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现代学术名著200种
第19种
将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
—— 吕思勉
童书业 (1908—1968)
童书业先生，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章卷益、卷益、童疑、纳斋，1908年5月26日生于安徽芜湖，1968年元月8日卒于山东济南。
童书业先生自幼体弱多病，无法坚持在新式学堂学习，因而经历了与其同龄人不同的认知历程，除在上海寰球小学、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北京京华美术学院等学校断续读过几年书外，自四岁识字起，多系请先生在家教授经史书画，甚至英语也是请人入室教授。由于兼具超常的记忆力和悟性，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尚书》这样文字佶屈聱牙的典籍他至老都能背诵如流，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柢。
自学成才，师从顾颉刚先生
成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9年，童书业先生读到《古史辨》，对顾颉刚先生大为敬佩。同年还读到陈独秀、郭沫若的著作，也深受影响。但他自幼所形成的传统学养使他与古史、古籍考辨更为契合，他自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私淑弟子，以古史辨门径开始治史。1930年著《论语解诂》，此为他治经史之始。1934年至杭州，以王修（季欢）之名发表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此为他发表文章之始。他又将其1933年所著《虞书疏证》寄顾颉刚先生处请教。
顾颉刚先生极为欣赏童书业先生的才华，顾先生到杭州奔丧时，即顺道访谈，并邀他到北平协助从事古史研究。1935年至1937年是童书业先生治学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治学的第一个高峰。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积蓄已久的学术生命力喷薄而出，写就了大量古史古籍考辨的文章，同时开始了他对历史地理、绘画史的研究。
“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北平辗转到上海，幸遇吕思勉先生和杨宽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在上海立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童先生担心留上海会被迫做文化汉奸，遂离开上海到宜兴、常州一带，辗转谋生。1945年，童先生返回上海，至1949年8月，历任上海博物馆干事、历史部主任、总务部主任，并在复旦大学代课。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他仍在学术研究中奋进，开始了古器物学，尤其是瓷器史、美学、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在逐步加深。1949年8月，他应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后，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青岛市人民代表、山东省九三学社科学研究委员、山东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1968年1月8日，童书业先生以未满甲子之年谢世。
童书业先生猝亡，其学术成果散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各报刊、出版物、未刊文之中，极易被湮没。其三女童教英自1977年起奔波于北京、上海、浙江各图书馆，将能搜集到的文章及家中存稿分为七个领域进行整理，其分别为：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中国美术史研究；古代社会研究；古代经济史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研究。在零零碎碎出版一些书之后，中华书局将童先生七个学术领域之作分为11个分册出版并将其文学、美学、教学、生平及后续又查到的一些佚文集中为第12分册出版，最后将这12分册结集为七卷本《童书业著作集》。童书业先生主要学术成果方得以保存。
童书业先生手迹
作为学术代表作的《春秋史》
《春秋史》是学界公认的童书业先生的代表作，它的写作发端于1935年至1937年间，完成于1941年。本书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16万言，考证部分预定30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
《春秋史》是一部将正史体裁、纪年体、纪事体、政书及会要体、杂考体等体裁写作之长融会而创的一种分章综述的断代史新体裁。它又是一部将极深奥繁复的考证化为极通俗浅显的白话文写出之作。文中甚而将古文古诗皆译作白话文。吕思勉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 。”
《春秋史》从面世至今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赞赏。书中所体现的学术理念及其研究成果，至今仍受到治史者的首肯，故而它多次再版。
童书业先生的学术渊源有二：一为考据，一为理论。推其考据学源，除自幼熟读古籍，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在心胸中烂熟已久外，从其所撰《古文约编》及《桐城文选》二书之序言中，可知其深受桐城派影响。
