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石祿生
01
清光緒十九年（1893）二月十五日，晚清重臣李鴻章迎來了七十歲生日。人生七十古來稀，如此重大的日子，李鴻章原意想低調過生日，但實力不允許。
這不，慈禧太后差人送來了一塊匾送給他，上書“調鼎凝釐”四個大字。這是什麼意思呢？
“調鼎”在古代漢語中用來比喻宰相，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欽差大臣，除皇室核心人員以外，他可以說是彼時大清最具實權的人物了，慈禧把他喻為宰相，實至名歸。“凝釐”就是聚集福氣的意思。不消說，慈禧送匾給李鴻章，是為他添福來了。
除此以外，慈禧太后還為李鴻章親筆書寫了一對壽聯：“棟樑華夏資良輔，帶礪河山錫大年”。這幅對聯的具體語義就不解釋了，我們單看頭兩個字“棟樑”，就可知李鴻章在慈禧心目中是何等重要的人物了。
沒錯，彼時的李鴻章真的是大清皇室以外的頭號政治大人物。這一年，也稱得上是李鴻章一輩子當中最風光的時刻：位於人臣之極位；又收穫了來自皇權的最高禮遇。為官如此，夫復何求？
我們為什麼要重點強調光緒十九年（1893）這個時間點呢？原因有兩個：
第一，這一年是李鴻章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候，但這也是他人生之中最後的風光，因為之後的一到兩年，他將被千夫所指，並最終以“賣國賊”的形象跌下政治神壇；
第二，正是在光緒十九年，李鴻章欣然提筆為一個普通太學生傅潮康題寫了一塊匾額：“國學蜚昇”。可能是這一年李鴻章心情好吧，無名之輩也能得到他的墨寶題詞，後者恐怕要為此歡喜上一年。
清·光緒十九（1893）年 【國學蜚昇】匾 李鴻章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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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這塊牌匾，幾經歷史輾轉，目前收藏於福建品藏天下牌匾藝術館。作為專業的匾額收藏人，筆者亦有理由為之歡喜。
我們看這塊匾額的題匾人落款：“欽差大臣直隸閣爵部堂李為”。欽差大臣的名頭，在光緒十九年，沒有幾個人能擔得上，李鴻章就是其中之一。更耀眼的字眼是“直隸”二字。為什麼這麼說呢？
【國學蜚昇】匾局部
眾所周知，清代中國的政治版圖中，有九大封疆大吏，如兩廣總督、湖廣總督、閩浙總督等，個個都是傾權一方的大人物。
九大封疆大吏中，“直隸總督”是最為特殊的一個，因為他掌管的是天子腳下的心腹之地：這塊地盤相當於今天的河北大部、天津、河南與山東小部，統稱“直隸省”，其省城在今河北保定。
也就是說，在封疆大吏中，被冠以“直隸”二字的，唯有一個。在漢語中，“直隸”的威嚴色彩，不言而喻。因此，直隸總督的級別固然跟其他封疆大吏總督相當，但其政治色彩要濃厚得多，政治地位當然要高出一頭。
歷史上做過直隸總督的人，當然不勝枚舉，但地位最強大的人，非李鴻章莫屬。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02
我們都知道，晚清有“中興四大名臣”之說，主流的名單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四人。因為這四個人的存在，苟延殘喘的晚清政權，至少多續命了五十年以上。
在上述名單中，曾國藩、左宗棠排在李鴻章的前面，這是因為這兩個人比李鴻章年長得多，都算是後者的政治前輩；而且他們都比李鴻章死得早，按先後排名，李鴻章當然只能排第三。
但後來李鴻章在晚清政壇以及世界外交舞臺上產生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曾國藩和左宗棠。李鴻章的政治後輩張之洞，也同樣無法望其項背。在世界範圍內，李鴻章、俾斯麥、格蘭特被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在李鴻章以前，直隸總督掌管的僅僅是地方上的軍政事務，雖然比其他封疆總督特殊一些，但依然只是純粹的封疆大吏而已；彼時在南北地區，負責外交事務的，分別是南洋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的前身）。
同治九年（1870），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發生了，並引起一片譁然：天津的天主教會籠絡了一批外籍痞子，以武力方式肆意傳教，引起天津民眾反對，繼而引發武力衝突，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民眾均死傷多人。教案詳情，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歷史。此案發生後，法、英、美、俄、普、比、西等七國調集軍艦開到了天津大沽口，局勢一觸即發。
天津教案
