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省爆發並向全國迅速蔓延。截至目前，在中央有力領導下疫情得到階段性控制，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容忽視。本文系統梳理了疫情發生後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以及國內外各界解決問題的相應舉措，探討如何通過財政金融、貨幣政策、社會治理、公共安全治理機制的完善等政策促進經濟的恢復，金融如何發揮“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作用，並對防範相關風險提出政策建議。
作者簡介：安國俊，女，遼寧營口人，博士後、副研究員，研究生導師，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金融市場與綠色金融；賈馥瑋，女，河北邢臺人，碩士研究生，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綠色金融與資本市場。
一、疫情對經濟影響初判
2020年1月，新冠疫情的突發讓所有人始料未及，春節期間大規模人員流動更是加快了疫情的傳播。疫情對人民生命安全與經濟發展造成了雙重影響，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大、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從短期來看，人員流動急速下降，交通、零售、酒店旅遊、餐飲業、消費、倉儲、郵政業房地產及建築受到一定影響。2003年“非典”期間，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GDP同比增速從2002年第四季度的9.1%下滑至2003年第一季度的7.7%，第二季度更是進一步下滑至2.3%，住宿餐營業增加值同比增速也從2002年第四季度的12.3%下滑至2002年第二季度的7.4%。根據交通運輸部公佈，今年1月25日至2月14日共發送旅客2.83億人次，日均1348萬人次，同比下降82.3%。房地產業受疫情防控政策影響，銷售普遍處於停頓狀態，開發業務復工進度緩慢。長期來看，假如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能會對經濟增速、失業率有長期負面影響，國內市場信心與預期也會受其影響從而傳遞到投資行為。目前，中央在疫情發生後迅速反應應對，採取多項舉措逐步讓疫情得到一定控制。考慮到疫情衝擊下的替代性增長，創新性增長、增長的時滯和政府已經出臺的穩增長系列措施的影響，如果2月底湖北以外地區疫情基本受控、湖北地區3月份出現拐點，那麼疫情對我國經濟影響會是階段性、暫時的。如何有效對沖疫情的短期影響，有效平衡疫情控制與經濟生產的矛盾值得綜合權衡。
與“非典”疫情相比，本次疫情基本情況存在如下區別：一是重點區域不同，“非典”重災區為廣東、北京，分別是中國經濟、政治的核心區，當年廣東佔全國經濟11.5%的比例，北京佔全國經濟比例也有3.1%。而本次疫情中心武漢所在省份湖北佔全國經濟比例為4.6%，其中武漢佔比為 1.6%，相比較來說影響稍小；二是時間控制不同，“非典”疫情於2002年12月開始，但控制較弱使得2003年4月份全面爆發，直至6月才結束，而本次疫情自2019年12月底發現，2020年1月下旬就開始嚴防嚴控，預計影響時間短於“非典”；三是經濟體量方面，2019年底中國GDP總量水平已接近100萬億遠超2003年水平，因此整體抗風險能力較強。四是就業壓力需要有效解決。2020年我國應屆大學生高達874萬人，而“非典”所在的2003年不到200萬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只有512萬人，這也反映出穩就業需放在六穩之首，就業的壓力需要各方高度關注並採取措施有效緩解。
與“非典”時期相比，本次新冠疫情面臨的風險與政策應對也有所不同：一是槓桿率不同，我國目前企業槓桿率約為150%，高於2003年水平，說明企業面臨償債壓力上升，違約風險提高。二是經濟增長面臨的形勢不同，2003年是中國加入WTO之後，以及國企改革之後的新經濟上升通道，而我國目前處於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階段，加之國際貿易摩擦等外部環境，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亟待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三是當下經濟對消費刺激和服務業的依賴度更強，根據生產法核算，服務業佔我國GDP總量高達53%。四是目前我國處於三期疊加的階段，面對衝擊，需要更有效的宏觀政策組合應對。建議財政政策應更為積極有效，包括財政赤字規模擴大，增加地方政府發行專項債等措施，以此來確保經濟復甦。央行需進一步降息降準來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加強對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而此次新冠疫情的擴散對於美國、日本、韓國、伊朗、新加坡、意大利等國家的影響幾何，對於全球經濟、市場的傳導機制，對匯率、金融市場、進出口、投資、消費和行業的衝擊需要做好充分的研判。