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圖片來源：賴小燕）
摘要：陳寅恪以“獨立”為中國士族至高無上的氣節，以“自由”為中國學術至高無上的靈魂，超越政治、權力、金錢、人情，超越一切世俗意義的“讚譽”、“名利”和“成功”。
文／沈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語出《詩經·鄭風·風雨》。原義為情詩，表達女子強烈思念丈夫的渴望、煎熬情感，漢代《毛詩》引申為“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蔡元培多次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詩句，勉勵北大學生、中央研究院同仁。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從容自沉，衣袋中留有一封前一日寫給家人的遺書，開頭四句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此處“世變”，指的是國民黨軍北伐，北京又面臨一個改朝換代。1927年5月，武漢革命政府組織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挺進河南。6月1日，北伐軍唐生智部、馮玉祥部在鄭州會師，北洋軍節節敗退。1928年6月6日，北伐軍進入北京，6月20日改稱北平，北伐宣告終結。
梁啟超、陳寅恪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既知王國維內心之掙扎，亦知中國知識菁英生命之沉重。梁啟超在王國維墓前致悼辭，解釋王自沉之因，是“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按：語出《論語·微子》）的精神”；“違心苟活，比自殺還更苦；一死明志，較偷生還更樂”。
王國維去世兩週年後，清華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現矗立於北京清華大學第一教學樓旁），緬懷國學導師。陳寅恪撰寫碑文，立意非凡，解讀王國維自沉是“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他還借題發揮，揭示“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文末黃鐘大呂之聲奔騰四溢：“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這篇碑銘，堪稱中國文化史的傑作之一。不僅對王國維自殺、傅斯年欲自殺的動機是經典解讀，而且對中國知識菁英的文化傳承和生命價值也是經典解讀。
王國維非愚忠於愛新覺羅氏，傅斯年非愚忠於蔣氏。二人皆具極強自尊心和敏銳度，皆對禮崩樂壞烏煙瘴氣絕望，對傳統文化可能泯滅憂慮，對知識菁英獨立自由堅守。非殉一人、殉一姓、殉一黨，而殉文化、殉氣節、殉使命，與儒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盡心上》）的理念一脈相承。
紀念碑銘所言的“俗諦”，暗指當時流行的國民黨行動指南“三民主義”。1953年12月1日，陳寅恪口述答覆中國科學院時予以確認，而且進一步闡釋，“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此時陳屈居廣州嶺南大學，他上了國民黨的撤退飛機，離開北平，雖未離開大陸，但當時的政治氛圍，不可能返回清華繼續任教授。
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成員名單，陳伯達為負責人，成員有郭沫若、吳玉章、范文瀾、侯外廬、呂振羽、翦伯贊、杜國庠、胡繩、尹達、劉大年等。
同年10月，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擬由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分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11月21日，陳在清華的學生、時任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籛南下廣州，帶著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拜訪邀請陳師北上。
歷經24年的坎坷曲折，雙目已失明的陳寅恪面對先後執政的國共兩黨風骨巋然。11月22日即婉拒北上，由夫人唐篔執筆。12月1日口述作出最終答覆，由汪籛記錄，第一句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最後一句說“我（寫）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全文最有分量的一句是，“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陳寅恪是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在宣統三年（按：1911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直到1918年7月1日，北大教授李大釗才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這是中國最早一篇歡呼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文章。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陳寅恪這個對中國科學院的口述答覆，列出兩個不可能實現的前提條件，才接受進京任職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實質是拒絕。這在政治掛帥的年代，無疑是驚世駭俗的。
1962年10月31日，老友吳宓在日記中因此稱讚和致敬：“並世師友名賢中，獨陳寅恪兄為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之氣概節操，彌可敬已！”
陳寅恪拒絕赴京，既不聽話，又不給面子。周恩來有雅量，沒有計較，反而點名肯定和“厚待”。據竺可楨日記，1954年1月28日，院長郭沫若在政務院會議上報告中科院四年來工作和將來發展方針，周恩來總結時說：“要團結一切愛國份子，如陳寅恪。要考慮科學家待遇。”這客觀上也為陳提供了若干年的“政治保護傘”。
奉命南下游說的學生汪籛，解放前夕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中共地下黨。1959年在反右傾運動中受批判，1966年6月10日晚在家中服安眠藥自殺，時年50歲，是北大拉開“文革”帷幕後第一位殉道的教授。
非常熟悉他的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說，汪教授“在解放前夕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地下黨，為人治學都是好的”。罹難之後北大造反派還不放過，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籛”的大標語，“赫然貼在大飯廳的東牆上，引起了（全校）極大震驚和震動”。
陳寅恪以“獨立”為中國士族至高無上的氣節，以“自由”為中國學術至高無上的靈魂，超越政治、權力、金錢、人情，超越一切世俗意義的“讚譽”、“名利”和“成功”。
他認為：“每當社會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沉淪不遇。”（汪籛轉述，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1929年6月問世起，成為中國無數讀書人獨立思考、追求自由、卓爾不群的信念火炬，也應是清華大學之魂、中國大學之魂。對有的清華學子而言，其穿透力、感召力甚至勝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
李慎之稱這句格言，“今天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而且一定會成為現代化以後的全中國人民的人生理想。”（李慎之《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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