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敬文（1903—2002），20世紀中國民間文化界的學術大師。在80餘年的學問生涯中，他親手建立了民間文藝學與民俗學兩大學科。在他晚年，還以少有的學術自信，倡導建立中國民俗學派。鍾先生是一位摯愛民族文化，有著強烈愛國感情的學者與詩人，思想學術的純正與詩歌散文的精彩，成就了先生特殊的人格魅力。我們今天常讀先生遺著，他的思想、學問與人生的情趣成為影響與促動我們進步的精神動力。
與民俗學結緣
“五四”在鍾敬文心中播下了摯愛平民文化的種子。鍾敬文常說“五四”是他的乳孃，他是“五四”的兒子。
鍾敬文先生，原名譚宗，一字靜聞。廣東海豐人，1903年3月20日出生於海濱小鎮的平民人家。1919年，年僅16歲的鐘敬文就讀於海豐陸安師範學校。這時“五四”的春風吹到了嶺南，“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耽愛古代詩詞與小品的少年鍾敬文來說，猶如啟智的驚雷。他在後來回憶說：“五四的智慧醒覺運動把我的心眼撞開了。”“五四”在鍾敬文心中播下了摯愛平民文化的種子。鍾敬文常說“五四”是他的乳孃，他是“五四”的兒子。重要的是“五四”使他“把生命與整個民族、國家聯繫起來，並開始了一條新的學藝之路”。
當時鍾敬文與同學們一道宣傳演講，抵制日貨。正是這樣的人生實踐，使鍾敬文對國家和社會有了實體感覺。1922年在陸安師範學校畢業後，他成為小學教員。但鍾敬文不滿足餬口的職業，他渴求精神滋養，他將微薄的薪水節約下來，匯寄到上海、汕頭等大城市去購買新文化、新文學的書刊。
這一時期他在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對民間文學發生興趣，他丟開了手中的子曰詩云等文人文學（雖然這是他一生的私愛），關注身邊的口頭文化。他在海豐家鄉起勁地蒐集民間故事、民歌、民謠，家裡的嫂嫂、鄰居老伯、店裡的工人都成為他訪問的對象，他將蒐集來的民間文藝材料進行整理之後，投寄到北京大學的《歌謠週刊》。當一些人譏之為“破銅爛鐵”的野生文藝公然刊登在中國第一學府的校刊上時，對於這位熱情洋溢海濱的少年來說，不僅是鼓舞，而且意味著此生將與民眾的文化結緣。1924年起，鍾敬文陸續在《歌謠》週刊等刊物上發表了《讀〈粵東筆記〉》、《南洋的歌謠》和《海豐人表現於歌謠中之婚姻觀》等有關作品，這是鍾敬文在民間文化領域的最早成果。
鍾敬文與陳秋帆伉儷（上世紀30年代）
與早期中國民俗學運動
郁達夫對鍾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評價：“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之後武。”
地方的偏僻，環境的狹小，使急切地盼望新知的鐘敬文，感覺到寂寞與苦悶。一次偶然的機會，鍾敬文終於走出了故鄉的逼仄，來到了華南的大都市廣州，鍾敬文獲得新的人生機緣。1924年開始，在嶺南大學半工半讀之餘，鍾敬文利用圖書館開始了民間文化的研究工作，他整理了《粵風》等民俗文獻，並結識了冼星海、劉乾初等進步人士，開始閱讀包括《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刊，給《少年先鋒》寫稿。1927年秋，鍾敬文在顧頡剛的介紹下，轉入中山大學，擔任中文系助教並教預科的國文。這是鍾敬文學術生涯的重要開始。
當時在北京大學從事歌謠研究會與風俗調查會的骨幹人物如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等南來中大，他們覺得應該繼承發展在北方開始的重視平民文化的新的學術事業，而年輕的鐘敬文更是滿腔熱情，他積極的參與並組織相關活動。他協助顧頡剛等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俗學研究組織——民俗學會，倡辦民俗學講習班，並講授歌謠專題。編印《民間文藝》、《民俗週刊》及民俗學叢書。對民俗學這門研究民間文化的新學問極力進行宣傳與推進。在那些大牌教授的支持下，負責實際事務的鐘敬文，是早期民俗學運動的重要分子，他經常是身兼編輯、校對、聯繫印刷等事務，忙得不可開交，忙得有滋有味，因為這是他喜愛的事業。在廣州期間，鍾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間文藝叢話》和《民間趣事》等文藝與學術專集，在文藝界、學術界嶄露頭角。
次年的夏天，正醉心於學藝進步的鐘敬文，遭逢了涉世以來的第一次重大打擊，早就對進步學者不滿的假道學校長，借鍾敬文經手付印的《吳歌乙集》中有“猥褻”的語句，而將他解除教職。但他並沒有沉淪，在錢塘江潮水高漲的時候，鍾敬文應朋友劉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任職於浙江大學文理學院。
西湖秋色安撫了這位遠來的異鄉遊子，催發了他的文學情思。在杭州，鍾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教外，曾熱心於散文、小品的寫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記》（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創作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郁達夫對鍾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評價：“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之後武。”鍾敬文的散文創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此後的鐘敬文沒有沿著文學的道路前行。他沒有忘記“五四”的精神滋養，沒有忘記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學與民間文化的兩條道路的比較中，鍾敬文選擇了後者。