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是食品、汽車等商品的主要買家，在疫情影響下中國消費減少延緩進口，同時，由於此次疫情防控可能阻礙某些製造行業的生產，加之生產全球化的現狀，某些零件供應的中斷通過連鎖反應傳導到全球供應鏈，進一步影響進出口和全球貿易互通。疫情影響也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衝擊，2月27日美歐股市全面下跌，28日滬深A股與港股開盤後也出現較大幅度下跌。如果新冠病毒繼續在全球擴散可能會遏制全球經濟增長。相關國家需要加強疫情防控方面的預警、合作和聯動，包括建立疫情信息網絡、醫療技術合作、出入境核查聯動，通過全球平臺對於有前景的疫苗和治療藥品及試驗方案儘快達成共識等，有效降低風險共度時艱，為全球市場注入信心和穩定劑。
二、國際應急機制比較
從國際國家安全與應急機制來看，美國在911後建立起NRP國土安全運行中心，負責國家層面突發事件的協調處理，設置全天候跨部門組織與各級緊急行動中心協同應對國家突發事件。高科技綜合集成應急平臺行使了日常綜合預測預警、形式通告、緊急處置等職能。同時，美國建立了“國家-州-地方”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三級應對體系，以聯邦疾病控制與預防系統、地區/州醫院應急準備系統和地方城市醫療應對系統為主體，形成一個立體化、多層次的綜合性應急網絡。對於重大突發事件，當總統宣佈啟動“聯邦反應計劃”時，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成為全部應急事件總協調，聯合國防部、聯邦衛生部、聯邦環境保護局、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能源部共同建立危機應對體系，發揮聯邦層面強有力的指揮功能。
英國在內閣辦公室設立國民緊急事務秘書處（CCS），作為國家應急管理辦事機構，負責協調跨部門、跨機構的應急管理工作和緊急救援行動。該秘書處為國家應急管理事務的常設機構。政府根據《國內突發事件應急計劃》對日常工作可能出現的突發狀況、各部門如何協作處理突發事件、不同緊急情況下的應對措施做出規劃。
日本以內閣府為中樞，採取了整個政府集中應對的一元化管理體制。在縱向上實行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三級防救災組織管理，建立了各省、廳分工合作的應急機制。橫向上，保健所與地方政府、警察、消防、醫師協會、醫療機構、地方衛生研究所等都建立了協調關係。具有通過立法明確職責、簡化應急管理層次、軍隊參與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注重組織保障、管理體系日常化的特點。
德國實行屬地管理，以州為主的應急管理體制。當遇到大型突發事件時，由事發地的最高行政長官為核心領導協調與組織應急救援。戰術指揮部在前方負責現場救援的具體實施，由專業救援機構與志願者組織組成。兩者分工明確，銜接緊密，提高救援效率。德國的國家安全事件應急管理有以下特點：一是健全的應急管理法律法規，包括《民事保護法》、《災難救助法》等，這些法律法規為政府實施應急處置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據；二是現代化的應急信息系統，危機預防信息系統集中向公眾提供各種危機情況下如何採取防護措施的信息，同時，建立民事保護和災難防護領域的內部信息網絡來支持非同尋常的危險和損失發生時迅速的信息分析；三是社會化、專業化的應急組織系統，德國特別重視應急管理工作的社會化，社會力量極大地彌補了政府能力的不足，充分發揮社會、民間的力量，從而形成一個全社會的應急管理網絡。
國際社會在應對此類突發事件時一般以中央政府作為核心負責機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非政府組織、社會力量等作為輔助主體。應對措施通常為直接財政補貼支出、減稅降費、提供貸款貼息、貨幣政策寬鬆、信貸擔保機制、存量融資延期或利息減免、新增融資支持、社會援助等。為彌補突發事件帶來的經濟損失，政府部門通常要提供積極的經濟財政支持，一般通過額外的政府債券或專項債券發行增加公共支持，有效調動社會資本也是恢復經濟的重要良方。
三、當前措施梳理
協調防疫與經濟生產二者關係是重中之重，金融則可起到一定協調作用。目前經濟生產面臨疫情影響企業復工復產、中小微企業生存、農業產品流通等壓力，政府、金融機構、企業等均是這場抗“疫”的先鋒力量。
宏觀角度上，財政政策較為積極，減稅和支出力度加大。2020年1月30日，國家稅務總局發文要求按防疫需要延長申報納稅期限；2月1日，國家財政部發文表示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貸款給予財政貼息支持，加大對受疫情影響個人和企業的創業擔保貸款貼息支持力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同日，國家財政部、海關總署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文對於疫情防控的進口物資免徵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的增值稅、消費稅；2月6日公告顯示企業與個人捐贈允許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全額扣除，單位和個體商戶生產或購買的貨物免徵增值稅，困難行業企業（交通、餐飲、住宿、旅遊）2020年度發生的虧損接結轉年限延長，參加防疫的工作者所獲補助或獎金免徵個人所得稅；截至2020年2月23日，各級財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資金995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共安排255.2億元。