係，把次要的字眼省去了幾個。這所謂次要，只是古人心中以為次要罷了；在我們看去，確實重要得不得了。因此，我們現在要解這首詩，目的只在於要發見他所省去的幾個字。你若說他的意思是‘預先約定了，臨時找不著’ ，只是你的一種假定，乾脆說，只是你在那裡猜謎子。這種的猜謎子，只要是誰猜的可通，就算誰猜得好，考據功夫是無所施其技的——因為要考據必須要有實物，現在並無實物，只是對著字裡行間的空檔子做工夫而已。”
劉復直指古代文章的創作方式本就不會清晰地提供所有信息，尤其是詩歌，由於音調和字數的限制，把許多次要信息都省略了，那麼，“通過科學方法能在作品和確定解釋之間架起唯一橋樑”這一求原義的基本理論預設不能成立，詩歌的創作方式本身為讀者提供了極大的想象空間，後人解讀時需要用自己的猜測來填補這些空間，這本質上是“猜謎”而不是考據，因為它面對的只是“字裡行間的空檔子”，因此，只要誰猜得通，就猜得好，每個人提出的都是自己的“假定”，而不是所謂的“原義”。
其後杜子勁也談到，之所以大家難以得出一致的結論，是因為原詩“全篇結構散漫，並無論理的組織”。不管是歌謠創造者本身，還是樂工的改編，都沒有把條理和邏輯放在第一位：“ （《靜女》）前後三章也是很散漫的，我們不必強求它的條理。你說他是追憶詩也好，你說他是紀實詩也好，我們只不要忘記它是經過隨便改編的歌謠。 ”既然歌謠的創作本無前後連貫的邏輯和條理，那麼研究者非要按照迂腐的執念去尋找條理和邏輯，執著於唯一的正解，是根本行不通的，《靜女》討論之所以陷入莫衷一是的結果，原因就在此。
回顧《靜女》的討論，我們可以這樣總結爭議的焦點：古典詩歌是否是可以翻譯的？或者說，我們是否能通過字裡行間的研讀，去搞清楚每個字的意思，從而獲得一首詩的“原義” ？而這個“原義”對於我們欣賞詩歌又有多大的意義？對於文學研究者、閱讀者而言，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不斷去思考，去探尋的。
閱讀更多 中國藝術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