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閒談是非長短，是不該誅心的。可“陳寅恪是否漢奸”這個話題的拋出，確實是不懷好意，別有用心的。
京都靜源，原名劉正，曾供職於武大等校，現據聞在美某私立公司
發問之人“京都靜源教授”，即劉正先生，是從氣功起家儼乎其然的“高人”，更是著名黑陳專業戶，這些年掛著武大、人大等校的舊銜高冠，四處露臉炒作，鼓譟帶節奏，竭力要給陳寅恪送上一個“漢奸”稱號，加以絞索。儘管他自己，因了不便明言的一堆怪事，被學術圈集體各種揭底開涮，都足以新添一部笑林了。當年的北京聯合大學中文系，1983級出了兩位可人，于丹之外，就是這位劉正先生，金童玉女似的，呵呵。
于丹，現北師大教授，1987年畢業於北京聯合大學中文系.圖\\視覺中國
過去的“天涯”時代，他給學界同行們，帶來過太多啼笑皆非的笑話——武大國學院某位我喜歡的名學者，每回不經意中提及這位舊同事，都是不加掩飾的狎侮之狀，哈哈大笑起來，臉頰像捱了兩巴掌似的紅起，那意味深長只能自己去揣摩。只不過，這些年都沒人願意理他，而我在此，也多少給他留點情面，省煩不抄罷了。
他是每飯不忘攻訐的。只是不想頭條才興起，他就迫不及待地竄來再抹黑陳氏，各種謠言捏造，各種口誅筆伐，各種誣辱謾罵了。劉正教授比我年長30歲以上，我也沒資格混學術圈，彼此未有絲毫瓜葛，我本身也是貧嘴薄舌噴子一個，似乎本該識趣安做吃瓜群眾，袖手瞧熱鬧的。
陳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國人共所推崇的學術大家
可是，眼見這種舐皮論骨的無端讕言，肆無忌憚地四處流佈，於心真是不安又不忍。視聽怎可不正，道義豈能餵狗，是以，面對盛氣凌人的“名流”學者，不佞也該無懼開罪，談些觀感的。
據說，因曾受過陳門弟子的奚落，有那麼一點私怨，劉正先生從“陳吹”翻身為“陳黑”，對陳寅恪表現出咬牙切齒之恨。
劉正先生專著，被批為錯謬百出
近些年的他，上竄下跳，稱尊肥己，借挖掘新材料為名，以推翻定論為號召，或憑空誣賴臆造，或肆意歪曲解讀，或隨地搬斤播兩，罔顧各界觀感，不惜根除株拔，對墓木拱矣的陳寅恪痛下殺手，鞭屍為樂，意在把前輩徹底搞臭。
他之持論，主要有二。其一，認為陳氏浪得虛名，水貨一枚，論學問還遠不及他京都靜源大師，純是師弟子們吹噓出來的；其二，從根子上醜化陳寅恪，在其人格品行與民族氣節上大作文章，“起底”陳氏，說他不僅人品不行，小人一個，抗日戰爭爆發前還曾主張對日媾和，抗戰期間更主動參與日偽，妥妥落網漢奸、斯文敗類。
劉正教授在平臺的另一段話
我的總看法：第一點，畢竟尚屬學術爭鳴範圍，即便立異以為高，也是天賦人權，無妨讓人插嘴，自成一說。惟第二點，抨擊陳氏人品，甚至陰陽怪氣意在坐實他是漢奸這一條，不只是人身攻擊而已，實際早已超出事實和公義的層面，是連死屍都搬來作沽名獲利之具，與營私肥己之所，豈忍心付之一笑完事。
比如，他誣衊的陳寅恪在港失節這一段，我自己2015年8月曾履至港大，辛苦訪得陳氏全部宿舍五處，並得查閱資料若干，心知完全捕風捉影，對其死守精神、氣節操守及偉岸人格只增無限感動。猶記得，那邊半夜，與友人迎風站在九龍太子道街頭，感慨紛至沓來：
陳寅恪一家，約在困守香江前後
在那戰亂的年代，在命運的顛沛中，在赤貧的歲月裡，陳先生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是真有頂天立地的自尊自信的。他給友人的書信中，自稱“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絕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沒有絲毫的食言自誇，也無半點虛與委蛇呀。
