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建築思辨丨超高層建築的創作力與產品力

高層建築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讓建築空間沿著高度向上發展是人類自古以來的一大願望，只要人類存在，這種追求就永遠不會停止。

從城市規劃以及基於金融資本的地產開發規律上說，每一次大規模的城市化均引發對於城市高密度、機動性、集聚性的重新佈局，這一系列變化和進程中，建築高度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在當代的都市空間，恐怕沒有一種建築類型能像超高層建築那樣激發人類的興奮和想象，它們一次又一次刷新著城市的天際線，一遍又一遍改寫著城市地標的格局。2001年紐約世貿中心高層建築發生的襲擊和倒塌事件，顯然沒有對亞洲城市建造高層建築的熱情產生絲毫動搖。在21世紀的前二十年裡，亞洲高密度的城市環境、人口的集聚、經濟的蓬勃，使得世界高層建築的重心完全轉移至此。

深圳江蘇大廈

（於CCDI1997年設計，是對中國文化符號的簡約回應）

在世界範圍內看，儘管早在1870年代，美國第一輪城市化從起步走向繁盛之時，建築領域的芝加哥學派就提出了以高層建築作為都市主流建築物的設想，但實際上直到1894年之前，除了不具備連續逐層功能塔桅結構，例如巴黎的埃菲爾鐵塔，這個地球上並沒有任何一座日常使用的建築物高度超過100米。而在1894這一年，美國紐約的一座保險大廈達到106米的高度，成為當年世界最高的建築物。隨後的20年裡，曼哈頓就像安裝了豎向發動機一樣，把世界最高建築的高度不斷推升，在這片小島上，曾經榮登全球第一高度寶座的著名建築有Woolworth Building（241m，57F，1913）、Chrysler Building（319m，77F，1930）以及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381m，102F，1931年），在它建成後長達40多年裡，一直保持著世界第一高樓的席位，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紐約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417m）和芝加哥的西爾斯大廈Sears Tower（442m）先後奪冠。而在1998年之後，世界最高樓的席位就再也沒有回到過紐約，而是在亞洲輪席至今，馬來西亞吉隆坡的Petronas Tower（452m，1998）、臺北101大廈（508m，2004）、迪拜Burj Khalifa（828m，2010）先後領銜著“世界最高”，並極有可能在未來五年內被同樣身處亞洲的更高的建築所超越。

深圳華潤中心

（CRTKL+CCDI聯合設計，由四座超高層建築組成，是中國第一個成熟的城市綜合體實例）

而在中國大陸，高層建築物的發展依然有著戲劇性的起伏和波折。如果一定要追溯到古代的記載，中國據說曾在公元516年就建造過高達136米的洛陽永寧寺塔，不幸的是該塔只存在了十多年就倒塌了，並沒有充足的實物證據。到了近代，中國上海的摩登都市其實沒有比世界發達國家差距太遠。上海國際飯店（83m，24F，1934）是當時中國的第一高樓，雖然在世界範圍看這個高度並不出眾，但由於戰爭和中國封閉政策對經濟環境的巨大制約，使得中國的建設停滯了40多年，才把最高建築的高度略微突破了二十多米。在新中國，廣州白雲賓館（108m，34F，1976）和南京金陵飯店（110m，37F，1983）先後成為中國第一高樓。三年之後，深圳國貿大廈（155m，50F，1986）將“中國高度”轉移到了南方，隨後，廣東國際大廈（200m，63F，1992）、深圳地王大廈（324m，69F，1996）、廣州中信廣場（390m，80F，1997）這幾座塔樓在廣深兩地輪流坐莊，均短暫地引領了全國第一的席位，直到上海金茂大廈（420m，88F，1999）的建成。從此以後，“中國高度”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上海，準確得說，是沒有離開過距離金茂僅200米的貼身範圍，同樣地處陸家嘴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492m，101F，2008）和上海中心（636m，119F，2016）不斷刷寫中國的高度，但遺憾的是它們都未曾在任何時刻成為世界第一高樓。

