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89年-1962年），字月涵，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期間對師資人才進行嚴格遴選和延聘，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為清華大學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他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
梅貽琦認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01.求學不為國，求學何所用？
近代中國，清華北大都是各領風騷，大師輩出之時，能人異士甚囂塵上。梅貽琦是個例外，不爭不搶，不起鬨不喧譁，低調而乾淨，像陽光下的一縷春風。極少有人知道梅貽琦，但清華諸輩大才因他而出。
1889年12月29日，寒冬臘月，北風凜冽，一個男娃的哭聲打破天津港的沉寂，天津梅家的第五個孩子出生了，其父梅伯忱高興地替孩子取名：梅貽琦，字月涵。
梅貽琦出生時，家裡情況不是很好，“非甚寬裕”。但日子也過得下去，“諸兄姐每人都有一位奶媽”。
可是那個時節，局勢動盪不安，庚子之亂更是一夜之間令天津成為戰火綿延之地。
梅伯忱失業了，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斷了，梅家就此陷入最艱難的度日之期，“奶媽解聘，母親乳水不足，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標準的無產階級了。”
弟梅貽寶一直活到十幾歲才穿得上一件專門為他做的袍子。
然，固其生計也困厄，幸其父也辛勤而開明。
梅家歷代以詩書傳家，家風溫良。
梅伯忱中過秀才，對其子女均以詩書為第一要求，“人口雖然眾多，父親卻咬定牙，叫每個兒子受教育，後來天津開辦了女子學校，他叫兩個未出嫁的女兒亦受教育。”
這在當時，算得上極其開明。
他的兒子女兒們也頗為爭氣，梅貽琦成了清華校長，梅貽寶後來成了燕京大學校長，都是民國數一數二的國寶大師。
1904年，梅貽琦15歲，以“尋找現代社會文明之光”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這個15歲的少年，開始懵懵懂懂地明白了，外面隆隆炮火與自己肩上責任之間的關係。
“自此砥礪求學，日益精進。”
1908年，梅貽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績從南開畢業，被保送至保定直隸高等學堂。親朋好友都勸他父親：“你家貽琦這麼出息，畢業之後，可以找個小職員——如洋行職員，中小學教員，替你分擔，了此一生。”
但梅貽琦又怎麼會甘心庸碌一生，“求學不為國，求學何所用？”
他決心考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名額。
這一考，就考上了，第六名。按規定，考上的學生，先要到當時的遊美學務處（即清華大學前身）學習，也許連梅貽琦自己都沒想到，這一去，就出不來了，從此，梅貽琦這三個字和清華園這三字就再也分不開了，出國，留學，回清華；再出國，再遊美，回來，還是清華。
清華大學一角
“三十二年間，從未間斷。”
後來，留美回來的梅貽琦在清華任教，向當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抱怨：“我對教書沒什麼興趣，想換個工作。”
張伯苓勸他：“你才教書半年就不願意幹了，怎麼知道沒興趣？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書。”
結果，“這一忍耐，幾十年，一輩子下來了”。
清華大學，包括後來的西南聯合大學，都成了梅貽琦求學報國之途徑。
教書匠也沒有其他的本事，多育出來幾個好學生，便是對國家，對民族最好的報答。
結果他育出整整一代的大師將才。
這樣一來，就苦了家人，尤其是父母，1929年，梅貽琦父親去世時，他在美國任清華大學留學生監督；1943年，他母親去世時，他在焦頭爛額地維護西南聯大的教學。他這一生，都撲在教育上，“吾於校事亦不擬請假，唯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親之靈鑑，而以告慰之耳。”
02.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1927年，蔣介石提出要實施“黨化教育”，要“以黨治國”，“以三民主義治國”。
這樣一來，每所大學被硬性規定要上黨課，學生不許自由集會和遊行，思想行動皆要受監督。
在《告誡全國學生書》裡，蔣介石甚至宣稱：“破壞法紀之學潮，自與反革命無異，政府自當嚴厲制止，如法懲處。”
