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高和寡”的陳寅恪先生終究還是成為了學術界的焦點人物。

不同於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等與近代史有千絲萬縷的“政治網紅”，筆者一直以為“布衣”陳寅恪先生似乎是最不可能成為公眾話題的冷門“國學大師”。

畢竟，無論是他所鑽研的史學、敦煌學還是考據學等，都是艱澀難解，充滿學術的枯燥。縱使是其所著的《元白詩箋證稿》或《柳如是別傳》，也並非流量大IP，更絲毫不見傳統“小清新”的趣味。

不過，即便如此，他還是由“塵封多年”成為了新時代的“文化符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陳寅恪（1890.7.3—1969.10.7）

陳寅恪，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

他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因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又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1、學人風骨，卓爾不群

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梁啟超先生也講：“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的確，陳寅恪先生定然是才華橫溢的，否則也很難被如此多同時代學界鉅子推崇，國學大師吳宓更是感嘆“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試想，“文人相輕”素是常態，而他能經受住盛名，卓爾不群，可見學識之下，風骨也是凜冽。

1947年 陳寅恪攝於清華大學

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氣節，首在他的特立獨行，有士君子之風。在所撰《王國維碑銘》中，陳寅恪寫道：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為王國維先生的墓誌銘，又何嘗不是陳寅恪自己所力持不失的人格註腳。

觀其一生，陳寅恪先生始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即使處於極左氾濫的年代，他依舊獨善其身，以“純粹問學、疏離政治”為安身立命之道，而不為權貴折腰。“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連當時炙手可熱的康生登門拜訪，也吃了閉門羹，只得怏怏而去。

亂世中不盲從於時代，獨見其清節，

或許“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也不過如此。

2、士族門風，一脈相承

陳寅恪出身於士族名門，他的祖父陳寶箴，曾先後任兵部侍郎、湖南巡撫等職，是維新變法中的風雲人物。父親陳三立為人灑脫，是“同光體”詩派領袖人物，有“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之譽。

陳寅恪先生的風骨操守，與先輩的身體力行，應是一脈相承。在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曾寫道“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

少年陳寅恪（檏廬收藏）

誠然如此。

祖父陳寶箴早年《祭閔子清文》中，就有慨嘆“君子可貧，弗喪吾真；君子可賤，不虧方寸；君子可死，不傷不毀”，可見“君子獨至”儒家精神。而父親陳三立無意仕途，作詩“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表明心跡。尤其在“盧溝橋事變”後，陳三立為了拒絕日軍遊說，更是絕食五日，憂憤而死，令人肅然起敬。

陳寅恪一生矢志踐行著父親的遺志，恪守“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潛心學術，而從不問政。在他看來，一旦與政治有糾葛，學術就很難再純粹。

所以他談及梁啟超時，曾說“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之腐惡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

不過，若是以“沉心學問”，而苛責陳寅恪先生不關心家國大事，卻是荒謬了。這一點，從他除夕夜，臥身病榻前，所寫的詩句

“攜家未識家何置，歸國惟欣國尚存。四海兵戈迷病眼，九年憂患蝕精魂。”，也不難知曉這是一位時刻心懷社稷民生的愛國鴻儒。

君子之風，高山仰止。

3、博學多才，治學嚴謹

陳寅恪先生博學多識，涉獵之廣，令人瞠目結舌。

據說，他對於宗教、文學、民俗、語種、敦煌顯學、乃至於建築學等十數個領域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見識足以令相關的教授汗顏。

僅以語種為例，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他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朝鮮、印地、暹羅等二十餘種語言。

他的課程，連知名的學者也前來聽課，大呼過癮，其中包括“馮友蘭、朱自清、吳宓”等，所以陳寅恪先生又被稱為“教授的教授”。

暫且不說當時的學習環境如何惡劣，學術交流如何不便利，如此才華，試問如今又有哪個能夠逾越？

陳寅恪 外文筆記

陳寅恪的學識，除了得益於家學淵源，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於學問的追求以及治學的嚴謹。