同時，還需關注短期內的信貸塌方風險，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放大的次生傷害風險，可發行特別國債彌補政府收支缺口。
貨幣政策靈活適度，保障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一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再貸款、再貼現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流動性投放，續2020年2月3日公開市場操作投放1.2萬億元后，2月4日央行又在公開市場投放5000億元，兩日投放流動性累計達1.7萬億元，以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穩定市場預期；二是引導利率下行，2020年2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至2.5%。同時，通過LPR傳導機制在量增價降背景下推動市場利率下降傳導到貸款市場利率，從而降低資金成本，緩解困難企業壓力。三是利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如定向降準、再貸款、再貼現，在疫情防控期間，央行通過規模3000億元的專項貸款向金融機構提供低成本資金，2020年2月26日央行增加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5000億元，支持防疫相關行業企業及困難企業發展。
2020年2月7日，國家財政部聯合國家發改委、工信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發放通知，通過明確中央財政貼息、央行再貸款、名單制管理等宏觀政策，強化疫情防控物資保障重點企業資金支持，支持疫情防控物資保障重點企業儘快恢復生產，保障重要醫用物資和生活必需品供應，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助力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採取多項政策措施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2020年2月18日的國務院會議決定階段性減免企業養老、失業、工傷保險單位繳費，以減輕疫情對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影響，使企業恢復生產後有一個緩衝期。地方政府還通過包括緩繳社會保險金、住房公積金、加大失業保險返還力度等措施減輕企業在疫情期間持續經營的負擔，降低失業率。資本市場方面，上市公司如受疫情影響可申請延期披露財務資料等內容，部分地區上市公司免收2020年上市、掛牌年費，減輕企業負擔。外匯政策方面，國家外匯管理局第一時間啟動疫情防控外匯特殊業務處理機制，做好疫情防控期間各項外匯政策市場傳導。同時，要求轄內銀行啟動應急處理機制，快速開通外匯業務“綠色通道”，對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所需的疫情防控物資進口給予政策便利。國家外匯管理局為便利中小微企業跨境貿易投融資和外匯結算業務，繼續簡化小微跨境電商企業貨物貿易收支手續，加強跨境金融區塊鏈服務平臺建設，支持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
金融機構角度上，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在疫情發生之後採取了多項措施對疫情防控工作的進行支持和服務，包括：及時掌握企業信息，優化信貸流程，合理延長貸款期限，對疫情影響較大的中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支持，適度延期償還貸款或豁免部分貸款，不抽貸、斷貸、停貸。主動加強與有關醫院、醫療科研單位和相關企業的服務對接，提供足額信貸資源，減費降息；建立銀行賬戶防疫綠色通道，與防控疫情相關的銀行賬戶服務工作簡化開戶流程，加快業務辦理，開闢捐款“綠色通道”，確保疫情防控款項第一時間到達指定收款人賬戶，鼓勵清算機構、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向慈善機構賬戶或疫區專用賬戶的轉賬匯款業務、對疫區的取現業務減免服務手續費；對受疫情影響暫時失去收入來源的人群，要求銀行在信貸政策上予以適當傾斜，靈活調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個人信貸還款安排，合理延後還款期限創新工作方式，減少線下接觸業務辦理。