深圳平安國際金融中心

（CCDI與KPF合作完成）

平安金融中心的入口大堂

在過去和未來，如何理解高層建築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這個問題顯然需要結合中國國情來尋找答案。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大都市的格局，只是在近代的發展存在一些停滯。從宏觀上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進步所呼喚的城市和區域對於建立自身標識的意願顯得愈發強烈，而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這種意願被當時的技術條件所限制，沒來得及釋放。而步入21世紀之後，投資環境、社會整體的經濟狀況、建築設計和建造的技術都得到了與世界水準的同步化，至少是不斷接近歐美髮達國家的水準。即使在微觀上觀察，生活在高層建築裡、在高層建築裡工作、出行下榻於高層酒店可以幫助中國市民快速地建立起在現代城市定居的空間自信，並且比起分散在郊區，在空間資源和生活資源的使用上都更合理、更高效。這個情況非常貼近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所言：如果你真心熱愛自然，就遠離瓦爾登湖，到城市中去定居。在那裡，高層建築、公共交通、公共資源的集聚，會使得人均碳排放量要遠遠低於農村或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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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鐵（而不是飛機）解決了十多億中國人口的日常遷徙問題，高層建築（而不是低密度社區）也正在解決十多億中國人口的日常空間問題，這是不可替代的趨勢。

從設計思維到產品思維
面向中國城市環境的整體提升

中國《民用建築設計通則》GB50352-2005規定：建築高度超過100m時，不論住宅及公共建築均為超高層建築。這個限定顯得有些保守，但卻是中國高層建築在歷史上長期落後於發達國家的寫照。今日看來，100米僅僅是超高層建築微不足道的起點。時至今日，中國至少有3000座建築的高度超過了100米。對於更高的高度，在2000年時，世界上超過300米高度的摩天大樓26座（其中只有3幢位於中國大陸地區），而在可以預測的2020年，世界上至少有200座這個規模的超高層建築，其中約有一半在中國。

我們可以非常確定地認為：高層建築正在形成中國城市環境的整體主流風貌

鵬瑞深圳灣壹號

（由CCDI與KPF合作設計，擁有“世界最高的音樂廳”認證）

這個目標與CCDI在過去15年以來在體育建築領域取得的成就非常相似。在2003年CCDI+PTW+ARUP聯合中標北京奧運會“國家游泳中心”時，我們的建築師對於體育設施的理解還侷限在文化意向、特殊的材料和結構形式方面。而在這個項目之後，公司集聚團隊優勢在參加多個大型體育設施的競賽時，發現客戶更為需要的是建築師如何對巨型場館的消防安全設計、賽後運營策略、看臺場地的視線分析、鋼結構總裝優化等等關鍵技術環節給予充分的研究和定製，而不僅僅是“藝術和空間體驗的創作”。CCDI立即成立體育事業部，指派專家定向研究，並與多所高校建立產學研課題，通過大量的實踐積累，僅僅用了5年時間，就初步奠定了這個領域的產品化領先。客戶購買悉地的“體育建築設計”，會獲得方案圖紙之外的一系列技術策略，極大地增強了項目成功的可靠度。在2009-2014這五年裡，運用同樣的產品思維，CCDI在軌道交通領域也快速從零起點做到了全國領先，贏得了數十座大型鐵路客站的設計業務直到竣工交付。

