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于 《南开大学报》2015年5月22日（第1267期）第3版。原题目为“南开校钟史实小考”。

天津海光寺有一口颇具传奇色彩的大钟，因其经常在老照片中现形，故此知名度颇高。可是关于这口大钟的历史和传闻，则是众说纷纭谜团不少。本文仅根据相对可靠的资料，对有关大钟的问题作简要钩沉。至于众多细节的考证，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恐怕还只能继续存疑。

德国人进大钟悬于海光寺

海光寺大钟历史的粗线条勾勒，当以张伯苓所言相对准确。1948年2月25日，他在致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的函中说：“敝校于抗战期内，被日寇盗去大钟一口，重壹万叁千余斤，此钟具有历史价值，系德国克虏伯厂制，赠李文忠公寿辰纪念，铸有全部《金刚经》文。李公施于海光寺，庚子之乱，曾为英军取作警钟，嗣经该寺下院收回，捐赠南开作为校钟。”

海光寺大钟光绪四年（1878）由德国克虏伯公司铸造，重13000斤。光绪七年（1881）运抵天津。按张伯苓所言，大钟是赠给李鸿章的寿辰纪念；但另有说是赠给慈禧太后的，慈禧以“送钟”（送终）不吉，转赐李鸿章择地安放。总之，大钟的处置权转到了李鸿章手上。不管是德国人赠送还是慈禧转赐，李鸿章显然也不会实受这“不祥之物”，便将大钟施舍给海光寺。高凌雯《志余随笔》有云：“光绪初，德国人进大钟，李相命悬海光寺门外。钟体极大，工作亦精，而音不纯。以五音况之，鼓楼钟为宫，德钟则商也。”高氏的记载比较模糊，只是笼统地说“德国人进大钟”，而没有交代“进”的缘由。又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记载：“此钟于1878年铸于德国，1881年5月运抵天津并送给中国政府，作为德国政府对中国友好的象征。中国政府随即命令当时的总督李鸿章把这座钟安放在适当的处所。由于乾隆皇帝曾经驾临海光寺，李鸿章决定把这口钟悬挂在海光寺内。”这里又把赠送大钟说成是德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事，与“寿辰纪念”之说又有不同。不过海光寺作为康熙、乾隆两帝驾临之地，将大钟施之于此可谓处置得体。其时海光寺周边，已为天津机器局西局所踞，在大钟正式悬挂之前，李鸿章特委机器局技师，在钟上刻下《金刚经》文字。而令人奇怪的是，参与刻经的七名技师，在完工后百天内相继死去。《天津插图本史纲》最早记载了这一谜团：“李鸿章又命令东局子派七名技师将成本的佛经刻在钟上。奇怪得很，这七名技师在刻完佛经后不到100天的工夫，都相继死去了。”雷穆森1878年即来到天津，热衷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对当时天津的很多史事都有详细记载，可惜他只是记载了技师死亡的时间，并没有描述具体症状或原因，这也让此事变得更加神秘。近年有专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怀疑技师刻经时可能采用了化学方法，结果造成了中毒。

大钟成盛景文人争吟咏

大钟悬置海光寺以后，很快成为天津的一大景观。其时凡记载海光寺的文字，几乎必及大钟。民国时大中银行发行的伍元纸币，亦以海光寺大钟作为主图案，大约是取“大钟”与“大中”谐音之意。津门的文人雅士，则纷纷前来参观赏鉴，并吟诗作文加以记述。

如杨光仪《海光寺巨钟》云：

环城更鼓不到处，天空地回蒲牢鸣。一钟飞来自海外，海光落处青濛濛。岛夷效人备方物，非徒淫巧夸群氓。讵知巧极名利器，无劳执卷谈考工。洞开广夏借兰若，长年造作何专精。空王跌坐惊且叹，千手千脚无由穷。水火相激通万窍，殷雷绕屋声隆隆。机轮高下动山兵，大气磅礴摩苍穹。分寸不失诸法备，金石立破千钧轻。事未及半功则倍，公输束手离娄瞢。见者却走神智乱，相与咋舌难形容。神工鬼斧充武库，悬知众志能成城。况复有时发猛省，岑楼数丈悬巨钟。向晚一声群动息，顿教耳目同一清。利涉远轻蓬岛路，礙訇还带波涛声。村墟数点暮烟含，风高声落梵王宫。寺僧出定宣佛号，水鱼相答浮远空。两栾九乳制犹古，争奇吊诡难与同。我居城市丛百感，挑灯坐听惦忡忡。