證券公司通過多種方式全力馳援疫情防控工作，例如國信證券提供超66億元規模疫情防控債券融資服務，其中“20深鐵01”創2017年以來所有公司債券發行利率新低。融資成本降低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交通運輸業損失，對企業復工復產、基礎設施建設、醫療物資生產起到積極作用。很多保險公司開通疫情理賠綠色通道，啟動特需案件預配機制，向抗擊疫情的醫務人員捐贈保險。為保障企業有序復工復產，保險企業推出復工防疫保險，中國大地保險向返蘇務工人員免費捐贈總額100億元的“復工安行保”保險，人保財險上海市公司對2.2萬輛按規定停運的省際客運車輛自動延長其保險期限，對部分延長復工時間的工程險項目免費延長一個月期限。這些保險機構通過科技型中小企業短期貸款履約保證保險，支持放款銀行對企業進行無還本續貸，加大對科技型企業支持力度、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資金壓力，保險風險分擔和保障作用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得到凸顯。金融機構所採取的措施及時有力，針對性強，在資金匯劃、信貸供給、財物捐贈等方面有效地支持了疫情防控工作，增強了全社會打贏疫情防控攻堅戰的信心和決心，也彰顯了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共克時艱的擔當和精神。
企業角度上，央企在防疫過程中成為重要的基礎力量，民營企業也承擔了社會責任，成為防疫中不可或缺的組成。央企在保證床位供應、藥品研發、物資供應方面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長。中建三局承建“火神山”與“雷神山”醫院，國藥集團研製和生產病毒核酸診斷試劑，中糧集團等央企保證各地糧油穩定供應，中航集團等央企保證物資。民營企業則滲透到防疫與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民眾通過商超獲取生活物資，通過藥店獲取口罩、消毒液等醫療藥品。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和同城配送服務減少了民眾外出的需要，減少接觸傳染的可能。很多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還為抗擊疫情捐款、設立基金。騰訊宣佈設立15億元“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綜合保障基金”著眼於抗擊當下疫情和防患未來疫情的一攬子救援和保障計劃。阿里巴巴也為生產和採購急缺的醫療物資設立10億元專項基金。這些企業的行動增強了抗擊疫情的力量，對於滿足民生需要成為有效的補充。
四、相關對策建議
此次疫情也反映出系列問題，包括重要基礎設施能力不足、應急物資儲備和保障能力不足、綜合風險預警能力有待提高，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的“一案三制”--預案、體制、機制、法制在實踐中需要不斷修改和完善。在疫情防控外仍應統籌做好“六穩”工作，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建立與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遵循“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分類指導、分區施策”的精神，加大調節力度，防治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避免短期衝擊演變成趨勢化的傾向，具體可採取以下措施：
1. 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在歷次應對危機的衝擊中，各國政府和央行都開出不同的藥方，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一般是必然的選擇。相對於貨幣政策側重提供流動性，調整需求的特點，財政政策具有精準定向、時效性快、增加結構性供給的特點，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用創新方法打開收支空間，發揮好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財政政策應普惠性與精準性雙管齊下。一是中央部門籌集資金，統籌用於疫情防控、增加疫情防控支出，對疫情嚴重地區中小微企業、防疫相關研發機構及企業進行補貼。重點支持一些行業復工復產，幫助中小微企業度過難關。二是積極擴大特別國債和專項債券的發行，為有效抗擊疫情完善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籌集資本，地方應做好項目儲備工作，儘快形成有效的投資。無論是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我國發行2700億特別國債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還是2007年應對次貸危機衝擊，中國發行15500億特別國債購買2000億美元外匯作為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資本金，特別國債的發行對於應對危機，促進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穩定市場和增長都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三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進一步向疫情影響較大的地方傾斜，確保基本民生。四是加大減稅力度，對於受疫情影響嚴重地區可用虧損金額抵減盈利月份金額降低所得稅，減少捐贈人或企業的相關稅費，鼓勵承擔社會責任；五是降低社保繳稅率，降低企業負擔。