徐州蘇寧彭城廣場

（CCDI與Aedas合作設計，成為這座城市最高的地標建築）

提到產品思維，以項目制服務的設計院大多感到比較陌生。但如果把“產品”理解為“高品質+可複製”的技術能力，我們交付的設計服務也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產品，而且項目越是複雜，對產品能力的要求越高。就像通常來說汽車比自行車的產品力更強，超高層建築比起一般的小體量建築設計，技術屬性更加複雜，也更值得用“產品思維”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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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層建築的幕牆、核心筒的結構與機電的一體化設計、垂直交通的設計、抗風抗震的結構計算、與城市交通站點的TOD效應、高層建築功能的複合化、高層建築頂部空間的研究……這一系列課題，構成了CCDI在這一產品領域的技術積累。公司將具體實施的設計項目定義為PA系列編號，而將不直接實施但具備研發效益的項目定義為PB系列編號，並由集團總部的研究團隊和公共建築事業部的團隊進行聯合管控。2008-2018年間，公司大約設立了20多個與高層建築或都市高密度環境相關的PB課題，其中大部分都獲得瞭解題報告，解決了一線建築師對技術積累的共性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創作的個性化”與“產品的共性化”之間的矛盾，增加CCDI為客戶交付超高層建築設計時的綜合水準和可靠度。

悉地在超高層建築領域的實踐歷程

如果說中國直到1970年代建築高度才真正進入百米以上，40多年來的歷程中，CCDI在超高層領域的實踐其實佔據了這個時間軸的一大半，“創作並陪伴”著整個中國進入高層高密度的城市化時代。

至今為止，這個歷程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階段一：1997-2005，高層建築以類型學為基礎開展多樣化實踐（類型學時期）。

儘管在九十年代中期，國際建築界對於高層建築複合功能的開展已經有了足夠的理論基礎，但這個時期的中國建築師依然還是將高層建築理解為一個建築類型，並且大多以單一的辦公建築功能為主，輔以裙房部分的少量商業空間。大部分高層建築與城市空間並沒有足夠細膩的聯繫，業主和建築師追求的是建築形態本身的象徵意義，以及快速實現經濟技術指標的可能性。

所幸的是，深圳作為特區，經濟高速發展與土地面積限制的矛盾，使得這裡成為中國高層建築最早的“試驗地”。CCDI在創業的第3年，就開始有機會設計200米高的地標項目，深圳福田區的江蘇大廈（208m，53F，1997-2001），進而為這個類型學的實踐奠定了極高的“起點”。

CCDI也是國內最早意識到高層建築絕非單靠建築專業就能實現領先地位的設計機構之一，利用2000年前後多次高層建築的實踐機會，公司在結構和機電工程快速進行招募，獲得了專業人才和技術能力的寶貴積累。

在設計作品的形式和風格上，這個時期CCDI的建築師還是以借鑑了西方建築曾經或正在流行的形式為主，從致敬新古典主義的豐立大廈（105m，26F，1999-2003）、回應密斯式的現代主義的地鐵大廈（152m，35F，2002-2006）、追求幕牆精緻構件的典雅主義的鳳凰大廈（110m，29F，2002-2006）和聯通大廈等等，均有不俗的嘗試。在江蘇大廈等及其個別的案例中，CCDI說服業主接受對中國傳統形式的高層化，這在那個時期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探索意義的設計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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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2005-2012國際合作與原創設計探索並進（地標化時期）

這個時期CCDI在高層建築的設計領域最大的觀念變化，在於從本土視野提升到國際維度來思考高層建築的設計。既然中國的現代建築起步已晚，學習和引進國際一流的設計，是不可迴避的“補課行為”。自從SOM和KPF等國際頂級的事務所連續中標中國作品之後，大量的國際頂級的設計公司進入中國，急需本土合作的設計機構。CCDI立即調整戰略，將配合國際事務所的“當地設計院”角色做到極致，並從中學習和提升有關高層建築的一切設計方法。

CCDI在這幾年與境外事務所合作成功的著名案例有：與Leo A Daly合作設計的卓越皇崗中心（279m，62F，2006-2011），與CRTKL合作設計的深圳華潤中心君悅酒店（193m，38F，2005-2010），與KPF合作設計的平安國際金融中心（593m，115F，2008-2017）、與Aedas合作設計的徐州蘇寧中心（266m，62F，2010-2016）、與SOM合作設計的福州升龍大廈（249m，53F，2012-2020）、與Zaha Hadid合作設計的望京SOHO（200m，45F，2010-2015）等等，這一批建築作品徹底改變了中國城市缺乏想象力的天際線。