此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正是李鴻章所敬重的政治前輩曾國藩，後者也是彼時大清聲望最高的封疆大吏；而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則是完顏崇厚，出身於滿清政治世家的大佬。
為應對天津教案，直隸總督曾國藩作為地方最高長官出面協調，而三口通商大臣完顏崇厚則作為大清外交代表出面跟西方七國交涉。人們這時候才發現，在這件事上，直隸總督和通商大臣的職能，有很多地方重疊；而另外又有很多地方互相掣肘，影響決策。
這都不是事兒，關鍵是，一世英名的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處理不當，導致英名盡毀：中國民眾對他不滿意，西方人對他也不滿意，兩頭不討好。
曾國藩是如何在天津教案中英名盡毀的？詳情同樣請有興趣的讀者參看歷史。關鍵時候，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被當做“救火隊員”調任直隸總督，取代了曾國藩。
李鴻章正是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顯示出了超強的外交談判能力，他本著“一命抵一命”的原則，以及“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語）的風格，較為穩妥地處理了中外爭端，既避免了戰爭，又迴避了西方國家獅子大開口的無理鉅額賠償要求。中外雙方基本滿意，主要是保教國法國也認可了，此事不了了之。
天津教案是一個轉折點：曾國藩黯然下野，並於一年多後去世。但一碼歸一碼，曾國藩本人對李鴻章是愛護有加的，他對後者也充分認可；而李鴻章則通過這件事，開始登上晚清外交舞臺。
正因為受此事影響，晚清朝廷意識到，三口通商大臣和直隸總督倘若由同一個人擔任，似乎更為合理。因此在徵得李鴻章本人同意後，朝廷一改慣例，授命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由此形成了“兩職歸一”的制度。
從那以後，李鴻章一半時間駐地保定，作為直隸總督掌管直隸省內務；另一半時間駐地天津，以北洋大臣的身份主導晚清外交事務。
03
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職時間總計長達二十多年，一舉奠定了他在晚清政治和外交舞臺無可替代的“宰相”地位。但是他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的時間並不是持續的，而是累計。
從同治九年至光緒八年，李鴻章的第一次任職長達十一年零六個月。而在光緒八年三月，由於李母過世，他按儒家為人子女的禮教慣例，回家守孝了一年多。期間由兩廣總督張樹聲代理李鴻章的職務。
但晚清政治局勢內憂外患，清廷實在是離不開李鴻章的外交掌舵作用，尤其是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本人更離不開李鴻章的棋子功能。迫不得已，李鴻章並沒有按規矩完滿守孝三年，而是接受了慈禧的召喚，儘早回到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上。
沒錯，在真正的政治家中，慈禧太后幾乎只信任李鴻章一個人。而李鴻章由於跟光緒皇帝的恩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翁同酥，二者有著難以調和的私人矛盾，也決定了他不能也不願走攀附光緒皇帝這條政治道路，畢竟慈禧和光緒母子間的政治矛盾是盡人皆知的，他李鴻章只能在二者之中擇其一以效忠。於是他選擇了追隨慈禧太后。
慈禧和李鴻章（劇照）
但李鴻章恐怕沒有想到，追隨慈禧太后是一把雙刃劍：他由此得到了位極人臣的個人榮耀，以及在世界外交舞臺上大放異彩的高光；但他也因此背上了諸多歷史罵名，被多少人指責為“賣國賊”。
其實說到底一切都是慈禧的旨意，或者說晚清政府交給李鴻章的外交菜盤子就是那樣的貧乏：沒有多餘的菜單可選，能選擇的菜品就那麼幾道。不管多麼苦澀的菜，他不得不嚥下去。
從光緒九年到二十一年，又是一個十一年零七個月，李鴻章第二次履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經歷的榮耀有多少，那麼他吞下的恥辱就有多少，甚至更多。
人們當然記得，由於李鴻章的主導作用，他創辦了北洋水師，督辦了各種招商局，主導開辦了各種礦務局和煤礦，以及多個織布局、電報局，還有建設了多段鐵路，又開辦了近代化軍校、中國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等等，總之李鴻章等人領導的洋務運動，一度給晚清中國帶來了一絲走向強國的希望曙光。
1872年12月26日，清政府批准李鴻章提出的關於創立招商局的奏章
行文到這裡，讓我們的目光再次回到光緒十九年（1893），以及李鴻章在那年書寫的這塊匾：“國學蜚昇”。或許從中我們能夠體會到李鴻章希望中國強大的心願：
