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顾颉刚

顾颉刚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以及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言难尽顾颉刚

顾颉刚

2011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日记》,而早在2007年5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就已经出版了《顾颉刚日记》,历史学家一般都勤于撰写日记,但像顾颉刚日记时间跨度之长,文字之巨,却实属罕见。

《顾颉刚日记》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共600余万言,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日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炮火和文化革命的洗劫,最终能够得以保存下来,并奉献给当代的读者,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顾颉刚日记》既是顾颉刚自己60多年人生经历的写照,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侧影,读者可以从中窥视历史一隅,无怪乎台湾和大陆都出版了12册的《顾颉刚日记》。

一言难尽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

顾颉刚(1893—1980)字铭坚,号颉刚,江苏吴县人,1893年5月8日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为顾家题写了“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之匾额。

顾颉刚自幼随祖父、母亲、叔父识字、读书,入读私塾之后,始读《四书》、《诗经》、《左传》、《礼记》等古书典籍,读书之余喜听家人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及当地掌故旧闻,由此萌发了对历史的兴趣。

190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的顾颉刚,与叶圣陶、顾廷龙、王伯祥等人为同班同学,接受新式教育之启蒙,主要学习科目包括理科、英文、体操等课程。

一言难尽顾颉刚

左起: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

1908年,顾颉刚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这所学堂史称“草桥中学”,也是苏州历史上第一所公办学校。

顾颉刚深受师友的影响,极爱诗文,阅读了《尚书》、《周易》、《国朝先正事略》等大批古典文献,发现其中有不少伪造之书,深感古书中问题多多,也欲辨伪。

在父母操办之下,尚在中学读书的顾颉刚与吴征兰于1911年1月27日结婚,新娘是大他4岁的旧式女子,二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父母之命不可违。

1913年4月,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其长女刚出生两个月,顾颉刚报的是农科,后改为文科,听马裕藻的国文课,沈兼士的文字学课,还经常去听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讲学。

顾颉刚曾因病休学在家,阅读了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受其“上古事茫昧无稽”观念的影响,始知今文家自有其立足点,古文家亦有不可信处,遂编著《清代著述考》。

1916年夏,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师从陈汉章、崔适春、陈大齐等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公羊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遂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还相继聘用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为文科教授,为北京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尤其是比顾颉刚年长两岁的胡适,为沉寂的北京大学带来了一缕春风,胡适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从周代开始讲起,在学生中产生极大的震动,文科学生大都臣服胡适的学问,顾颉刚也开始师从胡适学作白话文。

1918年冬,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并为《新潮》月刊撰写文章。“五四运动”爆发时,丧妻的顾颉刚未在北京,而是回乡与殷履安结婚了,他还要安顿好两个女儿的抚养问题,否则他无法回到校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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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殷履安合影

1920年夏,顾颉刚从北京大学毕业,他被留校担任助教兼图书馆编目员,与胡适成为同事并过从甚密。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办,顾颉刚经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讨论辨伪书、伪事,协助胡适搜集曹雪芹家世资料,并经常与胡适、俞平伯讨论《红楼梦》。

1922年,顾颉刚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语文、历史教科书,并开始研究《诗经》、《尚书》、《论语》中的古史资料。

1923年,顾颉刚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起了一场古史大辩论,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三子钱三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这一时期,顾颉刚先后发表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郑樵著述考》、《序》、《论著作时代书》、《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从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一系列学术论文,以《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引起巨大的反响,一时成为数十位学者共同的研究课题。

1925年,顾颉刚编辑《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其发表的《中篇的今译》、《上篇的今译》、《篇今译》均获得学术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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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右三)与北大《国学周刊》同仁合影

顾颉刚从事国学研究之后,深受章太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影响,也深受胡适、钱玄同等同仁的影响,在胡适、钱玄同的引导之下,确立了疑古思想,并于钱玄同共同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辩伪的大讨论,并将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在北大形成了“古史辨”学派。

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术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中国远古传说是西周以后的人臆造出来的。

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于1926年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这部学术著作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1926年8月,顾颉刚应私立厦门大学之聘,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兼国学系名誉讲师,并负责编辑《国学研究院周刊》。

在厦门大学期间,顾颉刚与鲁迅有了一定的交集,鲁迅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前往厦门的,他们几乎是同时进入厦门大学,又几乎是同一时期离开,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两人却心生芥蒂,以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顾颉刚被鲁迅在文章中痛骂过,这似乎成为顾颉刚身上永远抹不去的污点,由于鲁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凡是被鲁迅痛骂的人,应该说是“盖棺定论”了,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1927年4月,顾颉刚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从厦门抵达广州赴任,顾颉刚受聘国立中山大学,应该与同学傅斯年有一定的关系,傅斯年于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并出任教授、文学院院长,还兼任中国文学和历史系主任。

顾颉刚出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傅斯年出任历史系主任,主讲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等课程。

鲁迅比顾颉刚早三个月执教于中山大学,等顾颉刚到中山大学执教时,鲁迅已经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了,因此两人虽然同为中山大学教授,却没有任何机会产生交集。

1928年,傅斯年、顾颉刚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在广州筹备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担任所长,顾颉刚出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后来顾颉刚因与傅斯年意见不合,退出语言历史研究所,顾颉刚与傅斯年这两位北大时期的老同学竟从此分道扬镳。

