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新力量|李唐:我不希望只是寫故事、希望寫的是「文學」

7月,《收穫》雜誌

第四期推出了2018年“青年作家小說專輯”,9位年輕作家集體登上在中國文壇上極具影響力的文學期刊,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8歲,一半為90後,他們正在成為中國文學的新鮮力量。藉此機會,澎湃新聞推出90後作家專題,對部分作家進行了專訪。此為本專題的第二篇專訪,專訪作家是李唐。

文学新力量|李唐:我不希望只是写故事、希望写的是“文学”

李唐

李唐,1992年生,14歲便開始創作詩歌和小說。他被稱為是“90後”作者中發表文章層次最高的作者,曾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十月》、《鐘山》、《小說界》等重要刊物上發表作品。與此同時,李唐也是“紫金·人民文學之星”小說獎的得主之一。格非曾這樣評價他的作品:“從李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新一代作家重塑自我的艱辛努力和別樣路徑。他的敘事明晰、清新,富有創造力。”

文学新力量|李唐:我不希望只是写故事、希望写的是“文学”

《我們終將被遺忘》

寫長篇是個意外,本以為三十歲以後才會嘗試長篇

澎湃新聞:你是怎麼走上創作道路的?有沒有曾深刻地影響你的作家?

李唐:最早寫東西是在初中,無意中發現了一本《葉賽寧詩選》,應該是我爸年輕時候買的。之前我並沒有認真讀過文學作品,沒想到就被打動了。我想主要由於兩個方面:一個是語言本身的魅力,詩歌的那種行文方式同時又陌生化的效果深深震撼了我;另一個應該就是作者的表達慾望,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展示出來也可以這麼美,也可以這麼有意義。文學為我開啟了一片嶄新的世界,無論從語言的享受還是自我的表達。

後來我幾乎讀遍了所有能夠接觸到的詩歌。中國從朦朧詩及以後的詩人,能找到的我基本都讀過。影響我比較大的是顧城、海子和韓東,外國的詩人則是策蘭和特拉克爾。小說是高中時開始嘗試寫,剛開始純粹自娛自樂,寫完也不會給別人看。正兒八經寫小說是讀到了卡夫卡,他給我的感覺是太自由了,沒想到小說也能那麼寫,不僅僅是想象力,而是他的行文方式和整體的精神狀態。

很多作家都曾深刻地影響過我,除了上面說到的,還得列一長串名單: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爾加科夫、貝克特、庫切、卡佛、塞林格、布勞提根、村上春樹、鮑里斯·維昂、菲利普·迪昂、錢德勒……感覺根本列不完,他們給我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文学新力量|李唐:我不希望只是写故事、希望写的是“文学”

《身外之海》

澎湃新聞:今年你出版了個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身外之海》,我相信這也是你個人創作的一個重要節點。能不能說說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過程所帶給你的體驗與感受?

李唐:長篇是個意外,我以為至少要三十歲以後才會嘗試寫長篇,但《身外之海》的故事形成在我腦海裡後,就再也抑制不住了。長篇和中短篇確實很不一樣,我更願意把中短篇看成一首詩,曖昧、邪惡又美麗,我可以作為一個旁觀者,冷眼凝視著小說裡的人物四處漫遊,我時而跟他們融為一體,又會嘲諷、否定他們。而長篇是一整個世界,需要我沉浸其中,與故事裡的人物共呼吸同命運。長篇帶給我的痛苦和愉悅都更大,用一個可能已經庸俗的說法,長篇就像長跑,沿途看到的風景更多。我更願意跟長篇裡的人物做朋友,而在中短篇裡,我則更像一個拿著手術刀的腦科醫生。

我質疑任何給出答案的人生意義

澎湃新聞:《巴別》這篇小說的靈感由何而來?我們所知的“巴別塔”是西方文化中的特殊意象,它出現在《創世紀》中,上帝為阻止人類修建通往天堂的高塔而使人類使用各種不同的語言,人類也從此各散東西。在這篇小說中的開頭,主人公便決定“不再說話”。小說的名稱是否也是由此而來,以及這篇小說想表達何種內涵?