在《春秋史》中，古史辨派那种对古史古籍怀疑、认为上古史是神话与传说的特征是很明显的。童书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一样，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逐渐融合的复合体。他在《春秋史》第十七章总结春秋时期的历史时说：
“春秋时诸夏民族住在中原，四边和较僻野的地方都是给所谓蛮、夷、戎、狄等部族住着。诸夏想同化蛮族，蛮族也想征服诸夏；两方势力一经接触，诸夏在武力上就不免吃了大亏。于是中原各国互相联结，共同御外；在这样情势之下出现了伯主制度。一班伯主的中心事业便是“尊王”和“攘夷”。“尊王”是团结本族的手段，“攘夷”是抵御外寇的口号。
那时蛮族中最强盛的，南方有楚，北方有狄，所以攘楚和御狄就成了当时中原伯主最注意的事情。结果狄族由被抗而分散，楚人由被攘而同化。到了春秋末年，北方的狄族尽被晋国并吞，东方的夷、戎等族也被齐、鲁等国所征服，西方和中原的戎族早已衰微，被晋、秦、楚等国所瓜分，而南蛮的楚在这时也已率领南方诸族变成诸夏的一分子了。
东南方的蛮族吴和越从春秋中年起也渐渐加入诸夏的团体，经过了约百年间的相拒相迎，到了春秋之末，吴国和灭吴的越国竟变成了东夏的盟主了。楚、吴、越等国本来文化较高，他们很早就有文字，并不是真正的化外蛮民，所以受诸夏的同化也比较容易些。
上古的许多不同的种族，就是在春秋时代混合而成立了一个整个的“华夏民族”。”（第270页）
童书业先生并不否认夏朝及夏朝以前中国文明的存在，只是因史料不足而对古籍所言这段历史事迹不敢肯定而已。 他在《春秋史》第一章《西周史略》注中说：
少康以前之古史，事迹甚为详尽，皆出神话传说，不可信据，已详拙编《古史辨》第七册。少康以后之古史较近有史时代，或事迹简略，或说近情理，只可暂列之于存疑（第20页）。
童书业先生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学者一起辨伪求真的功绩在于：打破了以前作为信史的“三皇五帝”至夏的古史系统，将其回归至神话传说时代。他们廓清的这一段历史时空有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努力求索，以历史事实填实这段时空。由于有着这种求真的精神，童先生也在古史古籍、历史地理、绘画史、瓷器史诸领域，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有不少发现，求得若干真相。他在各领域审慎求真所得出的结论，至今尚有不少为学者认同，甚而有的结论被考古发掘或收藏家之收藏所证实。
童书业先生在运用古史辨派治学方法的同时，注意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接触和吸纳。1929年，他读了陈独秀的著作，思想为之大变。同年“复读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受其影响”（《知非简谱》），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童先生坦言“受其影响”，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很早就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关注和重视。但1945年至1949年，他在辨伪求真的理念下也曾对不注重考证史实、史籍真伪，教条主义式的所谓史观派大加挞伐。1966年，他在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即明言自己写《春秋史》过程中已着意
尝试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了。《春秋史》中确实有不少地方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一般过程，经济的变化是社会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童书业先生的学术渊源由考据和理论这两部分组成。随着他的学术研究的深入，其考据与理论不断地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即理论研究都以考证出的历史真相为基础，考据时都以全方位客观求真的理论为准绳，使考证出来的结论更符合历史的真相，遂凝聚成他自己的学术特色：“会通”。《春秋史》是一部考据论著，也正体现了这种用功深湛、运理精审、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色。
童先生在《春秋史》序言中说：
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本书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整部《春秋史》确实都贯穿着他的会通理念。从纵向而言，大至从太古直至战国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春秋时期242年间周及各主要封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关系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脉络，小至某一具体现象的缘起、发展、结局，都梳理得清清楚楚。从横向说，对春秋时期各个阶段的周王朝和各封国，以及各封国与夹杂在封国间或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消彼长的势力，乃至各自内部微妙嬗变，无不一一交待明确。这梳理清晰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将我国动荡变化最激烈时期之一的春秋时期的各个方面动态地展示给读者。
（编者附注：本文是童教英先生为《春秋史》2010年版撰写的导读《童书业和他的》。本书采用时做了一些修改和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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