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用東坡韻”詩中蘊含的生命情調》
作者 京都靜源、黃鳴 教授/文學博士
作為傳統知識人所具有的特殊素養，陳寅恪養成了以詩記事的習慣。因此，對其詩的解讀，成了分析其晚年心態的重要門徑。而在陳寅恪先生的詩中，有一個重要現象至今無人提及，即他的“用東坡韻”詩。
據我們統計，他的“用東坡韻”詩有《丁亥元夕用東坡韻》（1947年）、《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鄰舍兒童聚觀用東坡韻作詩紀之》（1948年）、《己丑清明日作用東坡韻》（1949年）、《庚寅元夕用東坡韻》（1950年）、《辛卯廣州元夕用東坡韻》（1951年）、《廣州癸巳元夕用東坡韻》（1953年）、《壬寅元夕後七日二客過談因有所感遂再次東坡前韻》（1962年）、《癸卯元夕作用東坡韻》（1963年）、《甲辰元夕作次東坡韻並序》（1964年）、《乙巳元夕次東坡韻》（1965年）、《乙巳元夕倒次東坡韻》（1965年）、《乙巳清明日作次東坡韻》（1965年）、《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東坡韻》（1966年）、《丙午清明次東坡韻》（1966年）等14首，在這14首“用東坡韻”的詩中，實際上只用了蘇軾兩首詩的韻腳，即《正月三日點燈會客》與《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其中，用前詩之韻者有11首（內有1首為倒次其韻），用後詩之韻者有3首。問題在於：為什麼陳寅恪先生要用同一韻腳分別和蘇詩至14首之多？被和的蘇詩與陳詩之間，有什麼樣的契合關係？
一、蘇軾原詩的內涵研究
蘇軾《正月三日點燈會客》原詩如下：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王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冷煙溼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原詩如下：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開。
《正月三日點燈會客》作於元豐六年（1083）蘇軾貶謫黃州之時，在詩中，蘇軾由眼前楚地之景，回憶起當年在汴京的生活，不禁感慨系之。第二首作於元符元年（1098），蘇軾被貶海南，當上巳日時獨居無聊，與老符秀才暢飲而醉，以詩記之。詩中以管寧與王式為例，比喻自己並無心於政治風波，而堅信自己一定能在有生之年北返。這兩首蘇詩從寫作的時節來看，前詩為正月三日，然而在陳寅恪先生的步韻詩中，全用在元夕日所作的詩中，即農曆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究其原因，應在蘇詩的最後一句“留得新春作上元”，與陳寅恪所處的時間和心境相契合。後詩為上巳日，宋吳自牧《夢粱錄·三月》：“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觴故事，起於晉時。唐朝賜宴曲江，傾都褉飲踏青，亦是此意。”然而在陳寅恪先生的和詩中此韻全部用在清明日所作的詩中，清明是農曆二十四節氣之一，在公曆四月五日前後，雖然和古代的上巳日時間較近，但畢竟是兩個性質、目的都不同的節日。但蘇軾詩題所云“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則宋代時海南民俗已經將上巳日作為掃墓之日，陳寅恪先生步其詩韻，作清明之詩，也算情境吻合。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一詩作於北宋元符元年（1098），為東坡貶謫海南時所作。首聯“萬里家山安在哉”，極寫上巳節時東坡遠謫萬里的孤寂之感。東坡從來不是一個缺乏朋友的人，但此時去尋平時與他往還的諸生，竟一個都找不到，全都出去上冢去了。只找到一位老秀才符林，也好，不能辜負帶著的這一瓢酒啊！