李唐:這篇小說我想寫的是人和人之間的難以溝通。即使是你最親近、最熟悉的人,即使你們天天生活在一起,你仍然無從得知對方的真實想法。有人說現代人太孤獨了,每個人都像一座孤島,可是,孤島本來就是人類的本質。我們只能依靠外在表現,勉強認知對方。很長一段時間,這個事實都令我沮喪和恐懼。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他熱愛人民,但卻不愛他們中的單獨一個(大意)。《EVA》的劇場版結局裡,“人類補完計劃”使全體人類變成了一片能量的海洋,這或許是我看過的最反人類也是唯一解決孤獨的方式了。況且,別說他人了,就連你自己都不一定了解你自己,不是嗎?這也是文學的意義:溝通自我與他人的橋樑。所以我從來不會擔心文學會沒落(當然跟能不能掙錢是兩碼事),因為文學其實是人類的本能。

澎湃新聞:我發現“馬”這一意象出現在你的許多作品中,比如《巴別》、《動物之心》、《幻之花》,是因為你對“馬”這種動物有特殊的偏愛嗎?此外,“馬”在作品中的出現似乎常常與“夢”相連接,這二者之間有何聯繫?“馬”在你的觀念中,又是否是某種抽象物的化身呢?

李唐:我承認當時是受到了安哲羅普洛斯電影的影響,幾乎他的每一部電影裡都會出現馬。馬本身就充滿了夢幻感,它奔跑或靜默,還有優美的身軀,自然而然被賦予了更深層次的涵義。它究竟代表了什麼?我想,正是這種曖昧不明才使這個意象充滿魅力。

澎湃新聞:無論是經典大家,還是新生代作家,他們中的部分都曾把“人”寫成“動物”,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王蘇辛的《再見,父親》。但我認為你在《動物之心》這篇小說中創造了某種“邊緣”,一個“人”遊離在化為“動物”的邊緣,最終卻又選擇重返社會。請問你為什麼這樣設置情節?

李唐:我認為人性中同時包含了“人性”和“獸性”的一面。現代社會是高度精密和發達的,人的生活路徑正不斷被分析、規訓著。這個時代看似自由,實則更像是一個可怕的烏托邦,個人的力量越來越微不足道,個人越來越成為時代的工具。你自認為的“個性”和“與眾不同”其實都應該打一個問號,你可能依然在無形中受到了某種語境和歷史路徑的影響,自己卻渾然不覺。我們該怎麼辦?人類的自主性該如何捍衛?推動歷史發展的一大動力就是我們想搞清楚出路究竟在哪裡,可這個問題越來越艱澀了。因此現代人格變得疑慮重重,是由於他深陷於一張看不見的大網中。小說裡,他被“動物”所吸引,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種不自覺的反抗,他希望找到更“真實”的生活,找到一種“出路”,儘管他也說不清到底是什麼。但那隻能是稍縱即逝的恍惚,現代社會仍然無孔不入,他的出路只能在猶疑中進行,但總比什麼都不做強。

澎湃新聞:《蟻蛉旅館》這篇小說是否是對現實的某種折射,可否把它看做一個寓言,讀者該如何去理解這部作品呢?同時也很好奇“那東西”究竟是對何物的隱喻。

李唐:其實你也應該知道,“那東西”如果明說就一點意思也沒了。它可以代表任何東西,一切源自於你內心深處最恐懼的事物。

澎湃新聞:在《氧氣與月亮》中,你塑造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從這篇小說中,我看到的是某種個體存在的無意義,對“現代人”而言,這確實是一種困境。請問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李唐:我不認為是困境,因為每個人的人生意義都不同,需要每個人自己去尋找,沒人能代勞,更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告訴我們“只有這樣做才是有意義的”,否則也太恐怖了,所以我質疑任何給出答案的人生意義。回到小說,我寫的只能是尋找意義的“過程”,至於那個“意義”究竟是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這也是人的最後的自主性。

人只能在不斷自省和必要的自我束縛中才能真正達到自由

澎湃新聞:你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詩人。你作品中的主人公們讓我想起了本雅明在《發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中所描寫的那類“遊蕩者”,他們冷漠地遊蕩在城市中,被裹挾在人群之中,又遊離在人群之外,他們與城市、人群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本雅明的“遊蕩者”是一種隱喻,對你而言,你作品中的主人公們是否也是某種隱喻呢?此外,“城市”和“人群”是否也為你提供了特殊的創作來源?