貨幣政策方面要更加適度靈活，加大逆週期調控力度，保障市場流動性充裕，利用結構貨幣政策工具支持困難行業發展，降低融資資金成本。除定向降準、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要加大力度外，還要加大中小微企業發放金融專項債券的發行力度。貨幣政策持續助力企業信用環境修復，在綜合考慮經濟增長、物價等基本面情況下，有必要對存款基準利率進行適時適度調整，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維護企業穩定經營。鼓勵對中小微企業發放貸款，確保市場流動性。支持政策性銀行對製造業中的中小型企業、外貿中小微企業，還有春耕備耕等產業鏈上的中小微企業，加大信貸支持力度。考慮到疫情對房地產的影響，避免房地產資金鍊斷裂導致的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的傳導機制，要調整房地產信貸相關政策，地方政府也需要給予相關的配套支持。另外，鼓勵金融機構創新金融工具，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完善綠色通道，設計專項債券，匹配企業恢復經營的現金流期限結構，幫助其度過困難時期。
2. 金融應發揮“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作用。2020年，貨幣信貸政策助力實體經濟發展，社融規模會明顯增加，預計一季度、二季度金融同比增長接近8%。金融機構作為金融基礎設施可加強信貸支持，包括增加信貸投放、發放專項貸款，降低餐飲、旅遊等困難行業企業以及口罩、藥品生產研發等防疫所需相關行業企業貸款利率。開啟疫情防控授信審批和跨境業務綠色通道，簡化購付匯業務，應急信貸審批實現當日上門、次日放款等。創新金融工具，例如中國銀行發行面值5億元人民幣的防疫專項同業存單，通過市場化手段籌集資金。政策性銀行應發揮自身特性，滿足疫情防控融資需要，推動專項貸款發放，降低貸款利率。銀行與專業投資機構應建立市場化長期性合作機制支持公共衛生服務醫療科技創新企業，政銀保聯動授信擔保提供公共衛生服務和科技企業長期集合信貸機制。建立基於大數據分析的“銀行+徵信+擔保”的中小企業信用貸款新模式。建立銀行跟貸醫療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緩釋資金池，完善投貸聯動創新機制。本次疫情暴露出金融機構治理體系亟需完善，金融機構應對重要業務系統建立應急預案，包括業務應急與技術應急，開發信息科技風險及重大突發事件監測預警工具，各金融機構間也應建立信息共享的平臺和機制化的溝通渠道，通過跨機構、跨系統聯動性應急演練聯防聯控以應對可能發生的重大黑天鵝事件。
3.保險支持防疫工作助力復工復產。保險企業可加大企業財產保險、安全生產責任保險、出口信用保險等業務拓展力度，為小微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更多保障；提高疫情防控期間人身保障，為醫護人員及患者、奮鬥在抗疫一線的工作人員提供疫情相關專項保險，提供綠色通道，加強各方面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激勵機制和金融支持；創新保險產品服務，不僅可以面向企業推出新產品，還可以擴展保障責任或者開發專屬產品直接向個人贈送保險，助力地方企業復工復產。
4.有效發揮金融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力度。針對疫情導致農產品流通不暢以及春耕春種面臨的農業方面問題，一是可以鼓勵線上農產品交易，利用資金支持相關平臺發展，降低運輸費用，保證疫情期間供給價格穩定；二是推進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加大力度支持農業科技創新、農村流轉體系建設，促進農業產業健康、有序發展。建立以綠色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融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更多資金投向綠色農業、農業農村汙染防治、生態建設等產業；三是完善綠色擔保機制，擔保基金可為綠色市政收益債券和綠色PPP項目債券提供信用擔保。地方政府可以考慮成立專業性的綠色擔保機構，還可考慮多級政府（如省、市、縣）共同出資，建立綠色項目風險補償基金，真正搭建民間資金與政府項目之間的普惠橋樑；四是完善返鄉入鄉創業的政策體系，利用財稅政策支持、創新金融服務、健全用地政策支持、完善配套設施和服務進行體系建設，使市場主體活力進一步迸發，產業轉移承接能力增強，對於疫情防控也有減少人口流動、提供就業崗位、增加農產品供給的作用。
