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辛未访古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顾颉刚的学术信念和研究方向有了很大改变。1931年4月，顾颉刚与容庚、郑德坤等组成燕大考古旅行团外出考古，历时两个月，所到之处有河北的定县、石家庄、正定、邯郸、魏县、大名，河南的安阳、洛阳、陕州、开封、巩县，陕西的潼关、西安，山东的济宁、曲阜、泰安、济南、龙山、临淄、益都、青岛等。在旅行中，顾颉刚看到了古代建筑之伟、雕刻之细、日用器皿之制造、文字图画之记录等，莫不惊心动魄，但在最近二三十年中竟受到急剧的破坏。他为此感叹道：“宁愿毕世不见新出土之古物，以待太平之世我曾孙玄孙之发掘，不愿其今日显现而明日湮灭也。”
比古物破坏更严重的是民生的惨状。因为怕遭遇土匪，旅行团只沿着铁路沿线考察，所到之地不算荒僻，每一个地方只逗留两三天，了解也不详细。尽管如此，这次旅行仍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刺激。他在《旅行后的悲哀》一文中写道：当我们上了平汉车之后，满目荒芜。几个名城，城垣虽然伟大，但土地干枯，人家稀少，一进城仿佛进了沙漠。到石家庄，便听得某地某地有制造“白面”的工厂和运输“白面”的方法。到彰德，就闻得很浓厚的鸦片烟味。到巩县，知道这一县只有一条市街，这条街上共有二百家铺户，而鸦片烟馆就占了四十家。梅毒的高发也是极显著的一件事，我虽没有到医院调查，但看医院门口的牌子和药房门口的广告，我敢断说必占全体疾病的三分之二。娼妓之多，自不用说。
除鸦片、梅毒、娼妓外，兵和匪也很猖獗。他在文章中写道：洛阳的龙门，虽离城不过二十余里，然而我们要去，许多人都说“不保险”，不得已向官署请兵而后行。一路所见的行人，差不多都带着枪支。每一个乡村，就是一座城，每一座城外开道壕沟，甚至在壕沟之外还绕着铁丝网，由此可见土匪问题是怎样的严重了。
至于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他们许多人还过着穴居的生活。乡村人家的生活用品，若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就知道炕是辽代传来的风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时传进中国的棉花。其他如菜刀、油锅之用铁，门联之用纸，都是西历纪元前后的东西。至于11世纪以后的用具，就找不出来了。然而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病痛却是20世纪的，官吏和军队要怎样就怎样，鸦片、“白面”、梅毒又这等流行，他们除了死路之外还有什么路走！
这就是顾颉刚眼中的中国现状，这种现状给他以强烈的震撼。他生在书香门第，长在繁华的苏州，就读于北京大学，任职于北大、燕大，一天到晚与经书古史为伍，想的是大禹是虫还是人？何曾料到今日的中国会是如此惨状！在此之前，他一直觉得自己这一生只配研究学问，毫无“用世”之心。即便对政治社会有所不满，但总以为自有贤者能者担当责任，自己投身其中，于世无益，于己有害。因此，大学毕业十余年来，他几乎不问政治，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以“为学问而学问”相标榜。可这次旅行考察归来，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再这样下去，真要亡国灭种了，自己再也不能埋头书本、醉心学术了。他说：“从此以后，鸦片、‘白面’、梅毒、大银圆、农村破产，永远占据了我的心。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接下来的“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更加激发了他走出书斋出来“救世”的热情。他认为日本侵华正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好机会。日本人性急，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果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可恢复健康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最要紧的职务，是捉住这机会，来唤起民众。”
1932年1月，顾颉刚回杭州探亲，因“一·二八”淞沪抗战，交通阻隔，滞留杭州四个月。这期间，他目睹了当地民众支持抗战的情景，很受鼓舞，觉得民众可用，如果全国各地皆能如此，则中国就不会失败。他认为救国工作，第一要有计划，千万不可以喊口号、贴标语为满足。在学校里，就要发挥各专业的特长：国文系可以编民众读物，史学系可以编中国民族史，外国文系可做国外宣传，教育系可深入民间去。他的一个同事当时正在研究地理沿革史，他便希望同事能从中证明东三省属中国的版图，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来揭露日本学者说东三省本非中国的领土的险恶用心。
“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加入了燕京大学的中国教职员抗日会。1933年热河失陷后，时局更加危急。顾颉刚当时担任抗日会宣传干事，他主张：“我们的文字是民众所不能了解的，他们有他们的辞藻、语句、趣味。我们的宣传如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他的这一建议得到同事们的赞同。当时北方乡村最流行大鼓书，因为乐器简单，有两人搭档便可走遍乡村，而且句子长短不限，最接近说话，尤其适合做宣传之用。于是，他先在报上登出征集鼓词广告，列了许多题目，两个月内即收到四十多篇，后又征集多篇，修改后付印。又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将发行机构命名为“三户书社”。6月初，唱本开始出版，销量不错，其中《大战喜峰口》在半年之内就添印了七万册。
