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策“陰欲襲許”的目的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效果可謂是異曲同工之妙，意將獻帝攘於自己可控範圍。然而孫策生前未將“陰欲襲許”壯舉付出行動，死前也未將“陰欲襲許”謀略交待給後繼者。從而，“陰欲襲許”給後世留下一個不解的謎。
其實，在東漢三國，“挾天子以令諸侯”早已形成一整套理論知識、實驗操作及實踐成果。最早出現“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理論則是公元192年賈詡向李榷提出“奉國家以徵天下”。
《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原文記載：（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徵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
而後田豐向袁紹建議“挾天子以令諸侯”。《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雲：“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
再後公元195年沮授向袁紹獻計“挾天子而令諸侯”。《後漢書•卷七十四•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原著寫道：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臺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
最後，才是毛玠向曹操提出策略“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國志•魏書•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原本寫道：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賈詡田豐沮授毛玠這些東漢三國時期知名謀士只看到將皇帝控制在手的好處，卻未見過控制皇帝的壞處。從哲學的角度而言，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要一分為二辯證的來看待。因此，迎奉天子同樣是一把雙刃劍，即能傷害別人也會損害自己，有利有弊。在東漢中後期，從漢桓帝起，無論是掌握朝政大權的外戚還是善於專權亂政宦官或是精於割據一方的軍閥，甚至是地位無比尊貴的太后，一個又一個走馬燈似地控制皇帝，被控制的皇帝不是病死就是老死，而這些控制皇帝的人都沒有一個可以善終。有且只有一代奸雄曹操迎漢獻帝到許昌，控制住皇帝，自己本人不僅得到善終還為子孫開創曹魏王朝奠定了基礎。
無可厚非，迎奉皇帝，控制皇帝，固然而撈到一大筆政治資本，但也將自己放在火爐上，落下個挾持皇帝，專權竊國的惡名。在皇權和利劍面前，忠劉之人，忠漢之臣明面上噤若寒蟬，戰戰兢兢，甚至是虛與委蛇，阿諛奉承；暗地裡直言不諱，醞釀對抗，甚至是不懼生死，前仆後繼。丁管揮簡擊董卓、王允設計殺董卓乃至劉協衣帶詔事件，都是忠漢之士對控制皇帝，讓皇帝成為傀儡的董卓曹操之流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挑釁。
孫策“陰欲襲許”的出發點是好的，手段是可行，過程是曲折，結果是不理想。正如曹操之所以能成功“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因為其在漢末中擁有不凡的實力。軍閥之間的爭鬥，憑的是實力，要的是硬件。否則即便手裡有個皇帝，終究嚇不倒誰。
筆者按：孫策，雖是一個少年卻早熟，在平定、經營和鞏固江東過程中，具有不圖虛名而求現實的睿智。特別在實施“陰欲襲許”這一事，只將口號喊得震天響，動作卻輕飄飄，不見得真正行動。孫策明白“挾天子”不單是往臉上貼金，也可以被人往臉上抹黑。況且皇帝不是一抓就靈的神牌，沒有必要甘冒奇險，付出代價，去做“陰欲襲許”的無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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