5.金融推進新興產業和互聯網發展。疫情衝擊會加大試劑、藥品、疫苗研發支持力度，加快生物醫藥、醫療設備以及5G通信、雲計算、人工智能、機器人、工業互聯網等新興經濟及數字經濟行業發展，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在線業務需求受復工需求影響急速上升。在醫療行業，積極推動快速智能醫療和遠程醫療的發展。遠程工作推動線上辦公軟件如釘釘的興起。受疫情影響網絡教育、線上教學平臺在教育行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與5G相關的科技基建，傳統制造業與互聯網、產業互聯網互相結合帶來產業升級轉型機會。同時，數字經濟具有快捷性、高滲透性、可持續性的特點，推動經濟形態由工業經濟向智慧經濟形態轉化，極大地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率，提高產品、企業、產業附加值，推動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國家應給予相應鼓勵或資金支持，通過信貸政策傾斜、利用股權融資、設立地方專項基金帶動社會資本來推動遠程醫療、智慧城市和新興產業發展。
6.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完善ESG評價體系，對於符合ESG標準，承擔社會責任，對困難地區、困難企業進行幫助的企業進行優惠融資條件的鼓勵，激勵有能力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從全球角度，從綠色債券到綠色信貸，可持續發展貸款，許多國際金融機構正在建立以ESG為基礎的可持續經營原則，而國內ESG原則推行也得到重視，2018年9月，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正式確立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2019年11月，基金業協會發布《中國上市公司ESG評價體系研究報告》和《綠色投資指引（試行）》。加快建立以ESG為基礎的新型銀行授信體系，有助於金融機構應對公共衛生等ESG風險的長期預警和監測機制形成，推動社會責任的承擔和可持續發展的進程。
7.完善公益型基金或慈善機構運作機制。通過此次疫情的衝擊，對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和凝聚力提出了機遇和挑戰，為充分發揮慈善機構在應對國家重大安全問題和突發事件的緊急救助作用，需要從以下幾方面不斷完善：一是健全機構組織結構，建立重大事件應對預案，將捐贈物資高效妥善分配，做到應急物資高效運轉的機制；二是加強外部管理，通過政府管理部門對慈善機構進行規範化管理；三是發揮監督作用，通過法律、行政和社會監督三種形式對慈善機構進行監督，完善慈善資金的管理，例如通過建立慈善大數據監管平臺，做到慈善款項支出明細，定向捐贈物資流向，慈善物資質量保障的全時、全鏈、全網、全方位監管，暢通捐贈人與被捐贈方之間溝通反饋機制。四是加強國有慈善機構與民間慈善機構的合作與互補，讓慈善理念深入人心，通過大數據和互聯網讓大眾的責任充分發揮作用。同時，鼓勵企業、公民參與慈善，企業可根據優勢建立專業的公益組織與應急志願服務團隊，如順豐可建立緊急物資運輸支援服務組織；電商可建立緊急物資公益數據庫等。有公信力的公益慈善機構更加有利於資金籌集，從而補充防疫所需的社會資金，更好地維護公共利益。
8.金融科技積極推動公共安全與應急機制的完善。公共安全問題涉及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社會安全，是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基石，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本次疫情發生之後，中央政府根據2006年頒佈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對防疫工作進行統籌安排。但該應急預案宏觀指導有餘，細節規範不足，加上預案的實操性和時效性沒有迭代升級，沒有充分考慮到交通網絡輻射性、季節/節慶高發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動特殊性、區域公共資源平衡性、社會動員力量主體性等諸多需要應對的複雜因素和時代變量，才導致本次疫情來襲時爆發迅速。本次疫情反應了我國面臨突發事件時重要基礎設施應急能力、應急物資儲備能力、綜合風險的預警能力需要提高，在疫情認知預判、危機治理思想、應急管理方法、社會治理結構等層面需進行系統的問題梳理和分析思考，應急的“一案三制”即預案、體制、機制、法制需要完善，包括公共安全應急預案體系、公共安全應急組織體系、應急救援與保障體系、突發事件應急平臺體系、公共安全科技創新體系、應急法律法規體系。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在預測預警上，要建立公共衛生事件日常預防監測系統、建立動態的重大衛生事件預測預警模型。在快速響應上，要建立大數據應急物資管理平臺和指揮調度中心，通過科技手段及時調整物資儲備安排，給出應急物資配置建議方案。由於公共安全具有多領域、多主體、多目標、多特徵等特點，公共安全應急體系的能力建設以及科技支撐適合通過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有效實現。利用互聯網技術、平臺優勢和發達的物流、電商的數據化信息優勢及專業化的效率優勢，利於應急體系的快速架構高效部署。
