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悅
1888年末，北洋海軍正式成軍，成為類似於綠營武裝性質的清政府編制部隊，全軍獲得正式的國家編制，原先非正式的“北洋水師”番號成為過去式。北洋海軍的成軍，以當年清政府批准頒行的《北洋海軍章程》為標誌，在這部類似北洋海軍“憲法”的根本性規章中，規定了全軍的官缺數量，全軍的領袖稱為北洋海軍提督，而類似琅威理的提督銜等虛銜，並沒有被納入北洋海軍的正式編制。而且《北洋海軍章程》中明文規定，提督旗只有提督才能用。
按照《北洋海軍章程》規定，每年的秋冬季節北洋海軍主力要從黃渤海地區南下，到溫暖的華南地區過冬，以防軍艦設備凍壞。1889年11月29日，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後第一次執行南下過冬航行，提督丁汝昌率領“定遠”“鎮遠”等軍艦離開威海一路南下，於當年歲末到達香港，在香港度過新年。由於香港有大石船塢，丁汝昌的座艦“定遠”，以及琅威理乘坐的“鎮遠”依次被安排進船塢維護。
停泊在長崎港的北洋艦隊“鎮遠”艦
2月24日，丁汝昌改乘“致遠”艦，率“濟遠”“經遠”“來遠”一起從香港出發遠航，巡弋中國的南海諸島，留下“定遠”“鎮遠”等軍艦在香港繼續修理維護，臨行前，丁汝昌向李鴻章發電報彙報，稱自己率隊南巡後，留港軍艦的修理、訓練工作，由琅威理和兩名總兵“督率妥辦”。而就在丁汝昌率領4艘軍艦離開香港後，留港的北洋海軍軍艦上突然發生了一場大風波。
按北洋海軍的編制體制，設提督一員，總管全軍的全面工作，在提督之下設左翼總兵和右翼總兵各一員，共同掌握北洋海軍的軍事和訓練工作。按照位階而言，左、右翼總兵是軍中僅次於丁汝昌的領導者。
北洋海軍成軍時，林泰曾、劉步蟾分別出任左、右翼總兵，兼“鎮遠”“定遠”艦艦長。與性情溫和，且無近代化海軍系統知識背景的丁汝昌不同，林泰曾、劉步蟾均為船政學堂科班畢業，還曾在英國伯尼學院留學，在英國海軍的主力鐵甲艦上代職見習。在林、劉二人之下，北洋海軍骨幹的艦長、軍官，實際很多都有類似的教育背景。
在他們的眼中，1882年受聘任總查時的琅威理不過是英國海軍中一名連軍艦艦長都沒當過的中校，與林泰曾、劉步蟾等曾在英國海軍的主力鐵甲艦上代理過副艦長等高級職務、與英國海軍的高級將領有所交流的中國軍官相比，資歷並不突出，只是因為李鴻章需要一位海軍總教練而聘用了這位洋人。儘管琅威理管理嚴格，展現了職業軍人的本領，但琅威理所掌握的和所能教授的內容，其實都還只是照本宣科的淺層次水準，琅威理本人並不掌握諸如陣形研究、戰役指揮等高深的海軍學術。一些北洋海軍軍官對琅威理可能有小視之心，再加之琅威理為人性格“剛激”，在軍中呼來喝去，氣勢甚於丁汝昌，早就使很多軍官對其產生了不滿心理。
1890年2月25日，上岸交際的琅威理乘坐舢板返回艦隊，臨近艦隊時，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怒不已。南下時，丁汝昌乘坐“定遠”，琅威理乘坐“鎮遠”，在“定遠”艦桅杆上懸掛代表艦隊最高指揮官丁汝昌身份的提督旗。此時，丁汝昌已經離開艦隊去巡視南海，“定遠”上的提督旗已經降下，琅威理認為理應在他乘坐的“鎮遠”上懸掛提督旗，以顯示提督銜總教習琅威理是此刻艦隊的總指揮官，然而出現在“鎮遠”艦桅杆上的竟然是一面三色的總兵旗。
琅威理登上“鎮遠”，立即氣勢洶洶質問“鎮遠”艦艦長、北洋海軍左翼總兵林泰曾，要求立刻將代表林泰曾的總兵旗更換成代表琅威理的提督旗。林泰曾根本不為所動，告訴琅威理，此刻艦隊的最高職務軍官是總兵，琅威理的提督銜僅僅只是榮譽稱號，並不是實際官銜。對此，“定遠”艦艦長劉步蟾也支持林泰曾的意見，“鎮遠”上的總兵旗究竟沒有被換成提督旗。
林泰曾、劉步蟾，以及憤怒不已的琅威理，隨後分頭向李鴻章彙報這場風波，李鴻章明確表態支持林泰曾、劉步蟾的意見。等到南巡的丁汝昌返回艦隊，丁汝昌在和琅威理談話時向其正告北洋海軍只有一位提督，提督之下就是總兵，琅威理只不過是教習身份，並不可能成為艦隊的管理者。
自感受到羞辱的琅威理於艦隊北返的4月28日向李鴻章提出辭呈，李鴻章異乎尋常地並未表示挽留。對琅威理而言，升掛提督旗與否，是事關其名譽的事件。而實際上在李鴻章以及中方官員看來，琅威理的此舉實際上是在爭權，而這個舉動無疑觸犯了紅線，清王朝可以僱傭洋員，但洋員不能越權。
作為後話，辭職後的琅威理投書《北華捷報》大發牢騷，但很快遭到了化名無名氏的北洋海軍中人的投稿回擊。在此之後，琅威理迴歸故國，數年後甲午戰爭爆發，當北洋海軍處境艱難之際，李鴻章周邊曾有人提議重聘琅威理來華，但並無下文。中國對於此時的琅威理，已經是個遙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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