於是兩人相飲至醉。沉酣之餘，東坡不禁想到了那位詩仙李太白，他去城北找範居士，卻迷失在蒼耳叢中，又意外地發現範居士原來正在邊喝著酒邊摘著蒼耳。他還想到那位隱居在鹿門山下的龐德公，日暮途窮，龐德公也要回到他隱居的小廬了吧？回想自己，暮年放逐萬里，有沒有回去的機會呢？答案是有！看那三國時代的管寧吧，他遁處遼東三十七年，終於在晚年迴歸中原。還有那漢代的王式，皇帝下詔任命他為博士，他就以為機會來到，到了長安，卻遭受嫉妒焚心的江公的侮辱，只能追悔當初出山的決定，既然王式本來可以不來，為什麼一定要出來受辱呢？如果自己能迴歸中原，一定會記得今天，在上巳日的城南，看取木棉花落、刺桐花開的情景。在這首詩中，蘇軾雖然有孤寂的感覺，但通過酒的觸媒和老秀才符林的把杯共盞，又激發了他天性中豁達樂觀的精神，在經歷瞭如此巨大的宦海風波後，他堅信有一天能夠北返中原，去順遂自己的隱居之志。
二、陳寅恪“用東坡韻”的原因
蔡鴻生先生在《不能以陳寅恪先生的是非為是非——蔡鴻生教授訪談》一文中說：
晚年陳寅恪的神遊夥伴除了柳如是之外，還有蘇東坡。陳寅恪的很多感觸都是與蘇東坡相通的，例如被貶、淪落等等。這一點別人沒有說過。認識到柳蘇情結，才能完整解讀陳寅恪先生晚年心境。
可見蔡先生和本文作者一樣，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
從寫作的時間看，他的“用東坡韻”的詩和其他詩中提及蘇軾者，都作於1947年之後，為什麼陳寅恪會在那時開始突然對蘇軾的這兩首詩如此感興趣？我們主張這是由陳寅恪先生的文化心理與目盲生理兩個方面原因決定的。
關於目盲生理方面的原因如下。
1945年春，陳寅恪因為左眼視網膜剝離加重而造成失明。根據他的女兒陳流求所寫的筆記記載：
一九四五年春天一個早上，父親突然發現兩眼一片漆黑，失明瞭。先叫我通知他當天不能上課，隨後住進存仁醫院。
從此以後，目盲成了制約陳寅恪先生獨立進行自由的學術研究的致命傷。早在1944年11月23日，他就在致李濟、傅斯年二先生的信中說：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視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後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澱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瞭），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太苦，則生不如死矣。
他從那時開始到1947年開始“用東坡韻”寫詩之前，就已經寫了不少詩自嘲：《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醫院歸家後作》、《目疾久不愈書恨》、《乙酉春目不能出戶室中案頭有瓶供海棠折枝忽憶舊居燕郊清華園寓廬手植海棠感賦》、《目疾未愈擬先事休養再求良醫以五十六字述意不是詩也》、《五十六歲生日三絕》、《夏日聽讀報》、《連日慶賀勝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嬰美延亦病相對成一絕》、《成都秋雨》、《乙酉秋赴英療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飛機至倫敦途中作》、《乙酉秋來英倫療治目疾遇熊式一君所著英文小說天橋見贈即題贈二絕句》、《乙酉東夜臥病英倫醫院聽人讀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說名天橋者中述光緒戊戌李摩提太上書事憶壬寅春隨先兄師曾等東遊日本遇李教士於上海教士作華語曰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故詩中及之非敢以烏衣故事自況也》、《南朝》、《來英治目疾無效將返國寫刻近撰元白詩箋證》……等等。