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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夏天，“老司机”这个词被一首云南山歌跟性扯上了关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意思。不过山歌、民歌带点色情成分，不是个新鲜事儿。像未经加工过的东北二人转、陕北信天游，里头都有大量不雅的原生态唱词，一句“高山上点灯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算委婉的。
而且，这种调调古已有之。把时间往前推五百年，明代的小说家冯梦龙整理过一本《山歌儿》，色情小调一曲接一曲。他还自创一本“风流谱”，把千家诗中的名句嫁接到色情歌谣的末尾，写得挺有创意，就是文字非常露骨。唐宋诗家听了，棺材板儿怕是要盖不住。
这本“风流谱”叫《夹竹桃顶真千家诗山歌》。来看一首比较含蓄的：
“
春来夜夜忆私情，手托香腮眼看灯，罗帏寂寞，捱过五更，衾寒枕冷，凄凉怎禁？姐道：我郎呀，你自来欢娱所在嫌夜短，教奴奴秋千院落夜沉沉。
最后一句出自苏轼的《春宵》，用得恰到好处。
再往前推两千年，还有经孔夫子删删又改改、“留贞去淫”后的《诗经》，也并非全然“思无邪”，里面有直接描写性爱的诗句，如《诗经·郑风·野有蔓草》：
“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首诗的大意是：在野外布满露水的青草地，有一个漂亮姑娘，眉清目秀十分迷人，我与她不期而遇，一起走向青草深处，做起了欢乐的事……
可见古人对性这件事，最早是很自然开放的态度，并不遮遮掩掩。《诗经》中的“风”，本就来自民间，这种调调，大概从人类会作诗起就一直有了。
不过把这件事当成正经事来研究的，还得等到辛亥革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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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年前的北京大学，有一群来自中国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高调声明：我们要来研究民间小黄歌。其中的主导者，正是文坛大家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
色情民歌在周作人那儿换了个学名，改叫“猥亵歌谣”，他在《猥亵的歌谣》一文中说：
“统地讲一句，可以说‘非习惯地说及性的事实者为猥亵’。在这范围内，包有这四个项目，即（1）私情，（2）性交，（3）支体，（4）排泄。”
这四个范畴内的民歌，都叫“猥亵歌谣”。这概念是周作人新造的，灵感来自霭理士(H·Ellis)，一位研究人类性交行为及心理的英国性心理学家。
☉霭理士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位“精神上的导师”。1944年，周作人发表《我的杂学》，共计十八个小标题，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像“文化人类学”、 “医学史和妖术史”、“儿童学”、“生物学” 、“性心理学”都与霭理士直接相关。图上这本《性心理学》初版于1933年，译者是潘光旦，也是目前的通行译本。
对霭理士，周作人爱得深沉。他最早接触到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是在日本留学期间。
当时，日本文坛被阅读霭理士的风潮席卷，很多著名的文人都主张要在情爱世界中做一个真人，写了一堆重口味的自传小说。顺藤摸瓜，周作人找到了霭理士和性心理学，在这座富矿中一挖就是四十年。
从民国七年（1918年）起，周作人开始译介霭理士的思想。直到七十六岁（1961年），他还引用过霭理士对日本文化特殊性的认识——不避忌裸体。
“迷弟”周作人，站在霭理士这个“偶像”的肩膀上，开发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核心是“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指‘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充分表现‘灵肉一致’人性。”
民间小黄歌唱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落到纸上，当然也算有灵有肉的“人的文学”。早在1913年，周氏兄弟就开始着手搜集民间歌谣。当时的周作人在绍兴，通过当地报刊征集民歌与民俗材料，只是无人响应，收获甚微。
等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周作人出任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主持人，他就把自家私货掺入了官方学术活动中，一手促成“歌谣研究会”面向社会大众征集“猥亵歌谣”。
其实在1918年，北大已经开始征集民谣。那会儿，“歌谣研究会”还叫“歌谣征集处”，只征求“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有意规避了淫词艳曲。
周作人走马上任，大笔一挥，把征集简章给改了。往前迈出一大步，声明“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也可以寄到《歌谣》周刊来。
☉《歌谣》周刊创立于1922年底，是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纸上阵地，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周刊》辟有多个专栏，发表各种类型的民谣，有儿歌、情歌、仪式歌、长工歌、劳动歌等等，“猥亵歌谣”其实登载得并不多。
三俗小黄歌有啥可研究的？
周作人也承认，“猥亵歌谣”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值得深挖的是歌里老百姓的“意淫”，那些调戏、偷情、乱伦等不道德行为，是欲求不满后的幻想，混着苦乐哀愁，都是底层民众真实情感的流露，指向他们被压抑的性心理。