更為重要的是，鍾敬文在浙江開闢了民俗學研究的新天地。他在杭州團結了一批愛好民俗學的同志，與婁子匡一道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民俗學集鐫》及民俗學叢書，繼續推進民俗學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學術研究。在杭州時期，是鍾敬文學術上迅速成長的時期，他不僅致力於民間文學的蒐集、研究，寫下了多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章（這些文章至今仍然為學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同外國同行建立學術聯繫。一時間杭州成為繼北大、中大之後的民俗學研究重鎮。鍾敬文在杭州還寫下了《中國民俗學運動歌》（1930），為這首歌譜曲的是當時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主任、著名音樂家程懋筠教授（他是國民黨黨歌作曲者）。鍾敬文在中國民俗學運動歌中寫道：“這是一座壯大的花園，裡面有奇花，也有異草”，號召大家來耕耘，雖然今天比較寂寞，但“有一天她定要驚人地熱鬧”！這一天才般的預言在今天的中國神奇地應驗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潮中，傳統民俗文化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鍾敬文等老一輩開創的事業在今天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
為了直接吸取國外文化理論的滋養，1934年，鍾敬文毅然放棄優厚的教職，東渡日本求學深造。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鍾敬文成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他每天伏在那九層樓的圖書館裡，耽讀著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理論著作。如他自己形容像老牛進了菜園，埋頭享受難得的佳餚。
在跟著名神話學家西村真次學習神話學期間，鍾敬文在當地的《民族學研究》、《民俗學》月刊等學術雜誌發表了多種關於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的論著，還結識了日本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實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內好諸君，推進了中日學術交流。同時保持著與國內民俗學界的聯繫，在《藝風》雜誌上主編《民俗園地》，向國內介紹民間文學、民俗學理論，發表民俗與民間文學的記錄資料，併為此刊編輯了幾期學術專號。鍾敬文在日本期間撰寫了《民間文藝學建設》這篇重要學術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問題，為建設中國的民俗學學科體系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1936年夏，鍾敬文從日本回到了杭州，繼續從事他所熱愛的民俗學、民間文學事業。他除了擔任浙江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專職講師外，還兼任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文藝導師。鍾敬文在《民眾教育》月刊編輯了《民間藝術專號》和《民間文化專號》。他與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舉辦了“民間圖畫展覽會”，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從外地蒐集來的民間繪畫、木刻藝術品，此舉在當時得到社會輿論與各界好評。浙江省報《東南日報》為此特別發表社論，稱讚此次展出“為國內文化界的一次創舉，頗饒深雋意義”。將民眾固有藝術展示給世人，對於保存與傳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地促進。這是我們今天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會的先聲與重要實踐。
鍾敬文與民間藝術表演者親切交談
民俗學之父當之無愧
