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清朝唯一一位不鄙視且願意與外國人接觸的總督。”
1892年4月23日，法國《世界畫報》刊發了駐上海通訊員鮑里斯的文章，鮑里斯這樣評價此前在天津借用租借的戈登堂舉辦70歲生日會的“清朝的俾斯麥”李鴻章。
鮑里斯沒有看錯。四年之後的1896年5月，因甲午戰敗被閒置的李鴻章，作為清政府的“欽差頭等出使大臣”赴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從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李鴻章先後訪問了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行程9萬里。這是清朝權臣的第一次真正出訪（此前李鴻章到過日本，是因甲午戰敗簽訂和約，不能算真正的出訪）。而無論是過去洋人早期與李鴻章打交道，還是出訪時期與李鴻章的蜜月，還是到李死，西方媒體上的李鴻章，著實為我們勾勒了一個與過去中國媒體上完全不同的李鴻章。
李鴻章曾自承自己是“裱糊匠”：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又何術能負其責？”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很多人書寫過，寫得最好最入骨的，竊以為至今未曾有超過樑啟超的。但梁任公認為李不識世界政治大勢，“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勝之域；而僅撿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我卻覺得這是以後世眼光苛責前人了，多少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況味。
1988年，歷史學家陳旭麓在《李鴻章與中國近代化》一文中，認為，李鴻章生活的時代，中國四萬萬人口中，“像李鴻章這樣主張跨出國門，認識世界的人找不到一百個，李鴻章對世界的認識、時代的認識，比他同時代的人要高得多……在認識世界、瞭解時代這一點上，李鴻章要比曾（國藩）、左（宗棠）高出一籌。”
陳先生此論，當是歷史史實。其時中國對世界所能認識的人，大部分都在李鴻章幕下或圍繞在其身邊。不惟如此，李鴻章身邊還有不少洋人做顧問，其每興一項事業，無論練兵，造船，開礦，築路等，必借重洋人的智慧和技術。李鴻章歐美之行的幕僚兼翻譯羅豐祿，曾是北洋水師營務處道員，閱讀廣泛，視野開闊，“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熟悉赫胥黎和達爾文，也喜歡談愛默生和卡萊爾的美學”。
當權臣親貴都視去海外為仇寇畏途之時，李鴻章卻讓他的後代去駐英國使館，延聘家庭教師教育後輩學英語，這種見識，其時幾人能有！
《西洋鏡：海外史料看李鴻章》，從海外媒體的視角，向我們勾勒了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從來不會出現在傳統史稿裡的另類帝國權臣形象，而這一形象，對於我們普通讀者理解一個複雜多面的李鴻章，理解他生活的時代，都會很有意思，也有意義。
1896年8月22日，李鴻章登上“聖路易士”號輪船
李鴻章歐美之行時，按中國人的說法，已經到了不留宿的年齡。但在前後長達7個半月9萬餘里的歐美之行中，七十多歲的李鴻章，在歐美的報刊上，固然有著清朝權臣的威勢、狡猾，以及與西方世界隔膜的滑稽可笑等諸般形象，但這些報道，更多展示的，是一個不顧年邁、旅途勞頓，對西方的物質技術充滿著既有孩童般的好奇，又有專業瞭解的人——他對歐洲軍事技術進步的好奇，以及對法德軍備的專業比較，背後其實是一個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擁有這些技術的在位者隱秘的責任和焦慮。中法之戰，其舊屬淮軍悍將劉銘傳部擊敗法軍，靠的就是先進的裝備。
其行興致勃勃，尤其對軍事和工業，從軍隊建設指揮到裝備配備，從普通槍支到馬克沁機槍大炮，從魚雷到軍艦，從鋼鐵廠到鐵路，當然還包括歐美的金融體系，自由貿易，甚至軍工廠私營還是國家補助，李鴻章都是關心備至。
在李鴻章之前，從來沒有一個高官像李鴻章這樣去了解過對手，瞭解過世界。李鴻章的歐美之行，不是現代政客公務人員的某種工作“獎賞”：不是公費旅遊，而是真正的“訪舊外交”，也是真正直接接觸西方先進的技術——事實上，後世傑出的中國政治家的歐美之旅，基本沒有脫出當年李鴻章之行的窠臼，他們像自己的前輩李鴻章一樣，去訪問國拜訪曾經支持過自己的外國友人或者有過接觸的西方名流過氣政要，以及去有先進技術的企業訪問。李鴻章是真正的這種出訪模式的開創者。