這些詩極其淒涼和傷感，如“七載流離目愈昏”，如“天其廢我是耶非”，如“今年病榻已無春”，如“蹉跎病廢五旬人”，如“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如“獨憐臥疾陳居士”，如“獨臥文盲老病翁”，如“餘生成廢物，得飽更何求”……而當他抗戰勝利後接受英國皇家學會的邀請，赴英治療眼病無效後，他的詩歌中就開始出現了“遠遊空負求醫意，歸死人嗟行路難”和“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負西來萬里緣”等詩句。目盲對他的打擊，很自然地促使他使用記憶中所熟悉的古典詩歌表達自己的新意，即所謂的“用某某韻”就成了他表達自我思想和感受的一種最佳和簡便的選擇。
根據我們的考察，陳寅恪晚年詩歌中除了“用東坡韻”外，他還有“用陸游韻”和“用吳梅村韻”的詩歌。
而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則是本文研究的關鍵所在。我們把它單獨列出進行研究，見下。
三、蘇東坡和陳寅恪文化心理相同點的分析
在和《正月三日點燈會客》韻諸詩中，陳寅恪流露出強烈的“北歸”情節。
蘇軾貶謫黃州，直接起因是烏臺詩案。雖然東坡黃州時期的文學創作是他一生文學成就的巔峰，其雄渾之氣與曠達的胸懷一直為後人歆羨，但當蘇軾到黃州後，驚魂未定的感覺一直纏繞著他，遷客謫人的憂饞畏譏的情感，對往昔繁盛的舊京生活的緬懷，止不住地在他的筆端流露。在《正月三日點燈會客》這首詩中，“浪接天”的東天、“破春妍”的苦寒，構成了東坡貶謫心境的背景，風濤險惡、苦寒逼人，正是他所處的惡劣政治環境的象徵。“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一聯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一是“故國”，二是“當年”。蠶市為蜀中風俗，宋時蜀中每當春月，村市聚為歡樂，謂之“蠶市”。馬行是北宋東京繁華之地，在汴京舊城東北隅，為賣馬集市所在，也是商賈雲集之地。蘇軾是四川眉山人，所以，此處的“故國”與代表四川民俗的“蠶市”相連並提，實指他的家鄉；蘇軾在外任為官前曾在北宋中央朝廷擔任過判登聞鼓院、監官告院等官職，對都城汴京的生活是十分熟悉的，此處的“馬行燈火”與“當年”相連，表達了蘇軾對京城往事的惆悵回憶。尾聯的“冷煙溼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馮應榴注曰：“末二句追憶當年景事也。”則此聯仍為懷念當年的汴京生涯而作，“留得新春作上元”者，意謂當年在汴京，冷煙溼雪，百花中只有梅花獨傲，似乎讓新春的氣息駐足停留，一直到上元之夜仍不凋謝。數句詩中，充滿了無限的悵惘之感，而梅花也成為蘇軾人格的象徵而其身份自重。這首詩的兩大主題，一是家鄉（故國），二是京城（當年），表達的是一種追憶往事的悵惘迷茫的情緒。
陳寅恪正是在這種情緒的感染下，創作了11首和其韻的七律。其詩中的悵惘迷茫的基調，與東坡詩基本一致，然在具體語境下，又有許多不同。如1947年2月所作的《丁亥元夕用東坡韻》如下：
萬里烽煙慘澹天，照人明月為誰妍。觀兵已抉城門目，求藥空回海國船。階上魚龍迷戲舞，詞中梅柳泣華年。舊京節物承平夢，未忍匆匆過上元。
首聯寫對時局的關注。抗戰的烽火尚未消盡，隨著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向中原解放區進攻，全面內戰爆發。戰局進至1947年2月，北中國的大地已經處處燃起了戰火。陳寅恪面對如此時局，不禁發出了“照人明月為誰妍”的感慨。“觀兵已抉城門目”，用春秋時代伍子胥的典故，吳王夫差無道，子胥屢諫不從，反而被賜自殺，死前伍子胥預言越國終將消滅吳國，願將自己的眼睛挖出懸於吳都城門，以觀越軍之入吳。吟味此句句意，陳寅恪先生似乎是在責備國民黨當局不應輕啟釁端，並有一種認為其終將失敗的預感。“求藥空回海國船”，當指上年陳寅恪先生赴英治療眼疾未能治癒，坐船經美國回國之事。這裡，他又再一次點明瞭目盲的生理問題。頸聯“階上魚龍迷戲舞，詞中梅柳泣華年”，據詩中自注，為追憶往事之語，兩者應是一時之事，均在作者幼時。魚龍舞指元夕之夜的娛樂如舞龍表演之屬，“詞中梅柳”即陳寅恪先生的母親授其姜夔詞之事。作者晚年回憶起這些小時的往事，不禁有人生歷歷之感，所謂“舊京節物”，所謂“承平夢”，亦與民國無涉，當指清末光、宣之時，作者出生於清末的世家，其對往日的迷戀和追懷，難以抑止，讀陳寅恪先生的《寒柳堂記夢》就可以知道。這也難怪胡適等人總覺得陳寅恪先生身上時時流露出濃厚的遺老遺少氣息了。