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積極配合國民政府，在清華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還成立政治訓育部，鉗制學生言論。
清華大學的學生自由自在慣了，都是激進的自由主義擁躉，哪受得了這個。軍訓不去，上課不聽，連和那些上“黨課”的教師同桌吃飯都不幹。
羅家倫臉上掛不住了，向學校董事會提出辭職威脅學生，結果學生會放出話來：“無論國民政府批准與否，本校無人挽留。”
不僅如此，羅家倫走後，清華學生還列了一個五條選人標準給國民政府：
·無黨派色彩
·學識淵博
·人格高尚
·確實能發展清華
·聲望素著
足見當時清華學生之血氣方剛，力量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校長之去留，和現代大部分中國大學生之渾渾噩噩，完全不同。
清華大學校園景色
1931年，經過再三物色，蔣介石親自拍板，“電促月涵從速回國”。梅貽琦走馬上任。
1931年12月3日，大雪，清華園一片銀裝素裹，梅貽琦發表就職演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一開口，即明大學之宗義，闡學問之根基，震顫全場，千秋受用。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的教授。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啟迪）。”
梅貽琦還有著名的關於大學教育的“從遊論”：“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不求而至，不為而成。”
梅貽琦認為，大學對學生的教育，身教重於言教，關鍵在於教授之示範。
“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
故而梅貽琦對於教授之選拔必有兩種標準，其一，必有精深學問，“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學生明晰講授”；其二，必有高尚人格，要為學生“自謀修養、意志鍛鍊和情緒裁節”樹立榜樣。
他希望清華的畢業生既有精深之學問才華，亦有足可垂世之高尚人格。
唯有如此，清華師生方可不僅在學術上有所造詣，且於國事，亦可救國救民於水火。
正如梁啟超所期盼：“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
漫天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一個全新的清華正在此蕩氣迴腸之氣勢中全面鋪開。
在“大師論”的原則指導下，梅貽琦挖空心思，遍地求賢，清華迎來了抗日戰爭前的黃金6年。
這一時期，吳晗、劉文典、潘光旦、聞一多、錢鍾書、華羅庚，紛紛趕赴而來，小小的清華園，一時間成為大師之淵藪，思想引領之源頭。
劉文典，學貫中西，精於國學，尤其是莊子，以煌煌大著《淮南子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十卷本震撼文壇，一度被蔣介石抬舉為“國寶”。
為人狂妄之極，自稱“普天下真正懂莊子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便是我，半個人天下共分之。”罵沈從文，不屑於馮友蘭，跟蔣介石都敢對著幹。可就這麼一個人，對梅貽琦硬是服服帖帖，盛讚他：“貞固足以幹事，明德足以服人。”
梅貽琦在清華，他在清華；梅貽琦在西南聯大，他在西南聯大。華羅庚原本只是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後來被招錄進入清華，從一位系資料員升為助教，又被推薦給“中英庚款委員會”，送到劍橋大學深造，再後來，跳過講師、副教授，直接被擢拔為正教授，這一路的“破格提拔”，都是梅貽琦打點完成的。
歷史學家吳晗投考北大，英文考得一塌糊塗，但中國文史成績極優，北大不要，清華破格要了，結果一入校便以其才華備受關注。唯才是舉，不拘一格降人才，清華因為這些大師而成一流之學府，而這些大師之所以選擇清華，也有賴梅貽琦精心維繫的民主氛圍與自由學術空間。
有人說，民國時期清華師生太過狂妄，趕校長，頂教授，見誰倒誰，可是梅貽琦一生侍於清華47年，誰也不敢“倒梅”。足見梅貽琦巨大之人格魅力。
03.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1936年2月26日，清華髮生大逮捕事件，3000名武裝軍警深夜闖入清華園抓人，全校領導層在梅貽琦家中緊急商討對策，大家情緒激動，每個人都說了很多，唯獨梅貽琦一人，默不發聲，“大家都等著他講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
但他還是抽著煙，在煙霧繚繞中悶頭沉思。
最後馮友蘭實在忍不住，問他：“校長，你怎麼看？”
