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他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向学生提出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个问题，被称作是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未来之问。在今天重新思考这三个问题，对我们依然很有现实意义。提出这"爱国三问"的是谁呢？他就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生于天津一 个商人世家。家道本来颇为兴旺，但是张伯苓的祖父，喜好功名，弃商求学却屡试不中，38岁便早早去世了。由于家财散尽，张伯苓的父亲只能靠给学生教授乐器维持生活。张伯苓六岁到同族的家塾中借读，后来又转去一所义学读书。1891年15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这里张伯苓接触了一些西方思想，并且加入海军，决心以身报国。1894年，张伯苓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成了北洋舰队的一名见习军官。恰恰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北洋海军遭受重创。随军参加甲午海战的张伯苓对失败感到非常屈辱，也对中国军队大失所望。战争让他意识到中国人既无强健的体魄更无顽强的精神，从此他改变了投军报国的思想，他决定退出海军，用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道德、知识和体魄。他所推崇和信仰的教育，就是使国家强盛的救国教育、爱国教育。
军人张伯苓
张伯苓退伍之后，被同样主张教育救国、创办新教育的严修慧眼看中。聘请他到自己开设的严氏家塾教书。1901年他又受聘于王奎章的家塾。1904年张伯苓和严修共同赴日本学习先进的办学模式。他们参观了早稻田大学和其他一些高等学校。早稻田大学8000余名学生的教学规模令他们感到震惊的同时，让他产生了扩大办学的想法。回国之后，严、王两家家塾合并为私立中学堂，扩大招生，张伯苓出任学堂监督。1904年10月17日，学堂正式开学，这便是南开的雏形。后来学校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1906年，郑菊茹捐出天津西南一片10余亩的洼地。严修等人在此集资修建新校舍，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4年，又更名为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
由于学生数量逐渐增多，张伯苓萌生了开办大学的想法。1916年南开中学成立了高等师范专门班。但是开办大学既无资金也缺少办大学的教育理念。1917年张伯苓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18年张伯苓和严修、范源濂一起考察了美国多所大学，为筹办南开大学积累很多经验。同年底回国之后，张伯苓奔走各方一年，筹款8万余银元。教学楼于1919年建成，9月南开大学正式开学。南开大学成立后，运转资金却成了大难题。南开虽然学费不低，但远远不够办学支出。办学资金只有靠张伯苓在社会上到处化缘。为了学校运转，张伯苓曾经向军阀募集资金。他称"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依靠张伯苓的募集，到1934年南开大学整个学校产业加起来价值300万银元。张伯苓不遗余力地为办学到处筹款，自己的工资却还不如普通教师。张伯苓在生活上节俭得近乎苛刻。他经常到北京出差，坐火车每次都是坐最低等的车厢，每次住宿都住在一个胡同里的旅馆，因为这里住宿费一天只要一元，还提供每日伙食。在外办事时，若不是因公事出差，他绝不动用学校的一分钱。他将南开大学的账目放在学校图书馆，以供大家查看监督。
作为一校之长，张伯苓既要筹到办学资金，又要聘到良师。南开大学给教师提供的待遇与其他大学相比并不高，但仍有大批优秀人才投奔南开。因为他一向尊重人才，知人善任，给自己所用之人足够的权力，这让受聘老师认同和相信张伯苓的办学思想。
张伯苓在1934年南开成立30年校庆纪念会上提出"公""能"二字为南开校训。他认为"惟公，能化私、化散。惟能去愚、去弱。"后来除此之他又提出学生除"公""能"外，还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为社会谋进步，为大众谋幸福。所以又将南开大学的校训演进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华北局势日渐危急，张伯苓认为一旦日本入侵，南开难保，他派人到南方考察新校址。1936年9月张伯苓在重庆创办"南渝中学"。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夷为平地，张伯苓凛然疾呼："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教育救国，苓之夙愿，此身未死，此志不泯！"
南开大学被毁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南下，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长沙危急，三校不得不再次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共同管理。之后历经九年直到抗战结束，成为战火中的创造的奇迹，为中国保留了科学和人文的火种。
1946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张伯苓以70岁高龄继续出任校长。
1948年，国民党改组，各个派系对考试院院长一职争执不下，蒋介石力邀张伯苓出任，以平息纷争，张伯苓难以辞任，跟着当局跑了半年龙套，目睹官场种种丑态，最终辞任离职。
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要张伯苓一起走，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也不想离开大陆，身体欠佳"为由予以拒绝。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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