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家陶行知說，“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教育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國家的根基，培育的是一個民族的未來。民國時期曾有這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裡，他傾盡所有的心血只為了教育和學生，建立了如今大名鼎鼎的南開大學。
他深受蔣先生賞識，直到1975年4月5日，身在臺灣士林官邸的蔣先生在同蔣經國交談時還提到了他的名字，那是蔣先生生命的最後一天，也是這位偉大教育家的百年誕辰。
一，棄武從文，投身教育
這個人就是張伯苓。他原名張壽春，表字伯苓，後來以其字行於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大家，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被尊為“中國現代教育的創造者”。幼時的張伯苓家境貧寒，父親只能送他去上當地免費的義塾。但小張伯苓聰慧好學，用功刻苦，後來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洋水師學堂，效力於海軍。
甲午慘敗之後，列強開始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威海衛服役時，張伯苓親眼目睹威海衛短短兩日內三易旗幟，深感到國家因貧弱帶來的屈辱。他痛定思痛，認為海軍已是報國無門，要改變中國的屈辱必須要改變中國的下一代，以教育救國。
於是他毅然棄武從文，回到天津，在當地的富商老鄉嚴修那裡做家館教席，講授英語和數理化知識。張伯苓的救國思想伴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發生著轉變，尤其是當時維新派掀起的教育之風大大影響了他。此後，張伯苓開始以一個新興資產階級教育理念先行者的身份活躍在了在中國近代教育的舞臺上。
二，一生所愛，“越難越開
張伯苓和嚴修有著相同的教育理念，深信唯有教育才能真正救國，於是兩人決定合力興辦學校，由嚴修出資，張伯苓任校長。
1904年嚴家家館改為敬業中學堂。時任直隸總督袁世凱視察後很滿意，捐出了5000兩白銀，資助辦學。1906年嚴修在南開的窪地購了一塊空地來建新校，改稱私立中學堂，這也就是
南開中學的前身了。
張伯苓為學習先進教育理念，曾特意東渡日本，深入學習了日本維新之後的教育成果，這些見聞也深深影響了他日後的南開理念。南開實行西式化教育，提倡“洋為中用”，在張伯苓的管理下，學風優異，教育資源強大，而且非常注重體育活動，時人都對南開讚不絕口。
他一方面注重體育活動對學生身體素質的提高，一方面也提倡“以美育人”，他說通過戲劇和音樂也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意義，而且美術能提高人的修養和情操，更能以一種吸引的方式帶著學生學習，提升學習的動力，實現“寓教於樂”。
此外他也深知校園環境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南開系列學校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學都保持著整潔有序，鳥語花香。最為革新的要數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僅憑過去陳舊的八股文章早已無法適應近代化的浪潮，把學生培育成適應時代發展、以實幹報效國家的人才是南開對於中國近現代教育的拓荒之處。
但正當張伯苓的南開學校越開越好之際，嚴修卻遭遇了資金危機，南開的教育資金也斷了。無奈之下的張伯苓只好周旋于軍閥商界之中，像“乞丐”一樣討來教育經費，有人說他長袖善舞，其實是他是為了南開放下了文人風骨。南開是張伯苓的一生所愛，即使那是南開最困難的日子，但正如他自己所說，“南開南開，越難越開”。
三，一時失節，餘生有憾
抗戰爆發時張伯苓正在南京出差，驚聞南開大學被日軍轟炸，已是一片狼藉。。他當晚輾轉反側，徹夜難眠。蔣先生了解此事後立馬向他表示：“有中國就會有南開!”張伯苓感動不已，此後他奔走於國民政府，希望國民政府能支持重辦南開大學。
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北大等名校臨時合併，改名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也參與其中，任職校委會常委。蔣先生非常看重張伯苓，他數次拜訪張伯苓，主動示好，並且動用多名政壇要客，南開校友去拉張入黨，但張伯苓都婉言謝絕了。
1944年蔣為表彰張伯苓在教育事業的貢獻，向他授予了一等星勳章，同年南開校慶日，又親自到場祝賀，給張伯苓捧場。兩年後張伯苓赴美治病，蔣又派人探望，並送去一千五百元美金作為醫療費。
1948年6月，蔣先生幾次邀約請張伯苓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甚至寫來了親筆信。他雖本無意從政，一心只熱枕於教育，但實是盛情難卻，最後只好勉強答應。他答應的同時還提出兩個條件：一是政府任期僅為三個月，二是希望仍兼任南開校長。
1948年7月張伯苓赴南京任職，也離開他為之操勞一生的南開。一到南京，他兼任南開校長的條件就沒能實現，國民政府免去了他南開校長的職務。在任上，他深切體會到了國民政府的黑暗統治，也知道自己終究是晚節不保，一腳踏進了臭水溝裡，但他不知道的是這次上任竟成了他一生的遺憾。
蔣先生敗退臺灣前還念念不忘張伯苓，數次派蔣經國來勸張伯苓全家去到臺灣，甚至表示給張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去都可以。”張伯苓都一一拒絕了，並表示：“不願離開南開，更不願離開祖國!”
解放後他興沖沖地回到朝思暮想的南開參加校慶，可當時的校方認為他曾就職於國民政府，並未對他進行接待，
甚至明確表示不允許張伯苓參加校慶，老人大受打擊，這等於是否定了他一生的為之奮鬥的事業。此後他鬱鬱寡歡，再也沒有進過南開園一步。
周樹人先生曾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提到，自古以來我們國家中就不乏埋頭苦幹的人，不乏拼命硬幹的人，不乏為民請命的人，不乏捨身求法的人，他把這些仁人志士比作“
中國的脊樑”。我想張伯苓先生就是中國脊樑中的一份子，他在貧瘠的土地上堅持播撒下知識的種子，在動盪的戰火中毅然地樹起教育的大旗，他真真正正做到了對於教育的“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偉大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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