梅貽琦這才回答：“我在想，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了……”接著娓娓道出自己的應對措施。
梅貽琦多半給人的印象是“寡言”，甚至是“不言”。他的妻子韓詠華嫁給他時，就被人警告：
“你小心，梅貽琦可是個不怎麼說話的人。”
其謹言少語如斯。
但真正懂梅貽琦的人知道，他並不是不喜歡說話，只是認為，多說不如多做罷了。
“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所以梅貽琦在校長任，很少下定決策，他最常說的話就是“吾從眾”。他認為，對學校有最高決策權的，應該是教授，而不是校長。
為了實現“教授治校”，梅貽琦成立了教授評議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決策機關，至於自己，“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議有理有據，對學術、對學校有益，梅校長就會簡單地說一句：“吾從眾。”
教育界人士誇他：“梅校長治校有方啊。”
梅貽琦並不歡喜，只是淡淡地說：“就是有一些成績，也是各系主任領導有方。教授中愛看京戲的大概不少，你看戲裡的‘王帽’，他穿著龍袍，煞有介事地坐著，好像很威嚴，很有氣派，其實，他是擺給人看的，真正唱戲的可不是他。”
言下之意，他梅貽琦，不過就是那個“王帽”而已，
其謙虛溫良如斯。
梅貽琦雕像
1909年報考庚款留美學生放榜時，學者徐君陶在那看榜，看到一個少年，“不慌不忙，不喜不憂，也在那兒看榜。我當時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察覺不出他是否考取了。”
後來在船上相見，徐君陶這才知道，原來這少年就是梅貽琦。
學者楊錫仁是梅貽琦在美國留學時的室友，他從未見梅貽琦對誰急過臉，為人也寬厚。
“成績優異，性極溫和。從無怨懟，永遠輕聲細語。”
寬厚的梅校長治下的清華，自然也自由。
學生把梅校長的話編成打油詩：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他從不明確命令學生要如何如何，也從不以校長之身份強壓學生務必如何如何，為校長几十載，從未見梅貽琦發過脾氣，只是有時閉門兩三日，有再大的爭執，也商量著來。
這便是梅貽琦的胸襟與氣度。
也正是這份胸襟與氣度，才有了瀰漫著自由與獨立的清華園以及後來的西南聯大。
朱自清曾寫過《清華的民主》一文：“在清華服務的同仁，感覺著一種自由氛圍，每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的事情說話。清華的民主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的話。”
清華的民主能否發展起來，殊實難說，自1931年接管清華，幾經搬遷考驗與各種學潮風暴，他總是安詳靜肅，不聲不響地籌劃應付，在極其困難中謀求發展與壯大，即使與當局與學生意見相左，也絕不公開衝突，皆容忍之。
其雅量宏大如斯。
清華大學校園景色
04.他心中就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1937年，抗戰爆發，清華北大被佔，南開遭轟炸，近乎夷為平地。
為保絃歌不輟，在國民政府授意下，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始駐長沙，後留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這所真正在戰火中綿延長存的大學，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教育史上幻境般短暫的奇蹟，而締造這個奇蹟的，正是梅貽琦。
當時，西南聯大由三所學校組成，所以有三位常委：張伯苓（南開校長）、蔣夢麟（北大校長）、梅貽琦（清華校長）。由於蔣夢麟和張伯苓在重慶政府都擔任要職，所以西南聯大的校務事實上都落在梅貽琦一個人身上。
西南聯大初創期，張伯苓曾把自己的表給梅貽琦：“我的表你戴著。”
言下之意，要梅貽琦代表他。
當時社會地位和政治聲望皆高於梅貽琦的北大校長蔣夢麟也是一樣：
“對聯大事務，不管即是管。”
這個時候，梅貽琦當仁不讓，被推上臺前。
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三所學校風格各異。其實清華和南開還好，有“通家之好”，南開校長張伯苓是清華大學的籌備顧問，問題是北大。要讓這所一直自詡為“最高學府”的大學沒有意見完全融合，是一件難事。
梅貽琦先是在資金上支持。
自1937年9月起，政府因抗戰縮減文教經費開支，全國各高校經費一律按7成撥給，北大南開經費捉襟見肘，都快揭不開鍋了，這麼大一個學校，平均每月只有3萬元，按照戰時物價水平，只夠吃個半飽，而上下各類設備等，例如圖書館實驗室，“政府則不予以解決”。