可以說，劉正教授如此毀謗中傷，就史實而論，是歪曲栽贓；於動機而言，不留情地講，完全是齷齪陰暗心理，“小人窮斯濫矣”！循這邏輯，你劉正先生明明是中國人，不過曾到東瀛遊學一年半載而已，歸國後竟搖身一變，連祖宗名姓都像丟垃圾一樣扔掉了，改稱“京都靜源”這麼不倫不類的日本名字，張揚炫耀以為漢學標榜。如此媚態，偏倡高調，崇議閎論，漫天大謊，居心又何在！
倘還施彼身，我倒要詰問：劉正教授您自各的“民族氣節”，是遺忘在了李小牧那個新宿歌舞伎町一條街了嗎？
平實地講，劉正先生說“正當日寇侵華之時，陳寅恪卻帶頭主張投降日本是上策”，固然是誠心斷章取義攪渾視聽，可是在抗戰之初，陳寅恪內心對民情、國情、局勢判斷有誤，略顯悲觀，的確是事實。
陳寅恪與好友吳宓.陳丹青\\畫
他確曾經認為，中日若全面交戰，要做好亡國的準備，為此憂心忡忡。他的這一條“罪狀”，據現有資料，僅見於《吳宓日記》（三聯書店1998版，第6冊）1937年7月14日所載。這是當日，陳氏與生死之交吳宓在私底下的一次閒話：
晚飯後，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為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
從這可知，至少在盧溝橋事變一週以後，陳寅恪對時勢，還是持不樂觀態度，尤其是對主政者，是極不信任。可稍悉現代史的朋友就會知道，中日全面對抗前後，疑慮與悲觀，是國人從上到下都很廣泛的看法。這是實情，如今也沒必要出於民族自尊心而去塗飾，搞得好像一聽要交戰，個個燕雙鷹附身，都磨刀擦槍打了雞血似的。
西南聯大派遣出過大批上戰場的抗日學生.電影《無問西東》有紀實成分
當時多數國人，以為自家處處不如人，樣樣沒準備好，倘若沒有妥為設計，就冒然全面交兵，勝算的幾率極其微弱，國家若陷泥墜火，而人民必將塗炭。這一點，從蔣氏到胡適，從李宗仁到梁漱溟，無賢不肖，自貴至賤，你能見到的私人材料，實際絕大多數都不表樂觀。
這並非陳寅恪一人的觀感。他的生性，是如此熱愛和平，而生平主張，也多是穩健主義，內心有此失誤判斷，在所難免。討論可以，可怎好上綱上線，誣告他“帶頭主張投降日本”呢！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陳氏的這番言論，是非先不論，無疑只是與至交閒聊所及的想法。從現今所有材料看，陳寅恪從未公開倡和，更從來沒說過不抵抗！
太顯然不過了，私下表達看法，與公開聲明媾和；對局勢預測不樂觀，與覥然倡議不抵抗，智商略微在線，都會清楚是兩回事。可以說，任何完全脫離語境的上綱上線，任何故意斷章取義的借題發揮，不僅違悖“史學基本法”，也是不道德的誣陷。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盧溝橋——現代中國人的屈辱見證
在當時，守土抗日固然是全民之責，可也絕不是說，對於具體舉措，自家暗屋內流露過些許疑慮的，就就是其心可誅，就是失節漢奸，就是民族罪人。倘若真的要責罵到底，也無須諱飾，大概只有一點：陳先生畢竟一書生，談學問妙義紛陳，但窺察起時事來，也不免有疏失之處。1945年日寇戰敗，這個收場可以證實，他起先的悲觀是偏頗的。