與此詩同一情調的，還有1948年2月所作的《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鄰舍兒童聚觀用東坡韻作詩紀之》如下：
火樹銀花映碧天，可憐只博片時妍。群兒正賭長安社，興國如乘下瀨船。坡老詩篇懷舊俗，杜陵鼙鼓厭衰年。新春不在人間世，夢見殘梅作上元。
詩中借用焰火之妍的短暫，來形容內戰戰場上鏖戰甚急的國共雙方，並稱其為“群兒”，將國共的爭戰比喻成“賭長安社”。頸聯“坡老詩篇懷舊俗”，即指蘇軾原詩對蜀中和汴京風俗的懷念。“杜陵鼙鼓厭衰年”，將自己比作杜甫，生於金戈交鳴鼙鼓喧騰的亂世，又恰值衰年，詩中表露出對世亂的深深的厭恨之感。如此渾亂的濁世，哪裡有新春的氣息？只能在夢中夢到數枝殘梅，權作對承平之世的一些追憶而已。而當國共內戰勝負已分、大局已定之時，陳寅恪先生的用東坡韻的詩又透露出新的信息。如1950年3月所作的《庚寅元夕用東坡韻》如下：
過嶺南來便隔天，一冬無雪有花妍。山河已入宜春檻，身世真同失水船。明月滿床思舊節，驚雷破柱報新年。魚龍寂寞江城暗，知否姮娥換紀元。
此時陳寅恪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經歷了走或留的艱難選擇之後，陳寅恪決定暫時用一種旁觀者的態度來對待新的政權和新的社會。“一冬無雪有花妍”之句，透露了一絲詩人的輕鬆之感：既然選擇留下了，那就姑且看看，也許情況還不至於太壞？無雪有花的嶺南，成了詩人的憇息之地。可見當時的廣州政治氣氛還是比較寬鬆的，和北國大地的“一冬有雪”甚至“一冬有暴風雪”相比，這裡的“一冬無雪”卻是“花妍”天下，截然不同於北國，當然可以說是“隔天”了。這兩句詩暗含著對廣州當時政治寬鬆氣氛的讚許。春檻，典出李白《清平調詞三首》之一，即“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之春檻。此時山河易主，一派春光美景，而自己的身世卻像失去了水的小船，擱淺在一道不知道前途究竟會怎樣的岸邊。“明月滿床思舊節，驚雷破柱報新年”，“舊節”之思、“新年”之驚，其內涵卻又有所變化。此處的“舊節”，已經不是遙遠的光、宣之際，而是剛剛逝去的民國。
在民國時，陳寅恪回憶著清末，而在1949年後的中國，這位睿智的老人所對比咀嚼的雙方，卻悄悄地換成了新中國與民國了，“知否姮娥換紀元”一句，正揭示了此意。此後在1951年2月所作的《辛卯廣州元夕用東坡韻》中有“剩與流人紀上元”之句，1953年2月所作的《廣州癸巳元夕用東坡韻》中有“先生過嶺詩為歷，此是南來四上元”之句，陳寅恪均以遷客謫臣和前朝遺民自居。“流人”，即被流放的人，見《莊子·徐無鬼》：“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在陳寅恪看來，自己在嶺南的生涯，與古代被放逐到嶺南的遷客謫人並無不同。陳寅恪先生心中有非常濃厚的“北歸”情節，他的最後二十年雖然都在南方度過，然而心中夢縈魂牽的始終是那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精神所繫載的故都。而在新的歷史時代裡，他牢牢地固守著傳統文化本位觀念，進而對當時新與蘇聯結成友好互助同盟的新中國政權採取疏離的態度。對於蘇聯，陳寅恪先生一向心懷疑忌，他的《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曾被論者認為是對新中國領導人的勸諫，勸其擺脫蘇聯的影響。也許，作為晚清封疆大吏、維新派官員陳寶箴的直系後裔，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驅人物林則徐的一句話會牢牢地被陳寅恪先生記住：“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