又李庆辰《海光寺德国大钟歌》云：

朝日飞空海云紫，海光古寺钟声起。噌礝振响殷如雷，音入茅庐似咫尺。忆昔古寺重楼台，兰若巍峨隔秋水。缁流晨夕诵楞严，斋鱼暮鼓而已矣。窗高日暖鸽听经，镼铎镯绕纷盈几。黄钟大吕渺无闻，何处元音来俗身。凌晨步出归极门，远望层楼涉兰禬。环垣矗立最高亭，碧瓦朱甍入云里。铸铜炼铁钮锁壮，悬梁宏钟大无比。观者咋舌称奇绝，青女黄童共点指。予亦摩挲识未真，弹指微扣声铿尔。煌煌巨制古所稀，细向僧雏询端委。僧云此物出德国，千锤百炼融渣滓。烛龙烈焰走炉红，精铁滴液清如泚。良工巧夺凫氏能，铸成华钟形若此。蒲牢奋力爪飞籋，虬龙蟠踞睛怒视。毡裹绳缚登巨艟，云帆高挂风涛驶。鲸波鼍窟未湮没，载过紫澜数万里。涉险始得至中国，输诚敬献相国李。相国笑纳置海滨，留于古寺不迁徙。朝暾出海皓月上，随时撞击无惰弛。我闻僧言意默喻，从今此物知终始。郡城鼓楼旧有钟，鋂坎镗靉差堪拟。蛙更鸣动晓鸡唱，金声宏亮满城市。

日本人将大钟赠给英国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海光寺作为天津机器局西局所在地，遭到八国联军炮火的破坏（1931年出版的《天津志略》记云，庚子之后天津寺院大半被毁，“今之所存者，仅河北大悲院，西头千佛寺，及海光寺等数处”，可见当时海光寺可能尚有残存）。《天津插图本史纲》引用马克里希当时的记载说：“6月25日，星期一。远处的炮声响了一上午。10点钟，部署在土围墙上的英国6磅小炮和被烧毁的织绒厂的‘透力勃尔号’12磅大炮一齐向西机器局——即海光寺，天津条约签字的地方——开火，第二发炮弹就击中了那座建筑物。整个上午都在燃烧，浓密的黑烟使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恐怕这座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已经化成灰烬，那座著名的大钟也难逃厄运。”英国人在攻击海光寺的同时，仍在惦记“那座著名的大钟”，此尤其可见大钟声誉之隆。

1900年7月9日，日军在俄、美、英军配合下占领海光寺。大钟作对英军协助作战的回报，被日军赠给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据1921年7月18日《益世报》刊文《英租界古钟交还中国》载：“英界工部雇所用之火警钟，原系津埠海光寺旧钟，系前直督李文忠公由德国克虏伯厂造成，并饬匠人刻金刚经全部于钟上。庚子之变，为日本军所得，送与英工部局作为火警钟。”另据《津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载：“昔年日军将该钟搬出海光寺，并赠予英国工部局。”

英工部局将大钟置于戈登堂前的维多利亚花园（今解放北园）东南角。该钟悬于两个八字形腿支撑的钢梁下，钟绳直悬于地。钟座圆形，砖石结构，内部中空，四面各设一门，门口有砖红色发圈，各门间设装饰圆窗，外亦有发圈环绕。钟座顶部外饰上枋式檐口。发圈、圆窗、檐口处，皆有繁复的雕花文饰。

英国人将大钟归还海光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英工部局在维多利亚花园大钟处，修建欧战胜利纪念碑，大钟遂由海光寺“下院收回”（见前张伯苓1948年2月25日致商震函）。

关于大钟收回的过程，《英租界古钟交还中国》一文有具体记述：“现因该钟不甚适用，有洋人提议运至英国博物院陈列。经工部局华董事陈君抗议，请将该钟仍移至海光寺内。函请曹省长令饬天津警察厅，派员与英工部局交涉归还中国。惟须妥为保存，不得毁损，并立一铜牌，用华洋文字叙明原委。业与该工部局商议妥协，由英工部局移至八里台海光寺内保存云。”