9.倡導綠色發展，從源頭遏制疫情發生。本次疫情始於不和諧的人與自然關係，未來保護生態環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才是發展正道。而綠色金融是促進綠色發展的重要手段，現階段可以通過綠色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相關場所的綠色化改擴建、將防疫所需物資如口罩、藥劑等綠色化轉型、對產生的醫療廢棄物綠色化處理。同時，復工復產開始後由於快餐盒飯供應所產生的塑料垃圾數量急劇增加，大量塑料垃圾對環境汙染嚴重，因此應加強垃圾分類倡導，推進塑料無害化綠色技術實踐，切實保護生態環境與人民健康。此次疫情對輕資產的環保類公司資金鍊也有較大沖擊，可以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方式將資金引導到這類利於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政府也應對這類企業提供相應扶持，確保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協調，實現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0.政府與市場多渠道支持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問題在疫情防控後急需解決，待就業人員不僅包括因小微企業壓力過大裁員導致的失業人員，還包括800多萬應屆畢業生，以及大量農民工就業問題。就業系民生之本，因此，穩就業放在“六穩”之首。政府應在允許企業方面緩繳社會保險費基礎上應鼓勵用人單位與員工協商，用調整薪資、調整上班時間等方式儘量不裁員少裁員，對於穩就業的企業可加大失業保險穩崗返還力度，增加補貼額度，減少企業用人成本。由於專項債擴容且向基建傾斜，信息網絡、交通物流網絡、生態環保、醫療設施建設等新基建可成為吸收就業新發力點，推進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促進脫貧攻堅任務完成。
11.普惠與精準雙管齊下緩解中小微企業的壓力。中小微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抗風險能力弱，如果遭受疫情可能出現裁員甚至破產的結果。目前中小企業對於減稅降負的呼聲很高。根據清北中小企業調查結果公司面臨主要的支出壓力為員工工資和五險一金，中央推出減免社保費、緩繳住房公積金、進行財政扶持和信貸支持等普惠金融措施，同時採取量化目標、改革完善政策環境和約束機制、提升服務能力、抓緊出臺切合實際的復工復產防疫指南，確保防疫與經濟復甦並舉。同時，利用科技金融引導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實現科技創新鏈條與金融資本鏈條有機結合，鼓勵企業進行科技創新。
12.金融政策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積極推動建立與疫情防控相關的企業的快速融資生產通道。例如上海金融市場為企業開闢“綠色通道”，拓寬疫情防控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國泰君安、海通證券等券商發行了疫情防控專項債約50億元且債券利率較低，可大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再融資新規出臺放寬了非公開發行股票融資規模限制，短期有助於上市公司抗擊疫情，中長期有助於增強資本市場服務公共安全和實體經濟的能力。
13.金融支持國家安全體系、醫藥科技和知識產權發展。當前，全球醫藥科技發展突飛猛進，醫藥產業深刻調整變革，人民群眾健康需求持續增長，這次疫情的發生更加顯示出國家安全體系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體系的重要性，這些都對醫療產業轉型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十九大和十九屆四中全會都對“構建市場化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提出明確要求，建議將與公共衛生安全相關的醫療技術創新作為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內容予以支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等措施鼓勵醫療科技生產研發，還應大力提高並保障公共衛生職業和奮鬥在一線的相關人群的待遇和地位，加大各級特別是基層公共衛生和疾病預防控制專業人才的隊伍建設。引導全社會形成崇尚醫生、科研人員、軍人等為社會真正創造價值人員的風氣，完善人才培養和激勵的相關制度和機制。金融機構可設立支持醫藥科技發展的“綠色通道”，對相關醫療企業進行信貸和投資支持，加大試劑、藥品、疫苗研發支出力度，積極為設涉及疫情防控的專利、商標申請開設綠色通道，為受疫情影響的業務辦理便利化救濟措施，推動醫療科技知識產權、專利技術轉移轉化運用，推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知識產權基金、知識產權信託等業務，暢通相關企業融資渠道，利用資本市場等直接融資等方式支持企業發展，推動提升我國醫療產業核心競爭力，促進醫療健康產業和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進程。