學問家治史，貴在一個“識”字，我等吃瓜群眾論人，也須要一個“實”字。我想，知人必先論世，論事必得原情，應是常識。給前賢蓋棺論定，更當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任何大搞“誅心大法”的呵斥八極，是必定失之十丈，差以億裡的。
實際上，陳寅恪不但不是什麼“帶頭主張投降日本”的落水嫌疑人，在彼時，他是公開呼籲對日強硬最早、最大聲的中國人之一。
陳寅恪中年時代
不僅如此，因為矢志抗敵，拒與合作，他毅然南下，長期流離轉徙，衣食不繼，朝不及夕，小女兒陳美延咳嗽都沒錢治病，也接不上營養，導致嚴重影響發育（見陳家兒女回憶錄《也同歡樂也同愁》一書）；1941年12月，他困居香江，山窮水盡，住的都是貧民窟陋室，為省房租2年內搬家6次；日寇入侵香江後，他立即辭職，因無收入，一度斷炊。可當日軍聽聞其名望，持金40萬元相贈時，他斷然拒絕，送來的兩袋米，他也決然退卻，日人只好作罷。（黃延復《關於陳寅恪四十年代初滯港前後的一些史料》，見《追憶陳寅恪》，第373-375頁）
受賜於日寇的炮彈，他的絕大部分書稿毀於劫火，半生學術成果付之一炬，留下“千古文章未盡才”的遺恨，導致現今還要被承平時代的後學劉正教授，擠眉弄眼冷嘲熱諷說風涼話；也正是由於戰火的阻遏，他的眼疾得不到及時治療，很快就瞎掉了。一代大儒，如此含辛茹苦，如此壯烈為國，共赴國難始終，你都要謠諑他是失掉民族氣節的“帶頭大哥”，身後巧施以盲目的暴力，於心何忍，心術又得是多歹毒？
再舉個有名例子，可證實陳氏恰好是最早一批率先出來，公開激烈要求禦敵抗日的文化界大佬。1931年 ，“9.18”事變爆發，隨之“1.28”事變出現,陳寅恪彼時尚在北平，焦心如焚，迅即走出書齋，籲告所有學術圈同仁，傾力為全民抗日吶喊、奉獻。為此，他踴躍捐款，援助十九路軍等。
憐子如何不丈夫
他對與日全面對抗的後果，是心有疑慮，可是一旦事實已成，從無怯弱自保之意。當時，所謂“不抵抗”輿論甚囂塵上，陳氏悲憤填膺，拍案而起。他聯絡同道，一方面請願陳情於當局，力請堅決抵抗；一方面公電叱責投降主義，予以辛辣嘲諷，以示絕不妥協的信念。該電全文如下：
洛陽國民政府鈞鑒，滬戰連日退卻，傳說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實行妥協，今日之事，敵兵在境，豈可作城下之盟，置東省失地淞滬犧牲於不顧，政府對日，當有一貫主張，不主妥協，即主抵抗，不用岳飛，即用秦檜。若用秦檜，即請斬蔡廷鍇，以謝日本，萬勿明戰陰和，以欺國人。家國飄搖，生靈塗炭，瞻望京洛，哀憤交併。
陳寅恪，容庚，吳宓，葉崇智，俞平伯，吳其昌，浦江清.1932年3月2日
當日《世界日報》刊載
這篇陳氏“佚文”，刊登於1932年3月5日的《世界日報》。標題為《陳寅恪吳宓等電國府，質問對日方針》，現今尚可查驗。陳寅恪到底是“帶頭主張投降”，還是帶頭主張抵抗，文獻斑斑俱在，事實不言自明。
事實上，不僅是陳氏自己一生完其名節，是滄海欲流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他整個義寧陳氏家族中人，幾乎都是風骨峭峻的大丈夫，都是堅貞嶙嶙的愛國者，都是寧死不屈的民族主義者。
一門三代忠烈
陳家一族，持節之堅，報國之忠，與所付出代價之慘烈，都是整個近代史所罕見的。陳家先祖陳騰遠，堂號“鳳竹堂”，立下家訓稱“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節”，而其鳳竹之志、君子之節，確實是一門所繫，一脈相承的——實際上，這也是民國諸多大師們的共同旨趣，今人如此緬懷他們，不僅不是“惡捧”，而是發揚不夠。
