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小說有兩個大的系統，一個是文言文小說，一個是白話文小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白話文還沒有出現，只有文言文小說，這個時候的文言文小說被我們稱為筆記體小說。
為什麼取這個名字？是因為這個階段的小說一般都是採取的文言文，而且篇幅短小，敘述的時候對故事情節、人物描寫都只是使用隻言片語，簡單帶過，不做細緻的描寫。魏晉南北朝的小說可以分為志怪和志人兩大類。
筆記體小說的敘事模式
中國古代比較成熟的文學模式一般都是史傳文學，很多其他形式的文學都是在這個成熟的文學基礎上產生的。史傳文學在繼承了上古神話故事的基礎上，開創了小說這種敘述模式。因為史官在記錄前朝本朝歷史的時候並不是能夠事無鉅細按照現實記載下來，所以很多情況下，史官們都只能靠著自己的想象理解，在不違背當時社會的統治者的前提之下進行創作。
歷史文學的這種創作模式就為小說的創作模式提供了借鑑，小說創作大多數也是來自於生活但是也不會完全脫離於生活，高於社會生活。
筆記體小說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筆者認為，筆記體小說的作者們雖然依靠的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和人物，但是他們往往不會直接把這個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人直接寫到自己的小說中去，他們的主人公一般都是以某一個歷史人物作為參考對象，根據他來創造自己的主角，也就是盡力把主角寫得像某一個真實人物。
也就是說筆記體小說是有著可靠的社會文化北京的，這一點從很多資料上來看這也是可以證明的。
首先，以志怪小說為例，作者們為了保證作品的真實性，都會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中去尋找素材和人物原型，比如志怪小說《漢武故事》中的漢武帝、東方朔等人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這是我們可以考察的自己本土的歷史人物故事。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志怪小說的作者很聰明，他們為了增加故事的神秘性和說服力，選擇的主角都是來自異域的人和事，這樣的故事讀者無處可考，自然也就會更加好奇，故事中的荒謬與虛假也就不會很快被發現。
萬事萬物有結果就一定會有原因，志怪小說的產生不是一個偶然，而是在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孕育出來的，，它的源頭就是我國的上古神話。神話傳說中的故事大都是人們虛擬出來的，小說這種文學形式恰恰也是以虛擬為主要的創造手段的，可以說沒有我們的神話故事就不會有後來的志怪小說。
當然精神方面的東西都是來自社會實踐的，反映的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內容。東漢末年，社會動盪不安，當時政治黑暗，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社會下，文人群體也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們也無可奈何，只好藉助怪誕的故事以及一些鬼怪的形象來疏解自己內心的苦悶和對現實的不滿。
我們非常熟悉的《桃花源記》裡面就創造了"桃花源"這麼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陶淵明藉此來表達自己對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的一個美好的期望，同時也算是對現實的一個逃避。
其次，我們以志人小說為例，這個類型的小說主要是寫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故事，志人小說的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世說新語》。魯迅先生也對《世說新語》給出過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這部小說是中國文言小說中第一個從破志怪束縛的先驅者。
確實，這本書實實在在寫的是人而不是虛無縹緲的鬼怪，它以描寫人物為軸心，用人物帶動事件，用事件反映社會。而《世說新語》最令人稱道和讚頌的不是它的寫作手法，而是它客觀端正的態度，對任務的刻畫該褒獎就褒獎，該貶低就貶低，絲毫不偏頗。
魏晉時期的審美理想講究高標準不俗氣，翻開《世說》我們看到的是 魏晉名士藥、 酒 , 是言必提老莊 , 是形骸俱忘，放浪不羈，這樣的風流灑脫也正是體現了當時的人們藐視社會禮法，主張培養人格美的特點。
總結起來，魏晉時期的筆記體小說受到現實社會文化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不論是社會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都構成了筆記體小說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推動。筆記體小說雖然敘述方式單一，題材也有些落後，但是不可否認它的內容是很多樣化的，對但是乃至後世的小說創作都有著很大的影響。
結語
魏晉時期的筆記體小說雖然還是處在小說發展的初級階段，而且因為當時人們的知識面也不是很廣，所以內容上還是有些缺陷，文字表達也是用的不太通俗的文言文進行敘述的。但是，這種小說的趣味性還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當時那個時代，可以說是打開了人們的新視野。
因為在魏晉之前，漢代的文學作品很少有這種為娛樂服務的，大多數都是為了滿足政治的需要而進行的創作，到了魏晉這個時期，筆記體小說在志人和志怪兩種大題材下面不斷切換，也算是對此前文學作品的一次重大超越了。
閱讀更多 臥聽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