但堂堂一個國立大學，圖書館實驗室都沒有，那還叫大學嗎？
清華不同，清華的前身是留美預備處，有庚子賠款的資金支持，富裕一些。
故而清華的資金，除了負擔自己，還勻給聯大一些。
梅貽琦也四處奔走，為聯大籌措資金，經常往返重慶與昆明，“那時由昆明到重慶乘飛機是件難事，飛機說不定什麼時候起飛。”
有一次梅貽琦返途遇到日本飛機轟炸，在旅途中耽誤了近3個月才回到昆明。差點因此而喪命。
抗戰八年，梅貽琦與其說是西南聯大的校長，不如說是西南聯大後勤部長。讓學生安心學，讓老師安心教，他跑斷了腿。後來相繼從中英庚款董事會要來了25萬法幣，從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要來了15萬法幣，又去天天跑教育部，要錢要錢要錢，又從教育部要來了幾十萬美元，終於把實驗室、圖書館稀稀落落地建立了起來。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
當聯大師生從長沙長途跋涉到昆明之後，當時的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受梅貽琦之託為聯大設計校舍。
不到一個月，兩個人就拿出了一套設計方案，“一所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
但梅貽琦苦笑了一聲，否決了他們的方案，原因很簡單，因為沒錢。
此後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稿改了一遍又一遍：
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青瓦屋頂變成了鐵皮、茅草屋頂。
設計稿改到第五遍的時候，梅貽琦還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還是沒錢，他希望設計方案能再簡單一些，再少花錢一些。
梁思成瞬間毛了，忍無可忍，衝到梅貽琦面前，咆哮道：
“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不是每一個農民都會蓋嗎？還要我梁思成幹什麼？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們現在使用的木料，連蓋一棟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懇切地解釋道：“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後諒解我們一次，行嗎？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建一個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梁思成咬著牙，又去改設計方案，是啊，大家都在共赴國難。半年後，梁思成的設計方案落地了，一棟棟低矮簡陋的茅草房從西南聯大的校園稀稀落落地建起來了，看著根本不像一所大學，倒像是偏僻農村的一個小村子，更不用講這是一個世界級的建築師設計出來的。
清華大學清華園
除了校舍簡陋，西南聯大諸師生的日常生活更是慘淡，1937年起，教師的基本工資就按照原先的7成發給，還要承擔各類稅負。
隨著戰爭越大越久，物價越來越高，而教授們的工資，也越來越少。有人算過，1941年，教授們所領的工資，只相當於戰前三十分之一。
到1943年，則百分之一都不到。梅貽琦的妻子韓詠華當時沒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貽琦微薄的薪水支撐，其他教授都是如此。
於是韓詠華便聯合潘光旦、袁復禮等教授們的妻子一起做米糕，還特地取名叫“定勝糕”。
寓意抗戰定勝。
為了多賺些錢，夫人們分頭行動，揹著籃子，直接在昆明街頭叫賣。
有一次，一個穿著旗袍，手提精緻小包的婦人前來購買，得知韓詠華竟然是大名鼎鼎梅貽琦的夫人，驚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清華大學校長的夫人站在街頭叫賣糕點，這可真是曠了古絕了今。學生們的日子更不好過，工學院的學生，住的是草頂泥牆宿舍，也住過“暗無天日”的鹽庫。
有時候下雨，屋頂根本不防雨，於是同學們便只能撐著傘睡覺。寢室裡沒有燈光，大家就只能幾十個人擠在走廊上少有的燈光面前看書。戰爭打到後面，連昆明都變成了前線，
經常被轟炸，校舍、圖書館均被損壞，聯大師生誦書之聲不絕，撐著傘在圖書館裡看書。
絃歌不輟，詩書傳道，雖國難家貧，而奮發之志愈甚，震撼人心。
然而，正是在這些破破爛爛的茅草房裡，正是在這群飯都吃不飽，覺都睡不好，還打著傘一心一意求學的人中，走出了一群穿著破衣服破鞋的少年。
他們登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引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製造了中國第一臺億萬次銀河計算機。