“所謂人民口頭創作並不限於當前活著的作品，同時也包括活著過去時代所記錄下來的許多真正出自人民的心和口的作品。”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鍾敬文投筆從戎，到廣州第四戰區政治部作視察專員，從事鼓動群眾、宣傳抗日的文字工作。抗戰後期鍾敬文重返中山大學，任文科研究所指導教授，講授民間文學、文學概論、詩歌概論等課程，參與編輯《民俗》季刊。1947年因“左傾”思想再次被中大解職，7月化妝逃離廣州，任教於香港達德書院。
1949年5月，鍾敬文相應黨的號召，從香港乘船北上，到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藝代表大會。他在會議期間，向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建議，成立全國性的民間文藝專業機構。上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鍾敬文參與創辦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長，老舍、鍾敬文任副理事長，鍾敬文主持了該會學術研究與日常工作。鍾敬文參與創建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在建國後的民間文學調研中取得了驕人成績，至今仍然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組織的重要機構。原本打算出席全國文藝大會後，返回廣州中山大學工作的鐘敬文，由於工作的需要留在北京，這是他又一次因為民俗學改變人生軌跡的選擇。
鍾敬文先後參與創辦了《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和《文學遺產》等刊物，為民間文藝研究提供園地。建國初，他在《民間文藝》創刊號上發表了《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重要文章，這是一篇具有綱領性意義的論著。鍾敬文從民族文化遺產的高度充分肯定民間口頭文學的文化意義與文化地位，這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與超越，人民的口頭文學並非自生自滅荒原野草，而是民眾情感、價值觀的重要表達，民族文化教育與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
在半個世紀前，對口頭文學有如此的評價，顯示了鍾敬文識見的卓越。
鍾敬文還是民間文學民俗學課程進入新中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的重要倡導者與實踐者。1949年後鍾敬文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講授民間文學課程。並先後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務長、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職。他不僅親自為本科同學講授民間文學課程，並創建全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1953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開設了第一個研究生班，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民間文學民俗學教育領域的高級人才，這批研究生後來成為著名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專家教授。此後數十年，他的學生遍佈全國，鍾門子弟成為中國民俗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建國初年，針對在高校語文系開設人民口頭創作課這一質疑，1957年，鍾敬文在《新建設》上發表了《高等學校應該設置“人民口頭創作課”》的專題文章，認為這不是教條式的學習前蘇聯，“所謂人民口頭創作並不限於當前活著的作品，同時也包括活著過去時代所記錄下來的許多真正出自人民的心和口的作品。”他熱切呼籲：“中央負文教職責的同志，一定要大力創造條件，去促進這門科學的發展和師資的培養”。
可歷史給鍾敬文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學術春天才開始，政治的寒冬倏然降臨。正在滿腔熱忱地推動民間文學的高等教育的時候，反右鬥爭開始，鍾敬文被錯劃右派，直到“文革”結束，才恢復正常學術生活。在這樣的境況下民俗學無從提起，連原有開設的民間文學課程也被取消。
歲月蹉跎，未墜先生弘毅之志，如先生詩云：“窮陰終究要歸陽”。1976年，“文革”結束，經歷20年學術禁錮之後，73歲的鐘敬文先生獲得了第二度學術青春，他為恢復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學術地位而呼籲奔走。1979年10月，中國文聯第四次文代會前夕，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正式恢復。文代會期間，民研會召開了第二次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鍾敬文在大會上作了《把我國民間文藝學提高到新的水平》的專題報告，其熱切提升久已耽誤的學術的心情溢於言表。會議期間他拜訪參會各位同仁，親自邀集顧頡剛、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白壽彝和羅致平等著名學者聯名發表《建立民俗學及有關機構的倡議書》，倡議建立中國民俗學會。倡議書最後寫道：“我們今天誠懇地向大家呼籲，希望得到大家的熱情響應。使我國中斷了多年的這門學科，能夠在新的社會基礎上迅速發榮，滋長，為今後提高民族科學文化的莊嚴任務，作出它的一份貢獻。”這份著名教授的著名倡議，成為當時年度重要文化事件，它標誌者中國民俗學學術春天的到來。
