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之間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許多作家作品都有著濃郁的民間文學元素，甚至是以民間文學為基礎進行的再創作。在“五四”新文學的建構過程中，民間文學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適認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劉半農曾仿民歌體進行詩歌創作，這些新文學作家還在1918年發起近世歌謠的蒐集運動，為新詩創作尋找資源。20世紀30年代的老舍、沈從文，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創作，都把民間文化和民間審美資源納入文學創作中，創造了具有獨特中國風格的文學作品。這一新文學的民間傳統對於當代文學的發展和作家創作仍然有著重要意義，是中國當代文學民族性審美特徵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民間文學作為作家文學的寫作資源，對於作家文學的發展一直有著重要影響。在十七年時期的小說創作中，許多小說作品都滲透著民間文學的元素。民間說書人“說書”時用的“評書體”講究故事的完整性、講究敘述過程中的“懸念”以引起觀眾的興趣、講究語言上的通俗易懂等，這些特點在《林海雪原》和《三里灣》等小說中體現得非常明顯。這一時期的許多詩歌都是“仿民歌體”的，詩人唐湜以家鄉流傳的神話故事創作了《劃手周鹿之歌》，他在《劃手周鹿之歌》的附記中說：“一個故事在民間流傳著，就像珍珠含在珍珠貝里，時間會給抹上一層層奇幻的光彩；我們把蒙上的灰塵拂去，就會耀出一片奪目的光華。”這句話形象、準確地說明了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之間的關係。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電影《劉三姐》不僅煥發著時代的精神光輝，而且具有民間生活的智慧和情趣。傳統民間戲曲是一種來自於民間的審美藝術形式，在這一時期的“戲曲改革運動”中，改編後的戲曲如《十五貫》，仍然具有濃厚的民間趣味和民間情感。
新時期以來的作家文學創作也同樣如此。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被認為是西方文學影響的結果，如果仔細分析這些作家作品會發現，他們與民間文化和文學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韓少功就試圖從邊緣山地的民間社會、文化中尋找民族的文化之根，他創作的小說《爸爸爸》中那些奇怪的行為方式、語言方式、大膽的情歌甚至小說的整體結構都與民間的文化、文學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他在《文學的根》一文中認為：“鄉土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更多地屬於不規範之列。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性愛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鮮見於經典，不入正宗，更多的顯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在他看來，這種不規範的民間文化和文學，恰恰是作家應該重視的，由此，不僅可以重新認識民族的文化，而且可以喚醒一種潛在的歷史審美意識。20世紀80年代對於民間文化和文學的重視也體現在汪曾祺、莫言、王安憶等作家的小說創作中，這些作家也從民間文學中吸取著文學寫作的資源。《受戒》對民間文化的傾心書寫和民歌民謠的巧妙運用，《小鮑莊》與大禹治水故事的結構性關聯，莫言在不同場合多次談到他的小說創作與故鄉的那些民間故事、傳說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於蒲松齡小說的借鑑和學習。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民間文學顯然以其獨特的方式參與了作家文學的發展進程，並且帶來了文學創作的新的藝術世界。到了20世紀90年代，張煒的《九月寓言》、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作品中，民間文學的美學力量進一步得到了強化，《馬橋詞典》中的一些民間故事傳說在作家的敘述中具有了文化的意義，構成了馬橋人精神世界的呈現內容。張煒的《九月寓言》同樣如此，民間傳說故事直接進入小說文本中並且構成小說內容的一部分，“憶苦”“金祥千里尋鏊”等情節就體現著民間故事的元素。進入新世紀後，民間文學在作家寫作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閻連科的《受活》把“桃花源”的民間傳說與關於“受活莊”的敘述結合起來，傾心敘述了普通民眾對於“桃花源式的生活”的嚮往，在民間故事中那種“人人平等、幸福生活”的情境成為他思考中國歷史的基本出發點。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蘇童重述“孟姜女哭長城”的《碧奴》、李銳重述“白蛇傳”的《人間》等作品，這些小說直接取材於民間故事傳說，用新的立場、思想重新思考、改寫，賦予民間故事、傳說以新的意義。在當下發展迅速的網絡文學創作中，也可以看到民間文學的影響，在那些“穿越小說”“玄幻小說”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民間神仙鬼怪故事的影響。
在中國當代作家文學的範圍內考察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的關係，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關係可以概括為如下幾種類型：一，作家自覺運用和借鑑民間文學的審美形式。如趙樹理《三里灣》的“評書體”特點，曲波《林海雪原》的傳奇式敘述以及一些“民歌體”的詩歌創作。這些作品所表達的內容是當代生活或與當代相近的歷史生活，所表達的是現代意識或當代政治訴求，但民間審美形式的自覺運用，則使這類作品具有了鮮明的民族化風格，在“舊瓶裝新酒”的轉化過程中，實現了時代賦予文學的使命。二，作家對民間文學的改編或再創造，在改編的過程中賦予民間故事傳說新的意義。十七年時期的“戲曲改編”、電影《劉三姐》《阿詩瑪》的創作，新世紀以來蘇童的《碧奴》、李銳的《人間》、葉兆言的《后羿》、阿來的《格薩爾王》、金仁順的《春香》等作品，都屬於這一類型。這些作品的基本故事框架和人物都來源於原有的民間文學文本，有些作品對原有文本的結構和人物關係進行了調整，總體上仍然可以看出原有民間文本的模式。作家改編或再創作後的文本雖然與民間文學文本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但是所呈現出的意義與原有文本相比出現了重大變化，體現出作家個人的立場、思想及其理解世界的新的態度。三，作家在與民間文學文本的聯繫中、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在現實生活個體感受的基礎上思考和表現民間日常生活時，把民間文學理解和想象世界的方式納入自己的創作過程中，民間文學所呈現的民間文化精神與其對於歷史、時代的思考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作家文學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的寫作在新時期以來的作家作品中體現得較為明顯。汪曾祺的《受戒》、莫言的《紅高粱》《生死疲勞》、張煒的《九月寓言》、韓少功的《馬橋詞典》、閻連科的《受活》、尤鳳偉的《泥鰍》等作品都屬於這一類型。在這裡不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在民間故事中有一個“太陽山”的故事，劉守華主編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一書中認為，太陽山的故事核心是說在太陽昇起的地方有許多財寶，有人在動物（或神仙）的幫助下到達了那個地方，然而他卻要經受考驗，一旦太陽昇起還沒有離開，他將被燒成灰燼。這種尋寶的行為往往在兩兄弟之間先後重複進行，好心的弟弟得到了財寶，而貪心的哥哥卻被燒死。這一故事告誡人們在財富面前不要貪心，要有理智和做人的品德，體現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義利觀念。民間文學中的這一思想及其表達方式在20世紀80年代的許多山東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體現，特別是在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魯班的子孫》中的老木匠和小木匠雖然是父子，但所承載的意義和“太陽山”中的兄弟是一樣的，老木匠類似於弟弟，恪守仁義、取財有道，小木匠類似於哥哥，貪得無厭、不守信義。民間故事中的思想和表達形式，成為王潤滋在新的時代歷史語境中思考和表現“道德與金錢利益”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構成了《魯班的子孫》的有機組成部分，連接起了傳統文化與時代發展之間的許多重要問題。
民間文學進入當代作家文學的途徑是多樣化的，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存在形態也是多樣的，如上只是簡單概括。因為民間文學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民間文化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其審美情感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具有民族化的特點，所以對於當代作家而言就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當代作家應有民間文學的自覺，把民間文學的有益內容與自己的創作相結合，創造出具有中國作風和氣派的優秀作品。
（作者：王光東，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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