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和江蘇省委宣傳部指導、江蘇省作家協會和鳳凰出版傳媒集團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江蘇·揚子江作家周在南京開幕。這是南京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學之都”後的首場國際性文學活動，將持續至本月15日。
11月10日，第二屆中國江蘇·揚子江作家周在南京開幕。本屆作家周主題論壇以“文學：穩定與變化”為題。本文圖均為江蘇作協供圖
本屆作家周主題論壇以“文學：穩定與變化”為題。這一主題的靈感來自於阿拉伯著名詩人阿多尼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的作品《穩定與變化》。他堅定地站在“穩定”對立面，讚賞文學對阿拉伯世界超穩定的文化結構的衝擊和改變。
論壇由《鐘山》主編賈夢瑋擔任主持。他表示：“作為文學期刊的主編，我也會思考 ‘變’與 ‘不變’的問題。 ‘不變’，應該是文學精神、人文立場不變，我們不能喪失文學的操守，要堅信語言文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表現力。但人的遭遇發生了變化，世道人心發生了變化，舊痛、新傷，需要有新的表現表達，文學也得變。”
阿多尼斯
和主流思想潮流做最強硬的對話
2015年，中國臺灣作家張大春參加了一個“三亞財經國際論壇”附屬的“文化藝術論壇”，並因此結識了不少商人。商人們得知張大春的身份後，提了一個問題：“傳統思想家──尤其是儒家──為什麼把商人的地位打得那麼低，放在四民之末？”
在張大春看來，這背後根本的問題是常和變的問題，也就是穩定和變化的問題。“將商人的地位和對於利潤的追求排在較低的社會地位以及較次要的人生追求，並不是輕商、反商，而是士大夫為了追求 ‘道’所必須堅信的理念。”
張大春
“道理很簡單：儒家所要鞏固的社會必須是一層一層、猶如漣漪一般由自身透過家庭、家族、宗社而國家、而天下，不斷向外擴張的秩序結構，所以儒家思維的基礎是三綱五常，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是亙古如新、不可替變的。”張大春說，“然而商人的追求則全然不同，商人所面對和操作的產業隨時都在變動，原料、成本、需求、價格、利潤以及風險，所有我們能夠想像的貿易活動的各個環節，都不是鞏固如舊、保守可期的。”
那麼文學呢？張大春提及，文學史上的常與變，顧炎武曾經用一個“勢”字概括了一部文學史從漢賦、唐詩、宋詞到元曲的流行興衰。王國維也以為這種文體上緩慢的遞變、追求即使連“豪傑之士亦不能自樹立耳”。
“換言之，當你不在文體或文類的核心，你不得不跟著大家一起做一樣的事。這個文體就不會被豐富起來，不會被穩定起來，甚至於它的美學，它的技術，它的種種典範都無從建立。而如果所有的作者都只是跟隨著文體內部的規則，而不從事變化的話，會產生什麼結果？我們就不會有李白，不會有蘇軾，甚至不會有從四言詩到五言詩，從賦到詩，從詩到詞，從詞到曲，這一整個的發展。”張大春還相信，歷來只要是有突破性的文學家，都在和主流的思想潮流做最強硬的對話。
用改變，堅守了一個作家的尊嚴
作家畢飛宇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穩定與變化其實是“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
畢飛宇
“去年王彬彬發了一篇文章，大篇幅談及好作家的標準。其中有一段說好作家的標準之一是恆定的價值觀。我是非常贊成這一點的。”畢飛宇說，所謂恆定的價值觀，就是作家寫什麼，“表面上作家寫什麼是天馬行空的，但我想一個作家終其一生就寫了一個內容——他對生活的態度。態度極為重要。對一個作家來說，態度就是價值觀。”
他以莫言、餘華、高曉聲等人為例。“在《紅高粱家族》中，莫言以其巨大的本能和才華告訴讀者，在警惕與懷疑之上，人和人更應該相愛。這就是莫言的價值觀。所以《紅高粱家族》首先不是小說，而是莫言的態度，這個態度呼應了一個時代。我個人甚至傾向於以莫言《紅高粱家族》作為當代文學史的真正開端。”
第二個例子是餘華的《活著》。“我們需要的是生活，不是活著。這就是餘華的態度，也是餘華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穩定性。”畢飛宇提及，他也高度認可堅守的價值，並把堅守當做寫作的第一要義。