14.政府積極引導資本到防疫所需行業以及受疫情影響行業，為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奠定基礎。例如，在基金業協會的倡導下，截至2月16日，私募基金行業已向慈善組織及相關醫院捐贈金額2.63億元；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管理人積極引導、推動所投資的生態鏈企業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抗擊疫情，共捐贈金額9.17億元。通過政府引導有利於為抗疫類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和技術支撐，支持被投資企業復工復產，鼓勵運用大數據、雲技術、人工智能等數據技術，優化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結構，帶動各方資本參與到疫情防控和公共安全治理體系和基礎設施的可持續發展。
15.增強政府引導基金應對社會突發事件靈活性，加強引導基金社會責任擔當。目前，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助機制、公共衛生安全防控救治體系和應急響應機制等迫在眉睫，政府引導基金作為政府資金對社會資本的補充，肩負重要的彌補市場失靈、引導市場方向的重要角色，就更應該突出在社會突發事件下的反應能力和反應速度，包括加大對國家公共衛生安全和醫療技術方面的投入。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的角度，可嘗試設立國家公共安全與應急基金，利用引導基金提升緊缺物質產能、加快相關疫情防範和醫療技術的研發支持，完善突發重大疫情的防範和救治機制。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健全風險防控機制，提升普惠民生供給側改革的質量和效率。
16.有效發揮投資穩增長的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國家啟動積極財政政策，安排1000億元國債投資用於基建投資，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確保金融穩定，2008在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我國政府再次採用積極財政和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的組合，包括4萬億元的投資刺激方案，在2009年預算中安排2000億元地方債發行，為有效防範危機衝擊和金融穩定奠定基礎。今年受疫情影響居民在餐飲、旅遊等產業的消費下降，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基建投資擴內需的重要性凸顯，包括以5G建設為代表的新基建，以城際交通、冷鏈物流為代表的交通物流網絡建設，以及以醫療、生態環保、市政等補短板的領域。為穩定增長應積極擴大有效需求，投資則可發揮逆週期調控作用。北京、河南、雲南、江蘇等地發佈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清單，總投資額達11萬億元，其中基建投資佔主要部分。目前，地方隱形債務管控尚未放鬆、地產調控以穩為主、疫情所需的財政政策實行給地方財政帶來一定壓力，可以考慮發行特別國債，專項債擴容並帶動投資的增長。截至2020年2月21日，今年已累計發行新增專項債8026.6億，較去年1-2月發行規模增長161%。考慮到專項債精準聚集重點領域和重大項目的原則，積極鼓勵金融機構提供配套融資支持。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可促進就業，穩步推進復工復產，給5G、雲計算、工業互聯網、機械設備、鋼鐵、建材等相關產業鏈帶來更多的業績支撐。建議投資更多注重強調綠色投資和生態環境保護，包括綠色建築、綠色交通、綠色城市的發展，打造集約高效、經濟適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以綠色投資有效拉動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進程。
本文主要內容發表於《金融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3期，於中國知網網絡出版
安國俊，賈馥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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