清·光緒十九（1893）年 【國學蜚昇】匾 李鴻章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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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題寫“國學蜚昇”贈予一位普通的太學生，用意十分深遠。所謂“國學”，即指國家設立的學校以及儒家學術文化；“蜚昇”，即飛昇之意。李鴻章是多麼希望晚清社會多出棟樑之才，為羸弱的晚清中國改變國運，使之強大。
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出身的李鴻章，註定眼界有侷限：他不知道，儒家知識體系本身並不能使中國強大，唯有科學技術才是十九世紀中國急需的生產力發動機。
招商局投資創建中國第一條專線鐵路
總之，李鴻章們的努力，改變不了晚清國運的衰敗之勢。
不管怎麼說，李鴻章的能力在外交舞臺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這也是西方外交人士廣泛喜歡他的原因所在。但李鴻章的人生恥辱，基本上也是在外交領域出現的。作為北洋大臣，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總共對外簽署過30多箇中外條約，基本上都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如1876年的中英《煙臺條約》、1884年的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年的中日《天津條約》和《中法新約》等。這些條約，都是李鴻章七十歲以前簽署的，雖然也是恥辱，但它們的影響力跟後面的一系列外交失利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04
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遠赴日本談判，拼出老命想為晚清中國減少一點損失，期間他甚至被日本民間右翼刺客刺傷了老臉，但最終還是沒能避免有史以來最大的外交恥辱之一：他不得不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籤了字。
《馬關條約》的恥辱爆炸性，歷史已有定論，無需贅述。筆者個人觀點，只能說李鴻章盡力了，他其實並沒有拒絕的權力，國力如此，容不得他不簽字。在舉國民眾的憤怒聲討下，李鴻章只有一個結局：以歷史罪人的形象（在晚清政府視角來看則是替罪羊），下野，被免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位。
公正地說，李鴻章的世界性外交聲譽，完全是出於他的人格魅力而形成的；但就外交成就而言，不得不說，李鴻章的成績單以負面居多。當然，晚清中國的歷史恥辱並不是他能挽救的，換一個外交代表，情形大抵相同。
但不管揹負多少“賣國”的罵名，在外交領域，慈禧只信任李鴻章（有一種說法是西方國家每每指名要求李鴻章出面談判），所以下野北洋大臣職務後的李鴻章，後來又代表清政府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中日遼南條約》、中德《膠澳租借條約》、《中俄密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等。其中，徹底將李鴻章打入恥辱極地的，是1901年清政府與八國聯軍簽署的《辛丑條約》。
當八國聯軍侵入京城時，慈禧太后躲到了西安。彼時晚清中國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清廷上下許多重量級的政治人物，竟然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李鴻章：倘若晚清皇室不保，就推舉李鴻章出來做“大總統”。
可見，李鴻章雖然在民間揹負“賣國賊”的罵名，但在政治舞臺上，他的威望還是相當高的。這樣的一個人，慈禧又怎麼會放手讓他安度晚年呢？所以當清政府不得不跟八國聯軍簽署不平等條約時，慈禧又把李鴻章推了出去：任命他為“全權大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年近八十的李鴻章不得不在“賣國賊”的形象道路上，一路走到底：他顫抖著握筆的手，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條約》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受盡屈辱的晚年，李鴻章生不如死，不久後，他終於撒手人寰，為屈辱的晚清外交史畫上了一個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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