《津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里，载有上述铜牌的全文，其中有云：“1900年拳乱之际，日军占领海光寺，嗣以大钟馈赠英国工部局，以作消防之用。今蒙英工部局之好意，复归新建之海光寺，该寺于民国十年在天津城南郊八里台之新址重建。借此机会，现于寺内立一铜牌，为天津与英国的真挚情谊，永志纪念。”八里台之海光寺又称望海寺，它与原海光寺之间的关系，青年学者方博在《海光寺与望海寺》文中已有详细考述。

据《英租界古钟交还中国》一文，我门可知大钟移置八里台望海寺是在1921年。《天津插图本史纲》的记述也与此吻合：“

1900年义和团动乱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海光寺，并把此钟送给英国工部局作为消防警钟。民国十年，在天津南郊八里台新址重修海光寺，英国工部局甚表友好，将此钟送还海光寺内。因此海光寺内安放了一块铜牌，以示此大钟作为公共财产而永存，也作为天津英租界社会亲善的纪念。”

海光寺将大钟捐给南开

此后，海光寺大钟又被寺方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校钟。关于捐赠的时间，一般认为在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新址之时。这一说法看似顺理成章，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真实。方博在第641期《北洋画报》发现报人王小隐一篇名叫《八里台听钟记》的文章，其中写道：“南开大学第九次毕业典礼于廿日下午五时在秀山堂举行。同时市府去年由海光寺移赠该校之大钟，亦举行开钟礼，一盛会也。”又“钟甚大，悬朱红铁架下，掩映绿树丛中，下有高大之石基，周雕花纹，古模而典雅，因是日得文凭者凡三十四人，故钟亦撞三十四下，其声沉着雄浑，坐礼堂中听之，其声锵然，若在古寺。”

王小隐的文章发表于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二十三日，据此大钟移置南开大学当在其前一年即民国十九年（1930）。王小隐作为报人，且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说是真实可靠的，流行的说法虽很难找到始作俑者，但恐怕只是想当然而已。又1930年5月出版的《南开大学响导》，刊有校友王之杰所撰《南大地理概要》一文，对南开大学校园格局和建筑等设施介绍甚详，但却没有一字涉及著名的大钟，或可说明大钟移置南开应是1930年5月以后的事情了。

南开校钟置于思源堂西侧，以四根弓形梁柱做支架，并悬挂于高约两米的台基之上。从南开大学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铜钟颇为壮观，是当时南开的重要景观。“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南开师生曾鸣钟纪念，先敲9响，次敲1响，再敲8响，以象征“九一八”国耻。

日军炸南开大钟下落成谜

1937年7月28日，驻扎在海光寺的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了野蛮轰炸，南开建筑大多被毁，图书设备遭到劫掠，大钟亦不知所终。关于大钟下落其说不一，或云被日军掠至日本，或云轰炸中被毁弃，或云被熔铸为枪炮等。但这些说法均属猜测，没有可靠文献能够证实。前些年笔者无意中引出一条口碑，与大钟之去向密切相关，或可作为大钟被掠往日本的佐证。

2005年4月，笔者主持编辑《今晚报》的“滨海新闻·乡情”版，刊发了一组不同时期的海光寺大钟照片（最后一张是重铸的南开校钟）。照片见报后，今晚报社滨海新闻部记者杨振宇，接到一位85岁的塘沽读者（该人不愿透漏真实身份）的电话。杨根据这位老先生的讲述，4月27日刊发了题为《南开大学老校钟被日军经塘沽运日本》的报道。根据老先生的回忆，南开校钟运往日本的时间约在1940年至1942年间（年代久远记不清了）。据称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后，先将校钟劫掠到塘沽，之后才决定运往日本。日军指派大阪公司的中国工人，把大钟抬上塘沽仪兴码头的日本货船，搬运大钟的工人领班叫郭福海。工人认为钟体铸有《金刚经》，将其运往国外是对先人的不敬，会遭到佛祖的惩罚，因此情绪有些抵触，以大钟太重、人手不够等由拒绝搬运，最后在日军的威逼挟持下，工人才将大钟抬到船上。在搬运的过程中，一位工人被大钟砸伤。