此外，周作人强调通过民歌考察国民的思想。他在《歌谣》中说：
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言语学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参考的材料。
可见，周作人更多的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虑的。陆陆续续发了十多篇宣传文章后，周作人和同仁收到了二百多封来稿。可惜没人整理，更没钱出版。总之，这批小黄歌长啥样我们今天是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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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鼓捣出色情民歌辑录著作的是《歌谣》周刊的编辑，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他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写了一本《古史辨》，自创“疑古辨伪”研究史学、经学的学术流派。同时，顾颉刚在民俗学领域成就也极高，称得上是一位开拓者。
顾颉刚是北大的学生，念书时曾因病休学，回老家苏州待了一年。养病也没闲着，搜罗了一批本地民歌。
民国十二年（1923年），顾颉刚回北大当了《歌谣》周刊的编辑，就把手头的苏州民歌陆续发了出来，最后结集了一本书，叫《吴歌甲集》。书里分出了一类“闺阁妇女的歌”，大多跟男女私情有关。
来，咱先一起看看歌名：
☉这张目录，是从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吴歌甲集》里截取下来的。
一眼望去，并没有什么“淫邪”的地方。至于具体内容，我替大家仔细翻了翻，发现也算不上有多荤。
最露骨的当属一首《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
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
绕浜走过二三更。
“走到唔笃场上狗要叫；
走到唔笃房里三岁孩童觉转来。”
“奈来末哉！
我麻骨门闩笤帚撑，
轻轻到我房里来！
三岁孩童娘做主，
两只奶奶塞子嘴，
轻轻到我里床来！”
大意是偷情的男女说悄悄话：妇人宽慰她的情人，别怕夜半三更来院里的狗要叫、屋里床上的孩子会醒，她自有化解之道。这比《西厢记》里“柳腰款摆，花心轻折”之类的曲笔含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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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本民歌集还是给顾颉刚惹了麻烦。
民国十六年（1927年），顾颉刚转到中山大学出任历史系主任，拉着一帮同好，成立民俗学会，又发《民俗周刊》，又编民俗丛书。
仿效《吴歌甲集》编成的《吴歌乙集》、《疍歌》，少不得收录几首“猥亵歌谣”。像钟敬文编的《疍歌》，是在水上生活的广东疍民唱的渔歌。
☉疍民，是指两广福建一带以船为家生活在水面上的渔民。广东的疍民说粤方言，他们在打渔劳作、婚嫁祝贺时，习惯唱疍家歌解闷或助兴。现在，疍民少了，疍家歌也快失传了。
疍家歌唱词直白粗俗，自带一股咸湿味，像这首《竹叶生来叶叶尖》，描绘男女亲近的举动，大胆得很：
“ 巴豆开花白抛抛，啰，妹当共兄做一头，啰。
白白手腿分兄枕，啰，口来相斟舌相交，啰。
结果校方不乐意了，第二年搞了个“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民俗丛书能不能出、要不要改，得审查会拍板。六月，校报上又发了一则通告《大学院训令禁止生徒购阅淫猥书报》，声明：
“查淫猥书报，流毒社会，在青年学子，尤为易受诱惑，诚如内政部所言，亟应通饬各校，一律禁止各学生购阅，以端趋向，而肃学风”。
一竿子扫过去，钟敬文成了替罪羊。远在北京的校长千里传书，辞退了这个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务助理员。他非常愤慨，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样的时代里，正义的拥有者，永远要吃亏的。你要主张真的学术，你要提倡真的人道，那你最好是预先具备了上十字架去的勇气……受到此等待遇，老实说，我觉得自己还大大的不配，但我竟因此获了罪，我倒能觉得泰然。
（钟敬文对此事一生都耿耿于怀，70多年后提起此事，仍斥戴季陶为“假道学”。）
次年，顾颉刚也黯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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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跟小黄歌听在不同人耳朵里，回响并不一样，是一个道理。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们对于民间“小黄歌”态度并不宽容，研究它的学者们如周作人等，要冒相当大的道德风险。今天人们已经可以把云南山歌当做B站的素材随意欣赏，但仍然停留在猎奇的态度，对于这些民歌背后的民俗学和性文化的意义，还无法做到一种平视的眼光——在这一点上，还远不如我们创作出《诗经》的祖先们。
参考文献
周作人顾颉刚：公开收集“猥亵歌谣”的文人，施爱东
周作人与“猥亵歌谣”，张敏
周作人的民歌研究及其民众立场，陈泳超
霭理士译介史，戴潍娜
《吴歌甲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周作人散文全集》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 钟叔河
出版年: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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