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家陶行知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培育的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民国时期曾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倾尽所有的心血只为了教育和学生，建立了如今大名鼎鼎的南开大学。
他深受蒋先生赏识，直到1975年4月5日，身在台湾士林官邸的蒋先生在同蒋经国交谈时还提到了他的名字，那是蒋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位伟大教育家的百年诞辰。
一，弃武从文，投身教育
这个人就是张伯苓。他原名张寿春，表字伯苓，后来以其字行于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大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幼时的张伯苓家境贫寒，父亲只能送他去上当地免费的义塾。但小张伯苓聪慧好学，用功刻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效力于海军。
甲午惨败之后，列强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威海卫服役时，张伯苓亲眼目睹威海卫短短两日内三易旗帜，深感到国家因贫弱带来的屈辱。他痛定思痛，认为海军已是报国无门，要改变中国的屈辱必须要改变中国的下一代，以教育救国。
于是他毅然弃武从文，回到天津，在当地的富商老乡严修那里做家馆教席，讲授英语和数理化知识。张伯苓的救国思想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着转变，尤其是当时维新派掀起的教育之风大大影响了他。此后，张伯苓开始以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教育理念先行者的身份活跃在了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二，一生所爱，“越难越开
张伯苓和严修有着相同的教育理念，深信唯有教育才能真正救国，于是两人决定合力兴办学校，由严修出资，张伯苓任校长。
1904年严家家馆改为敬业中学堂。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视察后很满意，捐出了5000两白银，资助办学。1906年严修在南开的洼地购了一块空地来建新校，改称私立中学堂，这也就是
南开中学的前身了。
张伯苓为学习先进教育理念，曾特意东渡日本，深入学习了日本维新之后的教育成果，这些见闻也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南开理念。南开实行西式化教育，提倡“洋为中用”，在张伯苓的管理下，学风优异，教育资源强大，而且非常注重体育活动，时人都对南开赞不绝口。
他一方面注重体育活动对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一方面也提倡“以美育人”，他说通过戏剧和音乐也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意义，而且美术能提高人的修养和情操，更能以一种吸引的方式带着学生学习，提升学习的动力，实现“寓教于乐”。
此外他也深知校园环境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南开系列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都保持着整洁有序，鸟语花香。最为革新的要数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仅凭过去陈旧的八股文章早已无法适应近代化的浪潮，把学生培育成适应时代发展、以实干报效国家的人才是南开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拓荒之处。
但正当张伯苓的南开学校越开越好之际，严修却遭遇了资金危机，南开的教育资金也断了。无奈之下的张伯苓只好周旋于军阀商界之中，像“乞丐”一样讨来教育经费，有人说他长袖善舞，其实是他是为了南开放下了文人风骨。南开是张伯苓的一生所爱，即使那是南开最困难的日子，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三，一时失节，余生有憾
抗战爆发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出差，惊闻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已是一片狼藉。。他当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蒋先生了解此事后立马向他表示：“有中国就会有南开!”张伯苓感动不已，此后他奔走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能支持重办南开大学。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北大等名校临时合并，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也参与其中，任职校委会常委。蒋先生非常看重张伯苓，他数次拜访张伯苓，主动示好，并且动用多名政坛要客，南开校友去拉张入党，但张伯苓都婉言谢绝了。
1944年蒋为表彰张伯苓在教育事业的贡献，向他授予了一等星勋章，同年南开校庆日，又亲自到场祝贺，给张伯苓捧场。两年后张伯苓赴美治病，蒋又派人探望，并送去一千五百元美金作为医疗费。
1948年6月，蒋先生几次邀约请张伯苓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甚至写来了亲笔信。他虽本无意从政，一心只热枕于教育，但实是盛情难却，最后只好勉强答应。他答应的同时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政府任期仅为三个月，二是希望仍兼任南开校长。
1948年7月张伯苓赴南京任职，也离开他为之操劳一生的南开。一到南京，他兼任南开校长的条件就没能实现，国民政府免去了他南开校长的职务。在任上，他深切体会到了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也知道自己终究是晚节不保，一脚踏进了臭水沟里，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次上任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蒋先生败退台湾前还念念不忘张伯苓，数次派蒋经国来劝张伯苓全家去到台湾，甚至表示给张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去都可以。”张伯苓都一一拒绝了，并表示：“不愿离开南开，更不愿离开祖国!”
解放后他兴冲冲地回到朝思暮想的南开参加校庆，可当时的校方认为他曾就职于国民政府，并未对他进行接待，
甚至明确表示不允许张伯苓参加校庆，老人大受打击，这等于是否定了他一生的为之奋斗的事业。此后他郁郁寡欢，再也没有进过南开园一步。
周树人先生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提到，自古以来我们国家中就不乏埋头苦干的人，不乏拼命硬干的人，不乏为民请命的人，不乏舍身求法的人，他把这些仁人志士比作“
中国的脊梁”。我想张伯苓先生就是中国脊梁中的一份子，他在贫瘠的土地上坚持播撒下知识的种子，在动荡的战火中毅然地树起教育的大旗，他真真正正做到了对于教育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伟大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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