为了销售唱本，他与其他人创办了金利书庄，但因营业不佳，很快关闭。随着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抗日的气氛有所缓和，当局也对宣传抗日加以阻挠，燕大同事的抗日热情渐渐衰落，薪金停止扣用（原来抗日会的经费是由会员的薪水按月扣付5％）。尽管顾颉刚一天到晚忙于教书、研究、办事、应酬，但他认为三户书社这件事是义之所在，必须腾出一些时间去做。他为此致函教育部长王世杰，请求津贴三户书社，得到赞同，但必须改名。1933年10月，顾颉刚将三户书社改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其目标除提倡民族主义外，尤注意国民道德的培养和现代常识的灌输。1934年春，天津《大公报》多次介绍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并建议扩大规模，顾颉刚对此非常感激。他在致谢信中表示，我们做这项事业，应当“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地去做。我们这辈人看得见成功固然快意，就是看不见成功也无妨，好在只要国家不亡，民族不灭，将来总有人享受其成的。
在顾颉刚的苦心经营下，通俗读物编刊社有所起色。到1935年，他手下已聚集了容庚、王守真、吴世昌、郑侃嬨等人。他请社中同仁撰写民族英雄的故事，如《勾践报吴》《子产治郑》《张季直》等，陆续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受到读者好评。为了得到交通部长朱家骅的支持，维持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生存，顾颉刚不得不加入国民党。他又从中央党部弄到两万元，作为社中经费。随后又在社中创办《民众周刊》《大众知识》两种刊物。为了得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经费支持，顾颉刚又担任该委员会顾问。1936年，通俗读物编刊社增至四十人，每星期编出小册子八本，报刊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发行网络也建立起来，遍及华北各省。
“七七”事变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应傅作义之邀，迁往绥远。该社编的《卢沟桥》唱本，自7月15日出版，至22日迁绥远时，已在北平销出五千册。之后，该社又先后迁往太原、西安。在西安曾出版过《平型关大战》《阳明堡火烧飞机场》的鼓词本，颂扬八路军的抗战事迹。1938年初，迁到武汉，出版的小册子有《战平郊》《大战天津卫》《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令抗战殉国》等。10月，又由武汉迁到重庆，编的稿子卖给生活书店，每月编出十种小册子，还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政治部每月编写五种小册子，印发给伤兵阅读。
从1933年三户书社成立到1940年通俗读物编刊社结束，顾颉刚和社中同仁编写和发行的宣传抗日小册子数量极为庞大。据王真在《记顾颉刚先生领导下的通俗读物编刊社》一文中估计，从1937年到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社中编写和刊印的小册子至少在三百种以上，刊行数量当以千万册计。日本人小仓芳彦在《顾颉刚与日本》一书中引野原的《解题》说，1931年以来，日本由进犯东北进而开始侵略整个中国，顾颉刚根据五卅惨案时的经验，发起组织了通俗读物编刊社，采用大鼓书、小调（民歌）一类的形式，把抵御外侮的故事编成通俗说唱，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其间刊行的通俗读物，有六百种，共计五千万册。
顾颉刚之所以对编写通俗读物如此热心，除了宣传抗日这一时代要求外，还与他对通俗读物的重要性认识有关。他在《通俗读物的历史使命与创作方法》一文中说：这样的通俗读物，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算是一种独创的作风，它在内容上是十数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承继与发展，在方法上是过去文化运动失败的教训所产生的新形态，在效力上是直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进步的新工具，在价值上可为中国文学史留下“别树一帜”的新派别，在意义上可成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新动力。可见，顾颉刚编写通俗读物就是在继承和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平民文化和文化下乡，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普及到平民大众之中。
顾颉刚创办三户书社和通俗读物编刊社完全是学术事业以外的工作，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筹措经费，他被迫加入国民党，周旋于国民党政要之间，甚至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但他坚信唤起民众是立国根本大计，通过编写唱本，使民间不识字者亦能感觉当前之危机与自身之责任。他在多次碰钉子后，仍不灰心，深知要做事就免不了困难，愈大的事困难愈多，不求自身的成功，但求对国家民族有利。顾颉刚在宣传抗日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不能算是学术研究，甚至有人还认为是“不务正业”，但这项工作在当时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岂能是几篇学术文章、几本学术专著所能相提并论的！
摘自“大家精要”丛书之《顾颉刚》
《顾颉刚》详细讲述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和播种者，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顾颉刚的传奇人生，并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总结，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学问超级棒，为人热心肠，不断提携年轻后学，而且热心国事，有血有肉的史学大家形象。
王林，1966年生，河南正阳县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出版《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大师的风度与风骨》《山东近代灾荒史》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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