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問西東》近期熱映，片尾的一段“七分鐘讀懂中國風骨”的彩蛋，讓我們懷念起那個大師雲集的時代。聞一多、朱自清、錢鍾書、鄧稼先、錢穆、馮友蘭、王國維、梁思成、梁啟超、陳寅恪、袁復禮等“悉數亮相”。讓人再度將視線重新回溯到80年前——戰火下的西南聯大。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抗戰時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昆明）
……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個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
說這段話的人是梅貽琦——清華大學的校長；
說這段話的時間是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了最為艱難的時期。
梅貽琦
三年之前，北平淪陷了，天津淪陷了；令世人矚目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慘遭踐踏與蹂躪。1937年8月28日，國民政府做出決定：三所學校撤出平津，於長沙組建“臨時大學”。11月1日，臨時大學正式上課；僅僅幾個月，長沙又危在旦夕，學校不得不請準教育部，再次作出西遷昆明的決定。1938年2月，全校師生帶著所剩無幾的資產，兵分三路踏上了漫長而又艱苦的旅程。4月2日，奉教育部令，臨時大學易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開學，由於校舍緊張，理、工二學院設於昆明，文、法商二學院暫時落腳於蒙自，一學期後遷回本部。
依照最初的協定，三校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組成了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並輪流“坐莊”擔任常委會的主席。但是沒過多久，蔣夢麟和張伯苓即前往重慶另有他任，整個聯大的重擔便落在了梅貽琦一個人的肩上。整整八年的時間，梅貽琦與學校生死相依，休慼與共，這是他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歲月，也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師生們親切地叫他“梅常委”——他的確成為了校園中名副其實的“常”委！
——這，就是梅貽琦在作上述演講時的背景：他被逼上了梁山，他更被逼得發出了“不應退卻”、“不應畏縮”的誓言。
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這段特殊的歷史，對這所著名的學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人將它稱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迄今難以企及的奇蹟”，有人將它稱為“斯芬克司之謎”。然而“謎”也好，“奇蹟”也好，都與梅貽琦的艱苦撐持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是一支默默燃燒的蠟燭，但蠟燭的本身同樣是歷史的體現；他是一支靜靜書寫的鋼筆，但鋼筆的本身亦同樣是歷史的化身。
……那是1946年的5月4日，西南聯大終於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而宣告結束。校園內豎立起了一座巍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馮友蘭教授親筆為它題寫了碑文：“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緬維八年支持之辛苦，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他一共為其列出了四條“可紀念者”，而這四條“可紀念者”，不僅是聯大全體師生的驕傲，也是梅貽琦個人的自豪。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左三為蔣夢麟，前排右三為梅貽琦。
可紀念者一——“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
的確，西南聯大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西南聯大的勝利與民族的勝利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它的精髓，就是民族氣節，就是愛國主義！——有了它，才能“與抗戰相始終”；有了它，才能產生出“旋乾轉坤之功”。
此前，三校的歷史雖然各不相同，但愛國主義的傳統卻是一脈相承的。以南開為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校長張伯苓即向全校同學號召道：“設因此次事件，刺激特深，武人能因之徹底團結，青年能因之抱為國奮鬥至死不腐之志，誠堪為中國前途慶幸……餘不以此指望全國青年，但望我南開同學共奮勉之！”作為張伯苓的弟子，梅貽琦於清華大學的國難紀念會上亦高聲呼籲：“瀋陽既去，吉林、黑龍江、錦州隨之而陷。大家不要以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時敵方時時可以再有動作，或另有陰險圖謀，實則形勢非常可危。吾們應當深刻紀念，時時注意準備才是。”
正因為具有這樣的精神，三校師生才有可能辭別故土轉戰他鄉；正因為具有這樣的精神，梅貽琦才會挺身而出，承擔起繁重而艱鉅的校務。然而昆明並非世外桃源。戰爭給西南聯大帶來的威脅，首要的便是空襲，慘絕人寰的空襲——