已故作家高曉聲在畢飛宇眼中更是一位與“堅守”密不可分的作家。“應該說高曉聲早期的寫作繞了很大的圈子，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能找到他自己，是現實的啟示和內心的良知讓他選擇了改變，他沒有盲目地堅守，他做出了感人至深的修正。”
“如果高曉聲現在還活著，我要問他幾個問題。第一個，你對早期的寫作後悔過嗎？第二個，如果你後悔過，在你後來的寫作生涯裡你如何面對自己？第三個，在你修正自己時，你是悲傷還是快樂的？第四個，作為一箇中國的農民，你想說些什麼？第五，你作為前輩，對我這個晚輩最想關照什麼？”最後，畢飛宇說：“高曉聲先生，你用你的改變，堅守了一個作家的尊嚴。”
對“求新求變”也要保持警惕
作家阿來提及，改革開放後，文化之門重開。那個時代，基於人們經歷過的文化經歷，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那些解構性的嘲弄與反否，以及文化多元論，似乎更容易被國人接受。“反思性的解構性的文化傾向成為一時之風潮。為我們從意識形態和情感世界中，祛除假大空的虛偽高調起到了積極作用。”
阿來
“但今天，當我們想再往前行，就會發現，這也使得我們來到了一個價值觀的空茫地帶。我們發現文學失去了說是的能力，即建構的能力，從文本審美到社會認知再到歷史判斷莫不如此。而自有文學史以來，中國的文學，從來都是在認知力和審美力的鑄造上擁有這種能力。”
阿來提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一直在說什麼是不是，並因此得到人們評價現代派和後現代派所說的“偏激的深刻”。而在其他領域，無論政治、經濟還是科技，人們在否定什麼的同時，也在努力進行建構的工作。而同一時期的文學，似乎只完成了一方面的任務，而在建構方面少有建樹。
“其實，再多元的文化，也需要有一個健康的主流，這個主流至少有助於健康人格與雅正審美的養成。這也是文學最穩定，最持續的一個功能。”阿來感慨，今天的很多文學恐怕已經放棄了這個恆常，這種“病相”的出現常常是以“求新”和“求變”作為堂皇的藉口。
“只要是說新說變，都會成為一種巨大的政治正確。所以，消費主義的文學藉助了互聯網這樣的新型媒介出現的時候，就成為不容質疑的現象。網絡，是多新多有活力的東西啊。可似乎從沒有人意識到，這個新，只是介質之新。正是在這種新介質上，我們可以看到明清以降就繁盛過的，在新文化運動中被無情揚棄過的一些陳腐的文學類型又重新氾濫。不僅是互聯網，這些東西也在紙媒和電視媒體上重新氾濫。表面上很新，內裡卻是舊的，散發著萎糜頹敗的氣息。”
在阿來看來，當下中國文學不用擔心過於穩定的不變，不必擔心這個不變會帶來什麼文化危機。“當下的現實是，我們確實不太敢堅持文學中恆常不變的價值，而對那些貌似很新，其實是沉渣泛起的東西保持警惕，並發表不同的意見。”
用我們熾熱想象力聚集成烈焰照進未來
法國作家多米尼克·西戈（Dominique sigaud）認為，語言是作家的立腳之處。26個字母是穩定不變，可由於作家的創造，語言變化無窮。
英國作家西蒙·範·布伊（Simon van Booy）則說：“不言而喻的是，多樣性對於維護文學的健康至關重要，不僅僅是文化的多樣性，寫作形式的多樣性也必不可少。一位作家無法講完所有的故事。每首詩，每篇短篇小說，每本小說都不過是盈盈微光，只有我們團結起來生出熊熊火焰才能點亮前進的道路，用我們熾熱想象力聚集成烈焰照進未來。”
西蒙·範·布伊
作家李修文說，他們這一代寫作者中大部分人因受到先鋒文學的影響開始了自己的創作。“我以為無論是方法還是精神，先鋒文學都極大地改造了許多後來者的質地。它強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樣貌，給中國文學注入了現代性。”
李修文
這些年，李修文感覺在作家敘事中，有著某種先鋒精神的氣息正在減少。他思考的是，我們的寫作，為何總是無法與我們置身的時代、我們所遭逢的人事和際遇互相印證。或者說，我們所受的文學訓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當代中國人的生活？
“我深深懷念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寫作，以及受到影響之後各個飽滿充沛的文本。他們橫空出世，不分青紅皂白，與讀者建立了最珍貴的美學信任。而且他們不庸俗。在今天，當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和庸俗作戰時，我們應當有勇氣告訴自己，我們的忤逆之心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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