北京望京SOHO

（CCDI與Zaha Hadid事務所合作設計）

福州升龍環球大廈

也是在這個時期，CCDI憑藉十年積累的大量業績，也憑藉境外事務所的合作口碑，從深圳走向全國開展超高層建築設計，在上海、天津、北京、成都、廈門、徐州、南寧、合肥、三亞、南通等多地贏得了項目機會，甚至開始走出國門拓展高層建築的設計業務，例如著名的多哈塔（205m，44F，2005-2010）。

多哈塔

(為CCDI第一次在海外進行的超高層設計實踐)

同時，大約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CCDI形成了設計集團的企業格局，以此為背景，通過成立多個工作室的形式，扶持中國青年建築師提升高層建築創作能力，並取得了不俗的業績。CCDI原創工作室的設計哲學和技術取向，不再借鑑西方既有的形式，而是探索與中國國情和地理特徵相適宜的解決方案。其中表現卓越的有：東西影工作室設計的騰訊大廈（174m，39F，2006-2010）和百度大廈（182m，42F，2011-2017）、境工作室設計的中鐵西南總部（170m，36F，2011-2016）、21工作室設計的湛江財富匯（196m，45F，2012-2017）和中虹總部大廈、墨照工作室設計的香港停車塔概念方案（180m，2011）等等。這些工作室的主創建築師在主持這些超高層建築設計時都僅僅30歲左右，這從整個行業平均水平看，已是非常超前的職業成長經歷。如今，伴隨著這些建築的落成，這批工作室的主創建築師逐漸步入40歲的人生階梯，團隊規模和技術儲備也有了長足的增加，成為CCDI高層建築領域最重要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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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2012-2018，重新反思高層建築的城市性與關聯性（複合化時期）

在為中國幾十座城市貢獻了“高度地標”之後，CCDI開始思考的問題是：高層建築與城市的關係是否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對中國的超高層建築而言，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可以回顧為“地標化”的十年，第二個十年則可以理解為“複合化”的十年。這個階段，大量的城市化綜合體以多功能相互連接的方式，主導了城市節點空間的開發。高層建築也不侷限與最常見的辦公和酒店模式，而是與城市交通、居住、商業的結合更為緊密，在高密度的前提下提供了步行空間範圍內更加多樣化的體驗。當然，這也意味著建築設計的複雜程度更高，對設計公司的“產品力”其實是更大的挑戰。

深圳航天大廈

這個時期的一些高層建築往往伴隨更大的開發體量，總建築面積常常在40萬平米以上，迫使我們再次反思高層建築與城市的相互作用，從更多元的維度來研究高層建築的經濟和社會價值。而在建築形式上，則呈現更為收斂、穩定的特質，建築形態更加簡約，同時具備更開放的城市界面。在這些方面最為典型的設計實例是CCDI的REAL工作室主持設計的壹方中心，一座當時全國最大體量的城市綜合體，規模高達88萬平方米，由10座超高層和複雜的商業空間組成。為了將城市功能引入綜合體內部，建築師提出了“複合動線”的設計策略，重點加強了Mall外空間對城市社區的牽引作用，並重點考慮了超高層住宅對城市環境和消費活力的貢獻。出於這些實踐的突破，該項目獲得了2019年CTBUH（世界高層建築學會）的人居環境傑出獎。

深圳壹方中心

（開創了超大規模的人居型都市綜合體社區典範）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案例是CCDI設計的百度大廈雙塔在這個時期全部竣工落成。這座建築開創了將日常空間垂直地引入互聯網科技型辦公環境的先驅，建築形態並不誇張，但開放而連續的空中階梯在城市環境中形成了獨特的風景。建築師來幫助百度找到文化層面的“關鍵信息”，用古詩與二進制的方式來表達，這個手法是一種巧妙的轉譯，隱藏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建築表皮之下，使其世界上唯一用超高層建築形式，帶有中國文化內涵，實現靈活多樣的工作空間組織方式的科技辦公建築，該項目也獲得了2019年CTBUH（世界高層建築學會）的高層建築傑出獎。