中華文脈於此得以保存及發展，梅貽琦居功至偉。
清華大學一角
05.學術獨立
和同時期師生們鬧分裂打破頭的西北聯大不同，西南聯大雖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但八年之久，合作無間，“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特別是在學生方面，“正課之餘，講演會、討論會、戲劇、歌劇、壁報、集體旅行學習蓬勃一時。”你很難把這所洋溢這青春自由民主氛圍的大學同戰爭聯繫起來。這一切，胥賴梅貽琦嘔心瀝血營造的“學術獨立自由”的環境。
1939年，國民政府大力推行“黨化教育”：公開反對當時知識界一致認為的教育與學術獨立：“應使教育和軍事、政治、社會、經濟一切事業的貫通。”要“齊一趨向，集中目標”。
於是，“國民黨直屬支部”“三青團直屬分團部”“訓導處”等機構都在聯大成立了，學生們還要上“三民主義”即“黨義”等課。結果，“功課表成了法令”；“訓導處成了統治思想的工具”；“學校教育不但成了統治教育，簡直是特務教育”；師生們一致抵制，學生黨課不去，教授黨課也不上，許多教授被要求加入國民黨，有的草草填了個入黨申請就不管，有的硬是拒絕加入。
學生甚至還自發成立“反總考委員會”，把反對黨化教育直接演變成遊行示威活動。
梅貽琦則堅定站在師生這一邊，給教育部發文：“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育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殷最，但如何研究、教育，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
申文浩然，立場高遠。
這篇發文甚至被視為梅貽琦“民主教育”與“專治教育”的公開決裂。
儘管作為校長，梅貽琦不得不加入國民黨，並升補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精心呵護西南聯大自由之學風，有人說，在當時的聯大，中國有多少政治流派，聯大的師生中就有多少政治流派。
典型的例子是聞一多，聞一多傾向於共產黨，經常在課堂上謾罵國民黨腐朽無能，後來甚至公開在操場上擺講演臺，直接面對芸芸師生髮表演講，大肆批判國民黨。
梅貽琦呢，也不管，任他去。
國民黨當局授意梅貽琦，要他開除聞一多，梅貽琦只當沒有聽見。
很多教育部制定的規章制度，在梅貽琦看來不合理的，都被他“變通執行”，只是單純的流於形式。
政治領域尚且如斯，其他方面更不用講。聯大教授劉文典和吳宓都是研究紅樓夢（紅學）的大家，劉文典在課堂上講紅樓夢，“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
吳宓聞言，經常跑到劉文典的課堂上聽課。
劉文典呢，也不管他，自顧自的講，每講到得意處，就抬頭張目向後望，然後問道：“雨僧兄（吳宓的字）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學生們在課堂上鬨然大笑。這還算和諧的，聯大有些教授，乾脆兩個人上同一堂課，不管信仰的流派和政治背景是否相同，
大家就事論事，公開在課堂上就某一觀點進行爭辯，學生們彷彿不是在上課，是在看一場辯論賽。
至於上下課時間，更是沒有規定，劉文典上課就經常遲到，還經常上課上到一半就走。有一次，劉文典上課只上了半個小時不到就走了，學生們很訝異。
他卻說，把課程改在下星期三晚上，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月圓之時，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一篇。有學生追憶：“屆時，他老人家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
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這就是西南聯大，梅貽琦領導下的西南聯大：上課自由，講課自由；學生自由，教師自由；梅貽琦嘔心瀝血地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營造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大學校園。
而他交出的成績單，也異常亮麗：聯大師生中擔任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27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154人，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黃昆等4人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