1983年，全國民俗學會成立，鍾敬文當選為理事長。為了推動和協助各省市這類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東，西至蘭州、四川，南至兩廣，東至上海、杭州、寧波，參加成立大會，參與學術討論，進行學術演講，積極推動民俗學學科的恢復與發展。在鍾敬文等老一輩學者的努力下，久已乾涸的民俗學園地重現生機。
1984年他被推選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主席，民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間文學集成的編纂，這是一個有“文化長城”之譽的大工程。鍾先生的任務是組織、領導並具體參與全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蒐集與編纂工作。他將這項工作視為傳承與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盡全力支持這一工作。作為民間文學集成的常務副總編、故事卷主編他在集成工作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為了表彰鍾敬文先生在主持藝術學科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編審工作，為弘揚民族民間優秀傳統文化做出的突出貢獻，國家文化部1997年給鍾敬文頒發了“文藝集成志書編審工作特殊榮譽獎。”2000年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給鍾先生頒發了首屆民間文藝山花獎終身成就獎。日本學者將鍾敬文與日本民俗學開創者柳田國男相比，稱鍾敬文為中國民俗學之父。可謂實至名歸。
新時期20年，鍾先生不顧年邁體弱日以繼夜地推動高校民俗學學科的建設工作，他不僅組織國家課題的研究工作，同時十分重視高校文科民間文學與民俗學教材的研討與編寫。鍾敬文先生先後兩次組織全國高校教師編寫《民間文學概論》、《民間文學作品選》和《民俗學概論》,作為專業教材與理論普及讀本。教材的編寫過程也就是民俗學師資人才培養的過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兩門課程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的開設，就得力於此。鍾先生在經營中國民俗學科過程中特別注意人才隊伍建設。自1983年開始，他多次舉辦全國性的民俗學講習班，除鍾敬文、楊成志、容肇祖等講述民俗學本體學問外，還聘請國內名家如費孝通講社會學與民俗學、白壽彝講歷史學與民俗學、楊堃講民俗學與民族學、馬學良講民俗學民間文學與語言學、羅致平講法律民俗學、常任俠講中國古代民俗與藝術等。在1997年的中國民間文化高級研討班上，他請來美國、日本、韓國等，以及臺灣、香港地區和國內一流學者授課，給那些本來學問底子薄的民俗學從業者充分的營養。作為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第一批文科博士後流動站的合作導師鍾敬文教授，他為了培養學科建設所需的教學科研人才，年近百歲堅持親自授課，被譽為可入吉尼斯的教壇奇人。當年他被學校推為曾憲梓教育基金會獲獎候選人時，有關方面為了確證，曾派人考察，發現年已九七鍾敬文教授不僅親自給博士生上民俗學導航課，而且常常一講數小時，連水都不喝一口。《光明日報》程偉光記者2001年6月7日拍下鍾敬文最後上課的照片，在鍾敬文去世後發表，題為《鍾敬文先生最後上大課》。他傳授的不僅是知識學問，還有人品與獻身學術的精神。
這二十年，是中國民俗學取跨越性進步的重要時段。在鍾敬文等老一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中國民俗學現已列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雖然民俗學就其學科性質來說，完全可列為獨立的一級學科),民俗學從一個民間的學術門類上升為國家發展的規劃學科，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的進步。鍾敬文先生為之奮鬥了近八十年的民俗學事業終於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在最新一輪的學科調整中，民俗學（含民間文藝學）依然保持它的國家二級學科的位置。
建立中國民俗學派
“大家有一種民族的自覺，將中國的精神視為命根子，將中國的優秀文化也視為我們的命根子。”
鍾敬文與常人不同之處，在於他擁有“為人類而工作”境界、獻身民間文化研究的巨大熱情、持之以恆的堅韌以及追蹤學術前沿、把握學術發展關鍵契機的敏感。
