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們的話能信嗎？

歷朝歷代的皇帝對於官員們天生有種不信任感。在朝堂之上的三拜九叩，在公文裡的忸怩媚態，一轉身可能就在策劃著見不得人的事兒。他們高呼著冠冕堂皇的口號，食君之祿，擔君之憂，手握著的權柄，分分鐘可能變成刺向龍座的匕首。

譬如清朝末年，一大批考中進士的人、身居要職的人，明明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卻調轉槍頭成了“反體制”的中堅力量。大清亡了，不是亡於溥儀的不作為，而是亡於當時體制內的人紛紛逃離。

在中央，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絕對不忠於清朝；在地方，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江蘇巡撫程德全等人主動革命；各省諮議局，普遍地同情或參加革命；就連清朝辛苦編練出的新軍，在高級軍官中也有一大批叛清的人……

為何清末的既得利益者要來反清？讓我們從幾個人說起。

蔡元培的吃裡扒外

比如說蔡元培，光緒十八年，25歲的蔡元培經殿試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年紀輕輕就登上人生巔峰。多少人一輩子夢寐以求的進士，他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輕而易舉就拿下了。無論蔡元培自己多有本事，進士的頭銜畢竟是皇帝賜的，他是“天子門生”，沒有皇帝的恩典他不可能獲得進士。

蔡元培

蔡元培無疑是清代的體制選拔出的優秀“幹部”，清朝的皇帝當然希望他能為大清的改革出力。

可是呢，蔡元培在翰林院這個“高級後備幹部”培養學校幹了沒幾年，就請假回籍。放下了“國家幹部”的身份，當起了當時“新東方”學校的校長，他先後參與創辦了澄衷學堂、南洋公學、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這期間，他還加入了反清的同盟會。

1906年，清朝派年輕的翰林出洋學習，蔡元培一看還有這好事，立馬給中央打報告，說自己病好了，可以回去繼續工作。朝廷的人又不傻，眼見著有留洋的好處，民營學校的校長也不當了，人也不病了，報效朝廷的衷心又回來了，天下的好事都讓你蔡元培佔了？不批。

1907年，蔡元培又走關係，抱上了新任駐德公使孫寶琦的大腿，隨孫到德國，入萊比錫大學旁聽三年（孫寶琦曾給予他一定的資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學。

等到蔡元培回國時，剛好趕上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索性到南京臨時政府擔任了教育總長的職位，在革命黨人中成了元老級的人物。

詭異吧！蔡元培拿著朝廷的俸祿、當著清朝的官、搭上清朝大臣的關係出洋留學，活脫脫利用“體制內”的福利，成為了一個反體制的領袖級人物。

北洋時期，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提倡“兼容幷包”的辦學思想。為何他會對於胡適、陳獨秀、辜鴻銘這種“異類”學者統統接納？我們看看蔡元培自己的成長軌跡，從舊的道德層面看，蔡元培自己都是“忘恩負義”之輩，如果社會不“包容”，如何能成為北大校長？所以，他提倡“兼容幷包”某種意義上也是有感而發，為自己正名。

那麼，為何蔡元培能夠華麗麗完成從體制內既得利益者到反體制鬥士的轉變，一個觀念層面的因素是，當時的社會輿論普遍把“愛國”與“忠清”分離開來，用一種現代國家的觀念來重新認識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愛國不等於愛大清。

“香蕉人”伍廷芳

伍廷芳則是另一類人。不同於蔡元培長在舊社會，讀著聖賢書考功名。來自廣州的伍廷芳是“長在西洋下”的一個“香蕉人”，被清政府收編為體制內人員。

伍廷芳出生於新加坡，3歲隨父回廣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聖保羅書院，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入倫敦大學學院攻讀法學，獲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後回香港任律師，成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華人議員。

伍廷芳

在晚清大興洋務的時代，這種擁有深厚西方背景的中國人，自然成為各方爭取的對象。1882年，伍廷芳被招入李鴻章幕府，出任法律顧問，參與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等，直接進入核心權力圈。

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正式成為清朝的官員，代表清政府簽訂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伍廷芳雖然為清政府效力，卻對於清朝的制度並不感冒，對於清政府固執強調的“留辮”傳統更是不滿。

幾經請示不允，伍廷芳就自己來幹。1908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伍廷芳在上海率眾發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封建運動剪辮子運動，被稱為“剪辮第一人”。

辛亥革命爆發後，一點也不出人意料，伍廷芳站在新生的共和政權這邊，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主持南北議和，達成迫清室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出任司法總長。1917年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廣東省長。

對於接受過系統西方法律訓練的伍廷芳來說，對於西方制度文化的認識，那個時代可能無出其右者。而他之所以願意被清政府收編，還是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為國報效的情懷，舊的體制畢竟已經腐朽枯萎，承擔不了伍廷芳這種“現代化”的清朝人治國安邦的理想。所以，當革命的風暴來臨時，伍廷芳毫不猶豫選擇擁抱新的政權。

詭異的掘墓人張之洞

如果說蔡元培未能躋身權力的核心，伍廷芳的成長並未受體制的“恩惠”，兩個人最終選擇叛離體制還說得過去，那麼張之洞作為科舉時代的“明星人物”，他一不小心成了清朝的“掘墓人”，就頗為值得玩味了。

清朝的滅亡讓人愕然，僅僅是武昌起義這樣不成規模、不成體系、準備倉促的局部武裝鬥爭，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完成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革，怎麼看怎麼覺得匪夷所思。

為什麼清朝滅亡得如此“痛快”？學術界有人將之歸咎於“科舉制度”被廢除（知道是誰嗎？哈哈），原來屬於清政府“鐵桿支持人”的社會精英，突然成了清王朝的對立面。科舉一廢，他們學而優則仕的路子被封死，呼啦啦都轉向“西學”，一邊倒罵清政府腐朽落後。

主張廢除科舉制的中堅人物是誰？張之洞。

張之洞二十七歲中進士，同治二年殿試探花入翰林院，是清朝“清議”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慈禧太后倚重的對象。在洋務運動後期，更是藉著在湖北、廣東、兩江任職的機會，在各地大興實業；藉著“中體西用”的口號，讓西學成功進入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體系，為大興學堂、出洋留學奠定了基礎。

科舉制的廢除張之洞居功至偉。本來，清末對於科舉制的存留有爭議，沈曾植提出了一條“改科舉”的路子，在保留科舉舊法以安頓舊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對穩定，同時開闢新科舉之途，為學堂“新學”學生謀出路，二者分途進行，兩不相妨而相安。

這本來是一個老城謀國的建議，而張之洞卻等不及，否了沈曾植的方針政策。聯合沈葆楨、袁世凱、岑春煊這些擁有實權的督撫，一起向朝廷施壓，一步一步把科舉逼到了死衚衕，終於在1905年9月2日，把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廢除。

張之洞這個科舉制培養的體制內的成功人士，最終成了科舉制的掘墓人，也間接動搖了清王朝統治的根基。

不要罵張之洞白眼狼，體制雖然可以給一個人帶來功名利祿，但當體制不能滿足個人“前進”的動力，追求“先進”的願望時，個人也會成為體制的掘墓人。

所以，不要奢望跟既得利益群體講“感情”，也不要指望既得利益者會永遠追隨體制。

但有多少人會罵蔡元培、伍廷芳、張之洞呢？他們選擇的“反體制”的道路最終勝利了，從勝利者的視角來看，他們是那時時代“明智”的人，引領時代方向的人。

這就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