在陳寅恪看來，建國伊始就在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新中國，實際上是走上了一條與虎謀皮的危險道路。他自比為黃宗羲，“先生過嶺詩為歷”，黃宗羲詩集有《南雷詩歷》之名，意在以時日系詩，以詩紀事，以事傳史。“此是南來四上元”，陳寅恪在記載著自己作為文化遺民的一年年的心靈史。
此後陳寅恪的步東坡韻詩在現存的詩集中，中斷了十年之久。直到1962年3月，他才重新開始寫“用東坡韻”詩：《壬寅元夕作用東坡韻》。1963年2月，他寫下了《癸卯元夕作用東坡韻》一詩，而詩中的格調聲情也一變而為悽惻之音，如下：
燈節寒風欲雨天，凌波憔悴尚餘妍。山河來去移春檻，身世存亡下瀨船。自信此生無幾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羅浮夢破東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
上一年六月，陳寅恪右腿跌傷骨折，入院半年多，這年元月才回家靜養。此後直到先生去世，斷腿始終未能痊癒。詩中充滿的感傷情調，如“自信此生無幾日，未知今夕是何年”，應與此事有關。
再過兩年，在1965年2月所作的《乙巳元夕次東坡韻》中，他寫道：“直覺此身臨末日，已忘今昔是何年。姮娥不共人間老，碧海青天自紀元。”一股濃郁的末日之感，已經深深籠罩在他的心頭。而從“知否姮娥換紀元”到“姮娥不共人間老，碧海青天自紀元”，陳寅恪先生對待新政權的態度已經從旁觀與觀望轉到了反對的立場上。
對於這種態度的轉變，陳寅恪步東坡韻詩首聯格調的轉變是很好的參照：
過嶺南來便隔天，一冬無雪有花妍。(《庚寅元夕用東坡韻》，1950年3月）
嶺表春回欲雨天，新蒲細柳又爭妍。（《辛卯廣州元夕用東坡韻》，1951年2月）
海月黃昏霧隔天，人間何處照春妍。（《廣州癸巳元夕用東坡韻》，1953年2月）
燈節寒風欲雨天，凌波憔悴尚餘妍。（《癸卯元夕作用東坡韻》，1963年2月）
凍雨寒風乍息天，瓶花病室媚幽妍。（《甲辰元夕作次東坡韻並序》，1964年2月）
斷續東風冷暖天，花枝憔悴減春妍。（《乙巳元夕次東坡韻》，1965年2月）
倦暖嬌寒欲雨天，折枝憔悴尚餘妍。（《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東坡韻》，1966年2月）
意象的使用在陳寅恪的詩歌中是一種蘊含和表達詩人主體主觀情緒的手段，這也是中國古典詩歌延續數千年之久的優良傳統。而在陳寅恪詩中，意象又具有了全新的嶄新意義在內，成為詩人隱含喻世的工具。在這七首陳寅恪的用東坡韻詩中，其意象從“有花妍”、爭妍的“新薄細柳”，到“憔悴”、“幽”、“折枝”，從“春回欲雨天”到“黃昏霧隔天”，再到“寒風欲雨天”、“凍雨寒風乍息天”、“斷續東風冷暖天”、“嬌寒欲雨天”，其情調由起初的明麗輕鬆，到朦朧霧繞，再到陰雨寒冷之景，詩人的心境也由帶有一絲新奇和幻想的觀望，到滿目的迷茫，再到徹骨的心寒之感，這組用東坡韻詩完整記錄了陳寅恪先生晚年心境之一斑。
四、蘇東坡和陳寅恪類似的貶謫心境之分析
對於蘇東坡的《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一詩，陳寅恪和東坡此詩，雖用其韻，但情感上卻流露出感傷的貶謫心境，這與陳寅恪先生較為多愁善感的個性是有關係的。
最早的一首用此韻的詩是1949年4月所作的《己丑清明日作用東坡韻》如下：
樓臺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嶺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夢初回。餘生流轉終何止，將死煩憂更沓來。紙燼不飛鴉鎩羽，眼枯無淚濺花開。
當時陳寅恪正流寓嶺南，任教於嶺南大學。清明節這一天（1949年4月5日），國共雙方呈沿長江兩岸對立的態勢。再過半個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渡江戰役就將打響。