這一點，從他早年寫給橋川時雄的信札中，可以得知一二。

陳寅恪 致橋川時雄信札 鏡心 水墨紙本

信札內容：

子雍先生閣下：新歲辱惠片見賀，感謝！感謝！傾聞友人楊遇夫先生言新城博士近作二種，博大精深，為治東方考古學不可不讀之書。寅恪擬欲得而讀之，不知先生能代求否？寅恪前囑研究院學生戴君函請新城博士之允，可譯其《周初之年代》論文，載入《國學論叢》。戴君已得新城博士復書許可，現已譯迄，並請錢稻孫先生校正。今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中，想數月後當可出板也。茲奉上《國學論叢》第四冊，敬求教正為幸。匆上，敬叩著安。弟陳寅恪再拜。一月二十二。

說 明：

1.橋川時雄（1894-1982），字子雍，號醉軒、曉夫、潛夫等。日本福井縣人。漢學家。1918年來華，任《順天時報》記者，自1920年起久居燕京，主持“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從事漢學研究。

1927年創辦並主編《文字同盟》雜誌，1928年起，擔任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及其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總務委員署理。編撰《中國文化界人物總覽》（1940年北京中華法令館），收錄民國以來文化界人士四千六百餘人。主持纂修《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2.楊遇夫即楊樹達。新城博士即新城新藏（1873-1938）。戴君為戴家祥。

信札上款人“子雍先生”，是日本漢學家橋川時雄。據悉，在華期間，他與中國的學界名流如羅振玉、魯迅、周作人等，都有不淺的交往，並頻繁出入各書肆及藏書家之間。

陳寅恪先生寫此信的目的之一，即他聽聞友人楊樹達所言新城新藏的新作，是研究東方考古學不可不讀的作品，所以馬上致信請橋川時雄幫忙代求。

由此也可見陳寅恪博覽群書，即使是域外書籍，他也會索購觀閱治學。

信札中亦提及“可譯其《周初之年代》論文，載入《國學論叢》”，據考戴家祥所譯的《周初之年代》出版於《國學論叢》1929年第二卷第一號。故可以推斷，這封信寫於1929年。

其中《周初之年代》為新城新藏所寫研究周代曆法的論文，文中對傳統文獻包括今、古本《紀年》進行了系統的分析，頗有見解。《國學論叢》則是由“清華學校研究院”主辦的學術界非常有影響的、高水平學術雜誌。撰稿人包括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等，是當年清華學術論壇上的精華文粹。

陳寅恪在1928年致傅斯年的信札中，也有提及“將《周初之年代》論文翻譯後，由商務印書館印製”事宜，可為佐證。

陳寅恪致傅斯年信札

陳寅恪治學十分嚴謹，在細讀《周初之年代》後，發現新城新藏的論斷仍存在問題，而寫信給傅斯年探討交流。

另據信札，戴家祥翻譯後，並請錢稻孫先生校正。

此外，陳寅恪信札中提到奉上“《國學論叢》第四冊”請橋川時雄教正，也可知他在學術交流的時效與密切程度。

陳寅恪對於學問的態度，在他致橋川時雄額另一封信札中，也可以得知。

子雍先生。日前匆匆。未及暢領教言，為歉。頃承賜《大典禪師》一冊，感謝之至。近來有何新著？亟願先睹，不識能早見示否。前清及沈子培尚書墓誌，出自王觀堂先生乎，頗思一讀。[中略]如有此稿之抄錄一通見示。因此文為觀堂先生精心結構之作，而沈公又赤縣神州近世第一學人，沈以未寓目為憾事。特此敬託，諒荷垂宥也。專此奉復，並伸誠悃。恭賀年祺。

4、伉儷情深，魂歸匡廬

生逢亂世，難免多經風雨。

由於用眼過度，陳寅恪先生不幸失明瞭，然而他並沒有就此消沉。在夫人唐篔的相濡以沫中，他又完成了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柳如是別傳》等著作。

陳寅恪家人香港合影

陳寅恪在結婚紀念日時，作詩“同夢匆匆廿八秋，也同歡樂也同愁。”，夫人則琴瑟和諧，對詩“甘苦年年慶此秋，已無惆悵更無愁。”

彼此間夫唱婦隨，伉儷情深。

1969年，在陳寅恪先生逝世僅45天，夫人唐篔也隨他而去。

時隔多年後，陳寅恪夫婦終於魂歸匡廬，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墓地橫臥有一塊巨石，刻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將繼續警醒後世文人，獨善其身，安貧樂道的治學精神。

陳寅恪夫婦墓

5、後記

今日為陳寅恪先生五十週年忌日，匆就此文，以頌先賢。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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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書時自得新解，作事便應同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