群星璀璨，大師輩出。
前排左起第五梅貽琦
06.永遠的校長：“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遷回北平，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梅貽琦連任清華大學校長17載。
正是在他手上，清華大學從一所留美預備學校，發展成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那是個“清華校史上名家輩出的黃金時代”。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也是在他的掌舵中，“始嘆南遷流離之苦辛，中頌師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梅貽琦並不為世人所熟知，但清華及西南聯大諸輩師生因他為名揚天下。
1948年清華園解放之後，梅貽琦帶著庚款賬目乘專機離開北京。
1949年，60歲的梅貽琦到達美國，管理清華在美的庚款基金。
他只有一間辦公室，聘以為兼職助理，自己給自己定薪300元。
臺灣當局過意不去，堂堂一位前清華校長，到如今，居然只有區區300元薪水，太寒酸。臺灣當局給他把薪水改成1500元，臺灣早期財政情況非常困窘，不少人打庚子賠款這筆錢的主意，都被梅貽琦一一踢走，為此，不少人叫他“守財奴”。
但極少有人明白他，他守住的不是錢財，而是清華的未來。
梅貽琦的廉潔清白是出了名的。
當上清華大學校長之後，立即主動放棄了校長所享有的幾項“特權”，家裡僕人的工資自己付，電話費自己交，不要學校無償供應的每月兩噸煤。
這樣做，“雖然節約的款項有限，但這是個觀念和制度問題”。
與此同時，大刀闊斧改革清華的財政制度，首當其衝，裁撤行政人員，儘量少設辦事機構，把必要的辦事員減到最低限度，這樣一來，節約出來的資金才能供給給教育教學，把錢花在刀刃上。
到了西南聯大，財政更加緊張，所以絕大多數系都沒有辦公室，大家開會就碰頭。
當時梅貽琦還設置了兩條規定：
1、包括校長在內，一律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節約校費）；
2、不論教職員工，除了規定的例假之外，一律不得請假，請假就要扣工資。
這在當時，算是非常的嚴苛。
1955年後，梅貽琦回到臺灣重辦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廉潔之風一如往常，為了避免過多動用校方資源，梅貽琦還把家眷留在了美國，自己隻身在臺灣做事，他掙的是臺幣，但他太太在美國用的是美元，無法兼顧兩地開銷。
於是太太韓詠華不得不在美國自謀生計。62歲的她，在衣帽廠裡打過工，在首飾店裡賣過貨，一直工作到66歲，按照制度必須退休才罷，完全不像一個國立頂級大學校長夫人的樣子。
臺灣清華大學覆校之初，錢財緊張。梅貽琦在臺北市租了一間房子作為辦公室，後來買了房地，卻始終不肯買一套沙發，只肯用矮藤椅。直到1957年清華大學移往新竹，辦公室用的還是藤椅。
臺灣教育部門勸他門面還是要裝飾一下。
梅貽琦說：“清華有點錢，但撙節著用在圖書、儀器、請教授上。”
堂堂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委員，其生活節儉如斯。
我彷彿看到了當年的孔子，飽受波折，東奔西跑，棲棲惶惶，被困於蔡，絕糧於陳，但對教育事業，始終如一。
1962年2月23日，梅貽琦的終身摯友胡適溘然長逝，貽琦自廣播聞之大悲，5月4日，突然病倒，高燒不退，任何抗生素皆難控制，醫藥失靈。
5月19日，梅貽琦在臺灣溘然長逝，終年73。
蔣介石特頒“勳昭作育”之匾額，以敬梅貽琦先生高雅至純之教育人格。
墓地是他自己選的，位於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十八尖山，這樣，在過世之後，仍然能日夜守望著北京的清華校園。
其實，將墓園放進校園之內，古今罕見，只有當一個校長的畢生事業和這所學校的生命完全融為一體時，這樣做才是最得體的，也是對這位教育者最高的尊敬。
他這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情——呵護這所大學。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高度盛讚梅貽琦：“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對於國家服務之久，貢獻之多，於此可見。其學養毅力，尤足為後生學子楷模。”
嗚呼，胡奪我先生之速，豈天之將喪斯文！
我彷彿聽到幾百年前，范仲淹的慨嘆：“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閱讀更多 在這裡讀懂教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