其中最為慘重者有三次——1938年9月28日，設於昆華師範學校內的教工宿舍葬身火海，一名軍事教官及其5歲的幼子當場死亡。1940年10月13日，師範學院的男生宿舍全部被毀，辦公處與教員宿舍多處震壞；西倉坡清華辦事處中二彈，兩名留守人員當場殉職。1941年8月14日，校園中彈七十餘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及飯廳多處被毀；第七、第八教室及生物實驗室被炸；圖書庫中彈；常委會辦公室及出納組、事務組、訓導組、總務處被夷為平地……
此時，作為一校之長的梅貽琦與大家生死相依、患難與共。其夫人回憶道：“西南聯大沒有防空設施，飛機一來大家就跑開躲起來。月涵（梅貽琦的字——筆者注）在走開之前，總是先把文件收拾妥當，放好鎖好才走。他作為校長，也和教師學生們一起跑到學校後面的小山上，在墳頭之間躲避一下。”陳岱孫教授的描述就更加具體了：“在躲避空襲時，他和師生們一起，席地坐於校舍北門外的亂墳之間。飛機臨頭時，一起跳入亂墳中事前挖好的壕溝裡，仰察炸彈的投向。這一鎮定堅毅、平等同艱的行為在西南聯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的確，在這生死攸關的考驗面前，梅貽琦的一舉一動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他除了鎮定自若，除了與大家同生死共患難外，更要代表學校向世人控訴日軍的暴行，向民眾表明自己的立場。在《告校友書》上，他勉勵大家道：“物質之損失有限，精神之淬勵無窮，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為此，在整整八年的時間內，西南聯大從未因為躲避敵機的轟炸而停止過辦學。為了避開空襲較為集中的午間，學校將上課的時間調整為上午7點到10點，下午3點到6點；如果再碰上警報，則索性將課堂搬至山坡上或是荒野中……
戰爭給西南聯大帶來的第二個威脅是貧困——
由於國家經濟慘遭破壞，教育經費只能按七成撥給，教師的薪俸也只能按七折領取。以學校而言，每月的撥款只有3萬餘元；自1938年4月起，教育部再次從中扣除30%，作為“統籌救濟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辦理高等教育事業之財源”；不久，又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清華大學的庚子賠款基金也宣佈停付，學校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境地。不得已，只有借貸，但是，五年間的欠款連本帶息已高達1400萬元，即使不吃不喝，也得六七十年才能還清。為此，學校的一切開支只能從簡——房屋以黏土打壘，房頂以鐵皮覆蓋；不曾想一旦下雨，聲響如鼓，教授們只得於黑板上寫下“停課賞雨”四個大字，成為了聯大的黑色幽默。然而等到1941年，就連這鐵皮屋頂也不得不拆下拿去換錢了，“停課賞雨”竟成為“絕響”……作為一校之長的梅貽琦深感對不起大家，他“開源”無路，只能“節流”——下令撤去了辦公室的火爐，更主動封存了學校派給他的汽車。
以教師的生活而言，同樣是吝囊羞澀，饔飧不繼。數學大師華羅庚棲身於牛圈的棚頂上，文學大師朱自清身披趕馬人的毛氈以禦寒，物理教授吳有訓的皮鞋露出了腳趾頭，著名詩人聞一多捕捉螞蚱以果腹……一校之長的梅貽琦，與大家一樣囊空如洗。夫人於大街上擺起了地攤，變賣孩子們穿不下的衣服，再後來索性和其他幾位教授夫人一起賣起了自制的糕點——糕是粉紅色，形狀像銀錠，取名為“定勝糕”。做成後送到冠生園食品店去寄賣，為了省錢，總是步行，往返需要一個半小時，又捨不得穿襪子，結果把腳都磨破了，腿腫得好粗……。梅貽琦默默地看著妻子，不知該怎樣安慰是好，他只說了一句話：“今後出門不要再遮遮掩掩了，別人知道你是校長夫人又有什麼關係？——我梅貽琦沒有當亡國奴！”
人們說，這就是聯大的精神；聯大人說，這就是他們的驕傲！梅貽琦為這所誕生於炮火中的學校制定出了新的校訓：“剛毅堅卓”。——四個字幾乎是同一個意思：剛強不屈，堅定不移。為了鼓舞士氣，梅貽琦又於全校徵集新的校歌：“……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字裡行間抒發的是同一個精神：收復河山，報仇雪恥。一校之校訓，體現出的是它的辦學思想；一校之校歌，體現出的是它的辦學精神。這校訓與校歌，成為了梅貽琦的精神支柱，也成為了聯大人的精神象徵。
在這樣的一種激勵之下，聯大的教師們找到了自己的崗位——堅守三尺講臺，堅守文化陣地。他們明白，一個民族的教育事業是維護和發揚這一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思想精神的重要手段，其作用絲毫不亞於衝鋒陷陣，不亞於攻城拔寨。聯大的學生們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為祖國而學習，為抗戰而服務。那是1943年，為了協助援華的美軍開展工作，梅貽琦親自動員學生們投筆從戎，擔任翻譯。——“‘國家……民族……難道中國的青年不敢為著他的祖國冒點危險嗎？’梅貽琦先生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像鐵錘似的打擊著我們。”這是當年學生們的回憶。為了勉勵更多的學子參軍，梅貽琦作出決定：四年級的同學，服務兩年後不再回校，以畢業論；四年級以下的同學，復員回校後免修一定的學分，以資鼓勵。整個抗戰期間，西南聯大一共有多少學生奔赴前線，如今已很難統計清了。有人說1100人，有人說1600人，但有一個名字是不會錯的：梅祖彥。他是梅貽琦的獨生子，那年才滿19歲。
的確，西南聯大的第一個“可紀念者”，就是它的“與抗戰相始終”。——是它，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顯示出了崇高的氣節；是它，讓中國的教育事業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展示出了巍然的風采。
本文摘自《大師的抗戰》，陳虹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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