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悦
1888年末，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成为类似于绿营武装性质的清政府编制部队，全军获得正式的国家编制，原先非正式的“北洋水师”番号成为过去式。北洋海军的成军，以当年清政府批准颁行的《北洋海军章程》为标志，在这部类似北洋海军“宪法”的根本性规章中，规定了全军的官缺数量，全军的领袖称为北洋海军提督，而类似琅威理的提督衔等虚衔，并没有被纳入北洋海军的正式编制。而且《北洋海军章程》中明文规定，提督旗只有提督才能用。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年的秋冬季节北洋海军主力要从黄渤海地区南下，到温暖的华南地区过冬，以防军舰设备冻坏。1889年11月29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第一次执行南下过冬航行，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军舰离开威海一路南下，于当年岁末到达香港，在香港度过新年。由于香港有大石船坞，丁汝昌的座舰“定远”，以及琅威理乘坐的“镇远”依次被安排进船坞维护。
停泊在长崎港的北洋舰队“镇远”舰
2月24日，丁汝昌改乘“致远”舰，率“济远”“经远”“来远”一起从香港出发远航，巡弋中国的南海诸岛，留下“定远”“镇远”等军舰在香港继续修理维护，临行前，丁汝昌向李鸿章发电报汇报，称自己率队南巡后，留港军舰的修理、训练工作，由琅威理和两名总兵“督率妥办”。而就在丁汝昌率领4艘军舰离开香港后，留港的北洋海军军舰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大风波。
按北洋海军的编制体制，设提督一员，总管全军的全面工作，在提督之下设左翼总兵和右翼总兵各一员，共同掌握北洋海军的军事和训练工作。按照位阶而言，左、右翼总兵是军中仅次于丁汝昌的领导者。
北洋海军成军时，林泰曾、刘步蟾分别出任左、右翼总兵，兼“镇远”“定远”舰舰长。与性情温和，且无近代化海军系统知识背景的丁汝昌不同，林泰曾、刘步蟾均为船政学堂科班毕业，还曾在英国伯尼学院留学，在英国海军的主力铁甲舰上代职见习。在林、刘二人之下，北洋海军骨干的舰长、军官，实际很多都有类似的教育背景。
在他们的眼中，1882年受聘任总查时的琅威理不过是英国海军中一名连军舰舰长都没当过的中校，与林泰曾、刘步蟾等曾在英国海军的主力铁甲舰上代理过副舰长等高级职务、与英国海军的高级将领有所交流的中国军官相比，资历并不突出，只是因为李鸿章需要一位海军总教练而聘用了这位洋人。尽管琅威理管理严格，展现了职业军人的本领，但琅威理所掌握的和所能教授的内容，其实都还只是照本宣科的浅层次水准，琅威理本人并不掌握诸如阵形研究、战役指挥等高深的海军学术。一些北洋海军军官对琅威理可能有小视之心，再加之琅威理为人性格“刚激”，在军中呼来喝去，气势甚于丁汝昌，早就使很多军官对其产生了不满心理。
1890年2月25日，上岸交际的琅威理乘坐舢板返回舰队，临近舰队时，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怒不已。南下时，丁汝昌乘坐“定远”，琅威理乘坐“镇远”，在“定远”舰桅杆上悬挂代表舰队最高指挥官丁汝昌身份的提督旗。此时，丁汝昌已经离开舰队去巡视南海，“定远”上的提督旗已经降下，琅威理认为理应在他乘坐的“镇远”上悬挂提督旗，以显示提督衔总教习琅威理是此刻舰队的总指挥官，然而出现在“镇远”舰桅杆上的竟然是一面三色的总兵旗。
琅威理登上“镇远”，立即气势汹汹质问“镇远”舰舰长、北洋海军左翼总兵林泰曾，要求立刻将代表林泰曾的总兵旗更换成代表琅威理的提督旗。林泰曾根本不为所动，告诉琅威理，此刻舰队的最高职务军官是总兵，琅威理的提督衔仅仅只是荣誉称号，并不是实际官衔。对此，“定远”舰舰长刘步蟾也支持林泰曾的意见，“镇远”上的总兵旗究竟没有被换成提督旗。
林泰曾、刘步蟾，以及愤怒不已的琅威理，随后分头向李鸿章汇报这场风波，李鸿章明确表态支持林泰曾、刘步蟾的意见。等到南巡的丁汝昌返回舰队，丁汝昌在和琅威理谈话时向其正告北洋海军只有一位提督，提督之下就是总兵，琅威理只不过是教习身份，并不可能成为舰队的管理者。
自感受到羞辱的琅威理于舰队北返的4月28日向李鸿章提出辞呈，李鸿章异乎寻常地并未表示挽留。对琅威理而言，升挂提督旗与否，是事关其名誉的事件。而实际上在李鸿章以及中方官员看来，琅威理的此举实际上是在争权，而这个举动无疑触犯了红线，清王朝可以雇佣洋员，但洋员不能越权。
作为后话，辞职后的琅威理投书《北华捷报》大发牢骚，但很快遭到了化名无名氏的北洋海军中人的投稿回击。在此之后，琅威理回归故国，数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当北洋海军处境艰难之际，李鸿章周边曾有人提议重聘琅威理来华，但并无下文。中国对于此时的琅威理，已经是个遥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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