處在廣州的陳寅恪以他歷史學家的敏感和智慧，早已深刻地看出國民黨方面妄圖劃江而治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國民政府就像寶飾莊嚴的七寶樓臺一樣，只在一彈指間，就會倏地化成灰燼，長江天埑在這個時代，再也不成其為統一的阻礙。陳寅恪在這個時候，內心是非常矛盾和煩燥的。“餘生流轉終何止，將死煩憂更沓來”，是他此時心情的寫照。他不想再流離失所了，他已經完全失明，眼睛已經枯乾，就算要感時花濺淚吧，也無淚可濺。整首詩瀰漫著一種在大難面前無所適從而聽天由命的無力感。
另一首步此韻的詩寫於十六年後的1965年4月，即《乙巳清明日作次東坡韻》如下：
聽罷胡僧話劫灰，尚談節日蠢人哉。鶯飛草長今何處，寒食清明又幾回。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為誰來。德功坡老吾寧及，贏得殘花潑淚開。
此時的陳寅恪已經失明之上又加臏足，詩中的悲鬱之感更加濃厚，情緒也更加抑鬱低沉。“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為誰來”，是陳寅恪總結了自己一生行止後的憤激之語。的確，對這樣一位個性屬於悲觀一路而又終身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者來說，二十世紀前中期的中國是一個最難生存的地方。
陳寅恪在他生命的晚年有一種濃郁的心灰意冷的感覺，如1966年4月所作《丙午清明次東坡韻》中有“史書既欲盡燒灰，何用今朝上塚哉。南國高樓魂已斷，西陵古渡夢初回”之句。“史書既欲盡燒灰”，應是為1965年11月由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掀起的政治波瀾而引發的感慨，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迅速在1966年初發展到在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全面地批判，並最終成為禍殃中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陳寅恪雖僻處南疆，但運動的風雲將很快降臨到他頭上，以他的智慧，不可能沒有任何預見。“南國高樓魂已斷”，正寫出他此刻的意趣蕭索之態。
在陳寅恪的心目中，蘇軾是他學習和效法的對象。這不光是因為陳寅恪先生的父親是清末宋詩派的代表人物，耳濡目染，因此對宋詩巨擘蘇軾分外推崇，還因為蘇軾的遭遇與他最後二十年的遭遇頗為類似：兩人都有貶謫之感，所貶之地又都在嶺南。東坡臨死前北歸，不久死於北歸途中，陳寅恪盼望北歸，但終於未能北歸。而蘇東坡在《正月三日點燈會客》這首詩中的對“故國”和“當年”的濃厚的傷感和追憶情緒，也正是晚年陳寅恪詩中經常出現的主題。東坡之禍雖然來自於詩，但從根本上來說，跟陳寅恪一樣，其禍患來自於他們的人格與精神。因此陳寅恪晚年也寫詩自稱“晚歲為詩欠砍頭”！何其相似！這種情感是在經歷了顛沛流離之後才愈覺其味的人生體驗，東坡這兩首詩，一首是貶謫黃州後所作，一首是貶謫海南後所作，一首是追憶，似乎有些放不下，一首是豁達，似乎又太看得開，然而其人生體驗卻是同一事情的兩個方面。在陳寅恪的生命體驗中，哀愁是他情感的主調，所以他用前一首詩韻的詩特別多，而後一首較為豁達的詩，也被陳寅恪和得愁緒如海。他的詩中說起東坡來，也很少關注其開闊的一面，而著眼於“感謫遷”（《答龍榆生》）、“文字為身累”（《乙未迎春後一日作》）、“為口”（《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夢破”（《癸卯元夕作用東坡韻》）等方面。毋寧說，蘇軾在陳詩中是陳寅恪的蘇軾，他汲取了蘇軾形象的一部分，但遠不是完整的部分，用來澆他自己內心的塊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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