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咸豐十三年（1853年）起，連續十餘年，東蒙古地區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今遼寧省北票市境內）八枝箭箭丁在福泰、常明等人帶動下，聚眾呈控，三次抗議比丁（比丁，即根據清例，凡年齡六十歲以下，十八歲以上者皆“為蒙古壯丁，俱照例編審”一次，以備徵兵），四次抗議徵調，拒不從徵。
“箭”是蒙古語，譯為“蘇木”（漢族地區的“鄉”），即佐領。每個佐領有一枝箭，俗稱“八枝箭”。所謂八枝箭，原是土默特右旗已故臺吉素克都爾屬下的人民，編為八個半佐領。因素克都爾死後無嗣，卓索圖盟的當政者們就把他的領屬人丁進獻給了康熙皇帝。後來，康熙又將之賞給了土默特右旗管轄。
早在乾隆年間，八枝箭的牧民們不堪忍受旗員的壓迫，於乾隆四十一年（1875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而進行過控告鬥爭。清政府於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派刑部侍郎德輔為欽差大臣赴該旗查辦，把他們又分編為八枝箭，分別交給已故臺吉素克都爾的近親子孫和該旗貝子府分管。從此，歷任貝子對八枝箭牧民的壓迫和經濟剝削愈加沉重。尤其在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清政府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從蒙古地區徵調了大批兵馬。蒙古王公為效忠清廷，則捐獻大量馬匹和銀兩，加重了廣大蒙古牧民兵差的負擔。
而這一時期，蒙古王公貴族們允許內地漢人前往這一地區大面積開墾牧場，而獲得大量的耕地銀兩，及大地壓迫了蒙古牧民的生存空間。
當時，八支箭蒙古族人民不堪忍受奴役和壓迫，以阿拉巴圖、福泰為首，先後多次到盟長衙門和理藩院呈控，指出蒙古牧民：無事不役，無苦不當，苦的八支箭地產盡絕，赤貧如洗，終身受苦，復加逼勒，致有餓死父母者，賣兒女者。
該旗貝子德勒克色楞曾親自帶兵隨從僧格林沁鎮壓太平軍。當他鎮壓太平軍回旗後，愈加恃功擅權、橫徵暴斂，並與其子索特納木色登常駐北京，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八枝箭蒙古族人民，甚至下層臺吉們都不堪忍受，連年呈控理藩院。最後，迫使清廷不得不發佈諭令：“前因德勒克色楞於領放三盟兵丁賞銀兩，有隱匿掩飾情弊，降皆革去爵職，發往熱河。管旗章京烏爾圖那蘇圖也被革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也就是這個德勒克色楞因被革去爵位，發往熱河寺廟內悔過自新，而產生了怨恨。德勒克色楞在熱河竟然暗地裡僱傭喇嘛誦“黑經”詛咒咸豐皇帝。事發後，駐紮在多倫諾爾的兩名活佛和若干高級喇嘛被牽扯到這個案件當中來。當然，這是後話（後文中詳敘）。
（蒙古貴族一家人）
咸豐七年（1857年），以福泰為首的兩百多名蒙古族群眾，集合在孟可章京營子，砌壘炮垛，在寶光寺製造車倆、大炮，以此作為根據地，準備進行武裝鬥爭。
同年秋，他們奪回了被王公霸佔劃歸公倉的榆樹林子地主的土地。他們沒收馬匹、距守村寨、抗交任何差派、據不從徵攻打太平軍。抗拒徵兵有四次至多，一直堅持到太平天國運動失敗才罷。但土默特右旗對這場起義進行了鎮壓。
同治七年（1868年），福泰因病而死，熱河都統衙門派金函為委員，會同三座塔司員幫助盟務烏公、該旗貝子索特納木色登前來調查。宣佈八枝箭“滋事”由福泰一人承擔，餘皆免其追究。並表示今後“若在抗拒格殺勿論”。
但福泰死後，他們在常明、色齋、那木薩賚、阿噶齊、德爾沁扎布、丹珠爾、瑪哈薩都瓦等人領導下，繼續堅持鬥爭。他們集合一百多人，騎馬持械，奔至理藩院司員駐地三座塔城，開展示威性的鬥爭。
至同治九年（1870年），清政府派遣刑部侍郎兼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志和，會同理藩院郎中伊勒通阿等帶兵鎮壓，並在朝陽地方將丹珠爾等人拿獲，“瘸子常明等自行投案”。最後，清政府對“八支箭滋事箭丁”一案，一面出示曉瑜，並以“屢次抗不比丁，有幹功令”的罪名，把常明等十餘人發往南方充當苦差。發往南方充當苦差的有：老希、哈哈笑、幅尼膺、幅受等四人。逃避之人有：那木薩賚扎布、色齋、奈丹扎布、阿噶齊、瑪哈沙都瓦等五人。另一方面，清政府派員“會同該旗貝子前往造冊比丁”，並把管旗章京阿昌阿、花尚阿等，還有署印協理松威、丹忠等，分別以“因公科派錢文、雖非侵吞入己，究屬不能體恤”和“疲玩糊塗”之罪名革職。
最後，清政府又令志和擬章程八條，規定所有八枝箭箭丁，仍歸土默特旗管束。並將這一規定，根據乾隆四十六年所定章程，詳細錄入《理藩院則例》。此外，清政府還變通了“比丁”章程。規定，“申明交納丁錢舊章”，及箭丁子女不準妄行役使隨侍陪嫁，核減差派，加重越訴罪名、嚴拿訴提各條，均著照所議辦理。
（受到處分的土默特右旗親王旺都特那木齊勒）
八枝箭目明的持續鬥爭，使該旗兩代貝子一個被革去爵職，一個受“失察處分”而回京，奪去管轄事務之職，章京、署印協理等四名旗員亦受到“斥革”的處分。並迫使清清政府變通了“箭丁、比丁”章程，表示要實行“核減差派”等讓步措施。八支箭蒙古族人民反抗比丁和拒交差派的鬥爭，有力打擊了蒙古封建王公勢力，為反對封建勢力而做的一個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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