顾颉刚于1929年5月回到北京,出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主讲中国上古史研究,担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并在母校北京大学兼课。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期间专心于古史研究,先后撰写了《四部正讹》、《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一大批学术论文。

三十年代,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涉及的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有可能搞清楚有关问题,因此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讲授《禹贡》,编写《尚书研究讲义》,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讲授神话中的古史及秦汉宗教,在燕京、北大讲授春秋战国史课。

1934年2月,顾颉刚以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为基础,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与谭其骧合写了发刊词,形成了“禹贡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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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禹贡学会”工作

1935年3月,顾颉刚应国立北平研究院之聘,担任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北平研究院的《史学集刊》。

1936年7月,顾颉刚出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其所编订的《崔东壁遗书》,所主编的《尚书通检》出版发行。

“七七事变”之后,顾颉刚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出任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考察甘肃省及西宁市的教育,出任“老百姓”社社长,并编印《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之方式进行抗敌宣传。

1938年春,顾颉刚又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10余县考察,并在临洮、渭源办小学教员讲习班。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熊庆来之聘,出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主讲“经学史”、“中国上古史”等课程,以语体文编著《上古史讲义》。

国立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组历史研究所,顾颉刚仍担任历史组主任,还在昆明《益世报》上开辟《边疆》周刊,由于这一时期,顾颉刚住在昆明北郊浪口村,因此留有《浪口村随笔》。

1939年秋,顾颉刚抵达成都,出任齐鲁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古代史、古代史实习等课程,并在国学研究所担任主任,担任目录学、春秋学、经学、古物古迹调查实习、编辑方法实习等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还创办了《责善》半月刊及《齐大国学季刊》,当时钱穆、老舍都在此任教。

齐鲁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大学,1864年创办于济南,1937年9月迁至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联合办学,史称“华西坝五大学”。

1940年4月,顾颉刚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顾颉刚抵重庆之后,出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并主编《文史杂志》,并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专任教授,在师范学院国文系讲授“史记研究”课,在文学院史学系讲授“春秋战国史”课,讲课笔记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题出版。

1943年4月,顾颉刚辞去中央大学教职,与人合办“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并出任社长,大中国图书公司成立时,以史地图表社为编辑所并任所长,主编《中国名人传》,这一年的5月,顾颉刚第二任妻子殷履安因患恶性疟疾去世。

1944年3月,顾颉刚被聘为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主讲史记研究、春秋战国史、历史地理等课程,不久刚过知天命之年的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并于同年7月1日在重庆北碚低调结婚。

1944年11月,顾颉刚又一次应齐鲁大学之邀,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等课程,因学校闹学潮,又从成都返回重庆,继续在复旦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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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书法

1946年2月,顾颉刚回到北平,四处查询为日人所掠去之藏书,以图恢复禹贡学会,主编《禹贡》周刊。

1946年8月,顾颉刚出任苏州省会教育学院教授,在图书博物馆系讲授“中国目录学”,在社会事业系讲授“中国古代社会史”,此后顾颉刚又先后在苏州、上海、兰州等地执教,变换非常频繁。

1948年,顾颉刚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顾颉刚在上海的诚明文学院、震旦大学、上海学院等校执教,并最终在复旦大学稳定了下来。

顾颉刚曾一度想去台湾,但终未成行,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家累太重,二是不愿与傅斯年为伍。

此后,他在上海闲居五年,即便人事关系落在复旦大学,也只是“闲云野鹤”,并没有得到学校的重用,新政权对他颇为冷淡,而顾颉刚也对新政权心存疑虑。

1954年8月,顾颉刚从上海被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担任一级研究员,在毛泽东主席钦点之下,担任《资治通鉴》总校,1955年,又开始标点司马迁的《史记》。

195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评选学部委员时,顾颉刚落选了,其落选的根本原因,应该不是学术上的,很有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

顾颉刚在1943年曾向蒋介石献九鼎一事,就是其政治污点之一,其夫人张静秋为此对其抱怨不已,因为留在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除极个别之外,大都当选为新中国的学部委员,这不但是学术荣誉,而且也是政治荣誉,更是一种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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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魏建功、江绍原、顾颉刚、常惠、容肇祖

顾颉刚除了在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和学术团体职务之外,没有被赋予任何职务,即便诸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职务,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顾颉刚学术生涯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他把自己的内心所思所想全部倾诉在自己的日记中了。

文革期间,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劫难逃,他每天都要到历史研究所参加劳动,女儿与之划清界限,妻子张静秋的责骂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有时甚至出手殴打,在众叛亲离之下,顾颉刚能够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已属不幸中的万幸了。

1971年,顾颉刚被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受命主持《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并于1977年完成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顾颉刚被推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但这也是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因为顾颉刚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彻底失去了履职的能力,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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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晚年在寓所院内留影

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曾为2007年在台湾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写了一篇长序——《未尽的才情:从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洋洋洒洒10余万字,堪称史上最长序之一,以致能成为一本独立出版的书了。

在这长篇序言中,余英时用相当的篇幅,叙写了顾颉刚长达半个世纪的梦中情人——谭幕愚,顾颉刚一生经历三次婚姻,但他最钟情的人却是谭慕愚,这在《顾颉刚日记》中有相当的篇幅披露,谭慕愚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其一生度过了95个春秋,但却终身未婚,实在是一个“世纪之谜”。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名言,《顾颉刚日记》的价值在于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浓缩的民国学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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