學術研究與未來展望

人類社會即將步入21世紀的第3個十年，科技的變化逐年加快，使得我們對身處的環境出現了擔憂和焦慮。時裝、手機、汽車品牌每年都在推陳出新，而高層建築是百年大計，不可能也不應該像時尚一樣輕易迭代，如果沒有十年以上的觀察週期，我們很難對風格、技術、觀念上的變化加以定論。

斯里蘭卡 KRRISH商業中心

斯里蘭卡 KRRISH商業中心

（近地界面保持了亞洲熱帶傳統的街巷體驗）

CCDI在過去的五年中加強了與CTBUH（世界高層建築學會）的緊密合作，成為中國設計機構中為數不多的頂級會員，並且是CTBUH亞洲辦公室的聯合發起機構之一。公司派駐了研究總監與學會進行全方位的合作，從學生競賽的評估、學術期刊的投稿、重要的專題論壇和出版物，以及學術會議和獎項的參與。這些投入的積累，使得世界的舞臺開始關注到CCDI：一家中國本土的設計機構，從學習和借鑑西方建築的設計模數，到反過來介入和影響高層建築在國際上的觀念，可以說是不小的突破。

廈門海峽中心

（CCDI原創設計的第一座複雜功能的城市綜合體，包括一座1500座的大劇場）

廈門海峽中心的高層建築立面通過鋸齒形幕牆來抵抗百年一遇的颱風

在過去二十年中，CCDI大約有40篇有關高層建築的學術論文在行業重要期刊發表，主要是在建築和結構兩個專業。這些學術成果也確立了公司的專業敏感度和對設計實踐不斷反思的立場。

近十年來，超高層建築在技術方面的發展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基於傳統學科的結構工程和機電工程的技術延展，表現為更為精密的計算軟件以及針對風和地震荷載的結構分析方法和隔震措施，也表現更為複雜的設備系統應用，以及由此而生的大量生態可持續的技術可能性；二是建築形態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開始在垂直向度上追求更多的自由，塑形、旋轉、扭曲、傾斜、裂變等動態創意語言，在新一代設計軟件的應用下，得到了更為豐富的實現，也為建築的標誌性和功能擴展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持。

建設中的青島海天中心

由於超高層建築有著上述兩方面的技術壁壘，行業內對超高層的研究也大多集中於技術層面。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只有在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才有可能出現建造超高層的動機——“都市屬性”才是高層建築最本原的起點。超高層建築往上看（改變天際線）的同時，也值得往下看，看看它與城市環境的融合程度，與城市空間的關係，與人的關係。超高層建築的功能過去多以工作空間為主體，並與城市生活保持著矜持的距離。而在今日和可以預見的未來，超高層建築開始在商業、辦公、酒店等傳統功能設置模式外融入居住和休閒娛樂功能，形成集工作與生活為一體的混合發展模式——這是對城市新聚居模式的嘗試，也是基於高層建築都市語境的思考。針對對於中國的人口和城市化現狀，我們也呼喚進一步研究長期居住和短期居住類功能在超高層建築中的配置。

青島海天中心效果圖

概括來說，未來十年內，CCDI對超高層建築的產品研究將繼續立足五個方面：重點研究高層建築近地界面的城市化空間；重點研究高層建築作為人居的功能特徵；重點研究高層建築的豎向和橫向交通體系；重點研究高層建築與城市軌道交通的一體化設計；重點研究超高層建築的經濟與社會價值的評估等等。這些思考代表這一家成熟的大型設計機構從“創作思維”出發，邁向“產品思維”的過程，也是促進中國城市整體環境品質提升的必要途徑。

關於CCDI：

CCDI悉地國際創立於1994年，是在世界城市建設和開發領域從事綜合專業服務的大型工程實踐諮詢機構，其業務涵蓋廣泛的行業與不同的專業領域。我們擁有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悉尼、紐約、青島、蘇州等區域公司，建立了遍佈全國各地的服務網絡。

朱翌友：CCDI集團總建築師

艾俠：CCDI集團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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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設計 創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