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在湖南首行變法，厲行新政，是中國民權實驗開風氣者。貴為封疆大吏，清廉至極，晚年被貶回籍時，一家人竟連回鄉的旅費都沒，仰仗地方百姓資助，最後方得以成行。後來，陳寶箴一夜暴斃，據如今很多研究結論，都是被慈禧賜死的。
江西修水陳家大屋正廳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同光體詩派領袖，近代首席大詩人，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寇入城，曾百般勸誘，85歲的老人嚴詞斥逐，並決意絕食，明志殉國。他是晚清名流中唯一為反日絕食自盡的。
據旁人回憶，陳三立瀕死時分，精神恍惚，最後問的話，是“外傳馬廠捷報確實否”？我當年翻書至此，遙想其境其情，為之動容不已。名不徒生，譽不自長，義寧陳家被禮敬為“近代江西第一忠門烈府”，是有來由的。
陳寅恪及其家族，這種家國情懷，是如斯深沉，如斯蒼涼，又如斯揪心，倘為了點睚眥私怨，亦或為多寫幾篇論文，就帶風向誣捏陳氏“失去民族氣節”，此心安否？
可以說，整個1940年代前後，陳寅恪最念茲在茲之事，並非學問，而是家國命運問題。這是看《吳宓日記》也可側面得知的。
當年抗戰勝利消息傳至巴蜀一帶
終於，1945年8月，日寇投降。當月15日，日本“天皇”的投降詔書，傳至中國西南一帶。那時，陳先生還僻居成都，當訊息傳到時，已是凌晨了，雙目失明的陳氏早已入睡，家人不便告知他。他事後詩文，說是“醒方知”，即早起才聽說了這一喜訊。 他喜心翻倒，涕淚交零，對著秋聲滿庭樹的窗外，援筆就是一首詩：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1997年，陳寅恪學生、名學者石泉於清華大學陳氏故居前
關於這首《乙酉八月十一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嶺南學者胡文輝那部《陳寅恪詩箋釋》，還有周密註解。我讀這首詩，學問談不了，可忝為讀者，心知其意，感動滿懷。有人說，陳的著作，所現情感何以都那麼深重邃遠，是因為他的心思，從來凌駕個人私利，從來都非徒張虛論，裡面總凝聚著一股國身通一的精神，是有理據的。
廣州中山大學陳寅恪舊居
“時事厭聞須掩耳，古人久死欲招魂”。所以，劉正教授的誶詬，絕不只是一樁學界八卦而已，實是罔顧人間道義、虛構無端的陰毒之言，為公義度，都該“褫其華袞，示人本相”。陳氏自己已沉泉，無從辯駁，有知者應為他講幾句公道話，才對得起這位守先待後以身殉道的文化英烈。
甚至不誇大地講，陳寅恪的學術、作品、甚至是性命，是與國家的命運、中華文化的命運，同一條命的。他的學問導源於此，身心根底在此，其人格崇高也體現於此。古訓雲，“無君子難以治小人，無小人難以養君子”，從這一層面講，小人永遠也無法明白“大人”心思，而“大人”又何需小人懂得呢？
陳寅恪的精神遺產，最不該被遺忘
可以說，陳寅恪之所以巋然為一代宗師，你劉正所以只是劉正，我又何以藐然一噴子，核心分野，不在學問高下，而在這精神蘄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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