真假俾斯麥會談結束後在陽臺上與眾人見面
比如訪舊外交，李鴻章到訪德國，去拜訪退休的俾斯麥，並向他請益如何更好地服務於君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稱李鴻章是“東方的俾斯麥”，所以，兩人的見面，引發了輿論的旋風，俾斯麥以最高禮儀接待了李鴻章，兩位真假俾斯麥惺惺相。俾斯麥說，非常高興能見到貴國最勤勉偉大的人。中堂大人客氣地回答說，可惜我未能如您一樣取得讓德國發展的成就；俾斯麥說，我們倆不都讓皇帝當得長久而安穩嘛。
比如，李鴻章到訪英國，不僅拜訪了政要，還去他的老朋友幫助他鎮壓太平天國的戈登將軍的墓地獻了花圈，並接見了戈登的親屬；到美國，他去他的朋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將軍的墓前獻了花圈……
無論是參觀軍工廠，還是拜訪熟人，這些橋段，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如此熟悉。但是，在李鴻章之前，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所以，熟人外交和訂單外交，李鴻章才是真正的開山。
“他的腦子裡充斥著槍炮，縫紉機，鋼鐵和魚雷……”
1896年8月19日晚，李鴻章訪英，《倫敦每日新聞》通訊員自紐卡斯爾發給自己供職的媒體報道時這樣寫道。
“如果說藝術品不能吸引李鴻章的話，那麼有幾樣物件顯然做到了。讓這位老紳士高興的方法是向他展示機械和機械製品。他對……電氣照明……電話……水壓器械……鐵橋……鐵路……感興趣。”
在倫敦商會，李鴻章對倫敦最重要的商人和金融家發表演講時許諾，他餘生將投入到推進清朝的物質文明發展中，特別是鐵路交通上，“更緊密的商業關係重要性，無論對於不列顛，英屬印度，還是清朝，都是不言而喻。”
對鐵路建設的重視，是李鴻章的朋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到訪中國時竭力提醒李鴻章的。鐵路不僅能加強中央集權，也對賑濟災荒大有幫助。李鴻章聽進去了。
在德國，李鴻章還做了一次X光檢查。他是第一個照X光的中國人。當時信西醫的中國人還非常少。
很難想象，一個過去在中國的史書和媒體上，譭譽參半，且毀多於譽的人——他自己都自稱是“裱糊匠”，是這樣開展自己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海外之旅的。如果不是這些海外媒體的記錄，我們這些普通的讀者，又何以能知道李鴻章的另一面！
後世之人包括梁任公，都苛責李鴻章只知技術，不知政治大勢。想想，李鴻章歐美之行，他的隨員們對李鴻章關心的問題其實並不關心，這就是現實。另一方面，器物之變，又何嘗不是政治質變之始！問題是，連技術都沒多少人關心的帝國，其他自然更遙不可及了。其他不說，1888年，李鴻章奏請開築天津至通州鐵路，1889年1月，開平礦務局總工程師、李鴻章鐵路夢的顧問、娶了日本人為妻的英國人金達（Kinder），陪同伍廷芳巡視了津通路段，並在海河上架了一座鐵橋，最後因守舊派激烈反對，津通路築路計劃被迫擱置，李鴻章還不得不下令拆了橋。幾年後金達寫下了如下文字，堪為李鴻章困境的一個剪影：
“那些石頭的橋墩……現在是唯一留下的橋址的標誌，它們是陰謀和猜忌的紀念碑，是中國進步道路上的真正障礙物。沒有比這更好的例子來說明那重重的困難了：有些人意欲改革中國，可是即使在前所未有的、最沒有成見和最有權勢的總督的領導下，根據他的急遽的築路願望，在他們的前進道路上仍然找到了如許的阻擾。”
另一個我們過去的歷史教科書和媒體上幾乎從來未曾提及的，是李鴻章對美國的中國勞工的關切。無論是在格蘭特到訪中國，李鴻章與他晤談時，還是李鴻章到訪美國，對在美華人命運的關切，一個四處求人的弱國重臣，依然能夠不忘自己國民的利益，在那個年代，實屬不易。李鴻章歐美之行的行止，對得起那他盡力裱糊的那個朝廷諡他的號：“文忠”。
當然，西方媒體上的李鴻章，同樣不乏愚昧、滑稽可笑，以及與世界隔膜的地方，我想，這不僅是李個人的問題，更是時代的悲劇，今天的人讀到，其實不應嘲弄，而實應有同情理解之心，並努力不重蹈其轍。
但是，西方媒體呈現的十九世紀末的李鴻章，更多是一個連細節也關心的人，雖年事已高，思維活躍，真的是晚清第一了不起的人。可惜，歷史給予李鴻章的機會足夠多其實也並不多，他既受朝廷節制，也受保守和清流夾擊，當然也有利益不均的牽制和攻擊，也受自己利益左右。
“五洲列國，變法者興，因循者殆。”這是李鴻章的慨嘆。
後世只有一個老人抓住了歷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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