当时笔者对这一线索十分兴奋，请记者帮忙联系拟作进一步采访，然因讲述者拒绝现身而错过机会。虽然记者的这一报道，全部来自身份不明老者的口碑，但笔者以为可信度仍是相当高的，因为回忆中的公司名、码头名、领班名以及工人抵触且有人被砸伤等细节，恐怕都不是编造所能解释得通的。

张伯苓牵挂校钟努力寻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身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对被掠的校钟十分牵挂。1947年，顾毓琇先生在《姑苏访穹隆》文中，一开头即写到张伯苓及大钟之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两句诗使多少人怀念苏州。去年三月，我到日本去。有人便托我把寒山寺的钟找回来。按寒山寺钟，曾被日本人盗去。康有为尝有诗勒石：‘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风；勿使丰干又饶舌，化人再到不空空。’张伯苓先生逢巧在上海候机飞美，他叮嘱我说：可别忘了南开海光寺的大钟，那是德国送李鸿章的，重一万三千斤。”

顾毓琇时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正欲赴日本访问，张伯苓因以追寻大钟下落之事相托。其后，张伯苓又多方查找校钟线索，并专门致函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请其在日本的掠夺物品集中地帮助搜寻。

1948年2月25日张伯苓致函商震，简述南开校钟的历史之后，他笔锋一转说：“（校钟）不幸竟为日寇盗去，深堪惋惜。近闻在日发现掠夺我国文物甚多，特函奉达，仰恳鼎力转嘱调查人员代为详加搜访，倘使此历史性之古钟原璧返还，岂惟敝校之幸，亦中华文物之光也

。”

6月23日，商震复函给张伯苓：“二月二十五日台示奉悉。关于贵校战时被敌劫夺校钟一案，业经迭次向此间盟军总部交涉归还在案。兹准盟总复函，略开：维经加以调查，但未能获得结果等语。兹附抄原函，敬希察照。如有其他有力证件或被劫详情，以及劫夺之人名及所属部队等等，均盼随时赐知，以便续洽。”

8月25日，张伯苓因他事再次致函商震，其中又提到大钟之事：“日前转奉惠书，以校钟被劫一案，承示向各方调查寻觅情形，虽原物未能归赵，盛意隆情弥足纫感。”

9月21日，商震再次复函：“六月二十二日（引者按：应为二十三日）曾奉一笺，谅邀察阅。关于贵校校钟战时被敌劫夺一案，兹续准盟总复函，略开：所有劫自中国之寺钟已于本年八月十六日由日本政府全部归还等语。兹特抄复原函，敬希察照。又，查前存此间被劫物资仓库中之我国无主劫物，包括寺钟四件在内，已于本年八月十六日经我方接收，并已由归还船永源轮装运返国，交上海中信局暂为接管，不久将在沪公开招领。惟该项劫物均有盟总负责装运，有无贵校寺钟不得而知，敬希径函查询。如无所获，当续向盟总交涉归还。

”

商震对于张伯苓的求助，还是十分尽心尽责的。他两次答复张伯苓，都附有驻日盟军总部的相关公函。另外他还积极提供线索，告诉张运往上海的“无主劫物”中有“寺钟四件”，不久将在沪公开招领。这事后来没有听到下文，估计随着转年上海的解放不了了之。

南开重铸校钟铭记国耻

1997年7月，为纪念南开园被炸60周年，南开大学重铸校钟。新的校钟由南京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所长、南京静海寺警世钟设计者王钟泉设计，江苏冶金机械厂铸造。大钟的钟槌与警世钟的钟槌，出自同一棵有着80年树龄的檀木，一南一北两棵钟槌堪称双璧。

新的南开校钟重3000公斤，高1.937米，寓意铭记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钟的周边雕刻有60枚校徽图案，纪念南开园被炸60周年。校钟铭文由中文系王达津教授撰稿，著名书法家康殷先生书写。铭文曰：

河海泱泱，立学启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雠寇肆狂；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声喤喤；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南开校钟悬挂在主楼后广场。每年新生入学或毕业生离校，以及其他重大纪念活动，这口新的校钟都会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