鍾敬文對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有著特別的感情，他說：“對於我，他不只是一位說故事者，一位文體家，一位思想家。他是我靈魂的深切關與者。讀著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帶入一種比現實遠為嚴肅和深邃的世界。它使我昂奮，使我戰慄，使我自負，使我不安，使我夢想，最後使我超升。”先生對羅曼·羅蘭的崇拜是對人類良心的崇拜，先生畢生繫念著民族大眾的文化，歷經磨難，無怨無悔，可以說他是中國的“良心”，羅曼·羅蘭的高尚精神在鍾先生心裡牢牢地紮下了根。
鍾敬文懷著對祖國民間文化赤忱與對學術真理的探究精神，在他80年學術生涯中，始終關注著中國民俗學的發展。他曾說：我們是歷史之舟的搭客，也是它的划槳人。創新中國民俗學的研究是鍾敬文常常思考的問題。鍾敬文重視中國民俗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在中國民俗學研究中他灌注了文化學的意識，他用文化整體的視野看待民俗事象。
如20世紀三十年代他在《山海經》研究中就運用這一思想，當時他的論著標題擬為《山海經之文化史考察》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鍾敬文創造性的提出民俗文化學的概念，並提出中國文化有上中下三層，或者說有三大幹流，三層文化同源異流。由此，我們的民俗研究就是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鍾敬文這一思想後來結集為《民間文化學：梗概與興起》一書。由此，我們的民俗研究就是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中國民俗學隊伍的壯大、研究範圍的擴展與研究問題的深入，在近八十年的學術積澱之後，鍾敬文對中國民俗學理論的思考日趨成熟完備。1998年，第四次中國民俗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鍾敬文作為理事長在大會上發表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學術宣言。他不僅再次系統地論述了擬議中的中國民俗學結構體系，將理論民俗學、記錄民俗學（民俗志）與歷史民俗學作為中國民俗學的三大支柱，其次有立場觀點、方法論、資料學等；更引人矚目的是鍾敬文針對中國文化的歷史與現實首次鮮明地提出“多民族一國民俗學”，認為這是中國民俗學的獨特性格。其實鍾先生一直在關注民族民俗學人才的培養與民族民俗的研究。鍾敬文在20世紀末樹起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旗幟，不僅顯示了中國民俗學者的自信與氣度，而且充分體現了民俗學的入世的品格，民俗學研究從來不是精英的智力競技與個人癖好，它是有關民族文化認同與民族文化傳承的大學問，應該有為“往聖繼絕學”的淑世情懷。鍾敬文為中國民俗學未來指明瞭方向。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鍾敬文在他學問人生的最後歲月，繼續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實踐。為了對有著深厚文化淵源的中國民俗學進行深入的探究，2000年鍾老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中國民俗史研究》，在課題啟動上，鍾敬文動情地說：一個民族應該有自己像樣的民俗史。這是一個小的文化長城，也是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本書原以為是鍾先生退休的禮物，結果先生在2002年1月10日不幸辭世。在鍾敬文先生的精神感召下，我們課題組成員齊心協力，終於在2006年完成這一課題。2008年該課題成果，380萬字，千幅民俗圖片，六卷本的《中國民俗史》列入國家社科基金優秀成果文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成果在2010年獲第十一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特等獎。當我們將它奉獻給先生靈前時，我想先生會報以愛撫的微笑。
2001年歲末，鍾敬文提議的中國民俗學教學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鍾先生在友誼醫院鄭重地囑咐前來看望他的民俗學工作者：“大家有一種民族的自覺，將中國的精神視為命根子，將中國的優秀文化也視為我們的命根子。”最後勉勵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學是一種重要的學科！”鍾先生希望中國民俗學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民族文化的顯學。最近十年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的蓬勃開展，眾多民俗學者參與其中，盡心盡力。當前在國家文化大繁榮的局面下，民族文化傳承的大課題更需要民俗學者的智慧與奉獻，中國民俗學獲得新的歷史機遇，鍾先生的期待正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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