李唐:按照我的理解,“遊蕩者”應該更多的是與現實世界的疏離,是一種心理狀態。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有很多,但很多東西也是混沌未知的。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將一個人一分為二,如何調節二者的關係是很關鍵的問題。有些人可以很容易地在兩個世界中轉換自如,而有的人卻時刻感受到兩者的不協調,因此他會時常感到不適。

城市對我來說不僅僅是出生、長大的地方,它也是一個奇異的空間。在城市中你會遇到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的人,也會遭遇或聽聞各種光怪陸離的事情。無疑城市給人的印象總是強勢、華麗的,但同時也存在著幽暗的角落。這種反差對我來說非常迷人。

澎湃新聞:從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你對“語言”這一文學根本問題的思考。它們甚至表現出某種試圖超越語言本身的傾向。請問你對文學“語言”和日常“言語”有什麼特別的體會與認知嗎?

李唐:我確實很長一段時間沉浸在某種根本性的思考中。我不希望寫的單單是故事、是小說而已,我希望自己寫的是“文學”,至於它被人看成小說還是別的什麼是無關緊要的,我甚至會想“文學”為什麼要分小說、詩歌、散文等等門類?有沒有可能創造出無法歸類的、更加純粹的文體?當然我知道很難達到,在我的閱讀經驗中也只有卡夫卡、貝克特、布勞提根等少數作家曾真正超越過文體的侷限。所以有時我會跳出小說本身去敘述,也是在反問自己,“我究竟在做什麼?”文學的語言更容易承載思想,日常話語則是傾向表達,隨風而逝。二者有很大不同。多數能被讀者接受的、通俗向的小說都是接近日常表達的,畢竟要更加生動自然。但我認為沒有高下之分,做好哪一點都不容易,這跟寫作者本身的性格也有很大關係。

澎湃新聞:法蘭克福學派致力於研究“現代性”問題,而當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旗手哈貝馬斯曾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提出“交往理性”,它涉及到“具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而你作品的人物恰恰與此背離;身處於現代性社會中,為何你塑造的大多是這樣放棄了“交往理性”的人物?他們是否也具有“主體的合理性”呢?

李唐:在我有限的閱讀中,哈貝馬斯給我的印象一直是希冀建立溝通橋樑的人物,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個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錯誤。小說裡那些看似自閉、孤僻的人,其實恰恰是由於他們過於注重自我的感受,說沉溺其中也可以。現代性社會中,個人變得愈加渺小無力,許多東西瓜分著我們的時間、精力和理性,迴歸內心世界反而可以看作某種消極抵抗。我有一個偏見:人只能在不斷的自省和必要的自我束縛中才能真正達到自由。

澎湃新聞:在數月前的一個訪談中,你被問到“最喜歡的作家”,你回答說是“卡夫卡和貝克特一類的作家”,因為他們在文字中教給你“自由”。“自由”是你的關鍵詞,能不能說一說這種“自由”為何物,是“想象”與“做夢”的自由,抑或書寫現實生活的自由?

李唐:我所理解的“自由”是他們不受文體的侷限。文學發展到如今,關於文學的知識也變得十分繁複和刻板。小說要有小說的寫法,詩歌也要有詩歌的寫法,每種寫作都有各自的評價體系,就像考試一樣,有時真的覺得很無趣,文學真的應該是這個樣子嗎?我在卡夫卡和貝克特等少數作家身上看到了試圖超越侷限的努力,儘管他們都不成體系,也是模糊不清,但就像是打開了一條通道一樣,讓我感受到自由氣息的吹拂。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想得很明白,現階段只能說是一種直覺。

澎湃新聞:你曾說過“日常生活是一種重負”,而“想象力是脫離日常重負的某種可能性”,你推崇有想象力的作品,這從你自己的創作中也可見一斑。我認為想象使你的作品插上了翅膀,但它們卻在“輕盈的飛翔”以後墜入了另一種更為沉重的現實。不知你自己怎麼認為?

李唐:現實是沉重的,我想沒人會否認,而想象力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現實的沉重。說它是逃避嗎?不可否認有逃避的因素,一切藝術都是在造夢,可想象力同時也是自我的體現。一個人的自由說到底終歸要回歸自我領域才算有效。但人的意識也是時刻流動的(這也是我們缺少安全感的根本原因),某些時刻,我們獲得了心靈的自由與自足,就像輕盈的飛翔一般,但有些時刻我們又忽然喪失了自由,墜入沉重的現實。自由與墜落總是在交替進行,可這才是人生的真實狀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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