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不肯“挾天子以令諸侯”，一向被認為是不如曹操的地方；其實，仔細剖析袁曹的差別，會發現曹操必須“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袁紹不必，不但不必，甚至因為一些原因而不想，而且“挾天子以令諸侯”也不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多年來，“挾天子以令諸侯”一直為眾多三國愛好者津津樂道，很多人都認為曹孟德是憑藉著“挾天子”的戰略一路高歌猛進、順水行舟，打敗袁氏克定北方似乎是應有之義。而本文的觀點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並不是一套萬能的戰略，其中有利有弊。
“挾天子”是曹操欲爭霸天下唯一能打的一張牌，而對於袁紹來說，真的不是必須打這張牌。
現今能鑑於史料之中的，三國時期第一個明確提出“奉天子”戰略的，是曹操麾下的毛階。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治中從事陳留毛階向曹操建議：“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說：
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三國志·卷十二》）
這是三國時期第一次提出“奉天子”的計謀，只是這次計謀在當時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
首倡“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毛玠
三國時期第二個提出“挾天子”主張的是袁紹賬下的謀士沮授。興平二年（公元195年)，他勸袁紹：
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後漢書 袁紹傳》）
袁紹陣營中的另一謀士田豐也為沮授點贊，提出類似戰略。但對此也有持反對意見的人，比如郭圖、淳于瓊就說 ：
漢室陵遲，為日久矣 ，⋯ ⋯ 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袁紹內部彷彿開了一場辯論賽，但最後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袁紹有著自己的考慮，最後沒有聽取沮授和田豐的建議。
而建安元年八月，當荀彧再一次向曹操提出迎獻帝都許的建議後，曹操卻沒有再猶豫。在同年九月，曹操火速迎漢獻帝都許，自己也被封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從此開展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戰略 ，也開始了其事業上升期的建安時代。
下面我們從“挾天子”的戰略、曹操集團、袁紹集團三個方面分析。
挾天子不能令諸侯
1
首先我們先給“諸侯”下個定義。諸侯，廣義上的定義是古代中央政權所分封的各國國君的統稱，從名義上需服從王室的政令，並向王室朝貢、述職、服役，以及出兵勤王等。
在三國時期，咱們姑且將諸侯定義為接受漢室冊封官職的、在地方有兵有財的各路軍閥勢力。比較有影響力的有袁紹、袁術、孫策、劉表等。我們不妨來看看，在曹操“挾天子”後他們的反應。
首先，曹操迎獻帝遷都許昌，劉表雖遣使奉貢，但卻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勸諫劉表，劉表不聽。劉表又派人招誘張濟的餘部，囤於宛城，使其成為自己在北方的藩屬勢力，替他抵禦曹操。此後也有過秘密襲許的提議與想法。
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迎獻帝都許不到半年，袁術就直接忽略到漢獻帝的存在，“稱帝於壽春 ”。
袁術稱帝是對天子的打臉
同是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討伐張繡，軍隊駐紮在淯水，張繡舉眾投降，旋即復叛，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將典韋戰死。
建安四年（199年），曹操派劉備與朱靈一起攻擊袁術，袁術於途中病死。建安五年（200年）正月，劉備進軍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佔據徐州，北連袁紹抗擊曹操。
最厲害的是袁紹，“眾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苟諶、許攸為謀主，顏良、文丑為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直接要打過來了。
建安五年，孫策秘密籌劃襲擊許都、迎接漢帝，秘密準備兵馬，未及發動，被刺客所殺。
袁術忽略天子而稱帝、張繡降而復叛、自詡漢室宗親的劉備佔據徐州反叛、老牌漢室宗親劉表心懷不軌、袁紹傾巢而來、江東孫策躍躍欲試，這群人根本都沒有看天子的面子。
曹操這一撥“挾天子以令諸侯”，反而成了槍打出頭鳥。“挾天子”這張牌一打出，曹操即刻陷入“天下圍攻”的局面！此時曹操的形勢極為窘迫，看不到任何“令諸侯”的效果。
然而，既然不能“令諸侯”，且變成諸侯“公敵”，那麼為什麼說“挾天子”是曹操唯一能打的一張牌呢？“挾天子”又有什麼作用呢?
挾天子可以令士族和豪傑
2
挾天子雖然不能令諸侯，但是可以令士族和豪傑，所以這是曹操唯一能打的一張牌。
首先，我們來談談曹操。曹操自身是個什麼情況，大多的士族對曹操什麼看法，基本從陳琳的檄文中就可以看到，孟德兄自己也清楚。
《三國志 袁紹傳》裴注《魏氏春秋》載陳琳檄文略雲：
（曹）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儇狡鋒俠，好亂樂禍，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溪，坑宑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蹈機陷。
曹操的幹爺爺曹騰是中常侍——宦官。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被陳琳誇張的說成"乞匄攜養"之類。就曹操的家庭出身來說，是武力豪族，同時又是閹宦階級，與士族有距離。曹操雖然對儒家經術頗有研究，但"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在行為上與儒教有齟齬。
《魏志 武帝紀評》說曹操"窣申、商之法術"。《晉書 傅玄傳》記傅玄之言，又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這說明曹操施政好重刑、以法術為治，並不以儒家教義為施政理念。陳琳檄文所說"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反映的是漢末儒家士族對曹操施政的看法。
曹操知道自己出身不算好，又是個施政嚴苛的刻深之輩，在士族與地方豪傑擁有強大影響力的漢末亂世，如果不打出唯一的一張“挾天子”的牌來，憑藉漢末士族和豪傑對國家認同來充實自己的政治資本，如何能與昔日的大哥、高富帥袁紹爭鋒，又如何能有掃平群雄的正當性。
曹操不挾天子則無以招攬人才
挾天子，首先帶來的是士族的歸心。
《後漢書》記載：“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士人趨之若鶩，漢天子成了聚集士人的最佳旗幟。
舉幾個例子，穎川士趙儼、杜襲避亂荊州，得知曹操迎獻帝都許，隨即迴歸、幫曹操管理地方，攔不攔不住；原漢室官僚鍾繇，知曹操有奉迎天子之意，隨即歸順曹操。
後來“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 。”可謂是千里打輔助送補給，幫助孟德兄五殺。
這些馬匹是鍾繇以其朝廷命官身份結合宗族影響能力供給的，漢末士族的物質動員與支持能力在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樣的有名望的士人還有華歆 、王朗、徐奕、何夔、陳群等百數十人。
這些士族人物，被曹操任命為中央和地方的官員。他們就紛紛化為曹操勢力的血與肉，發揮著自己的光和熱，幫曹操出謀劃策或者保境安民，有利於曹操集團地發展壯大。
“挾天子”之後，地方豪傑態度也紛紛轉變。
馬騰、韓遂曾答應袁氏，對其進攻曹操河東之地保持中立，後鍾繇移書於二人、陳明曹操“奉天子”之意義，馬騰等遂改為支持曹操。張羨亦因曹操“救朝廷之危 ，奉王命而討有罪”，而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劉）表，而內應曹操。建安四年，“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還有廣陵太守陳登，也配合曹操的戰略行事。
這些地方豪傑的歸附，形成了曹操的勢力外圍，有效地增強了曹操勢力範圍的安全性。使得曹操勢力雖然地處四戰之地，卻依然安全。
官渡之戰，袁紹遲遲沒能開闢第二戰場也與此有關。像孫策，也很難跨越廬江劉勳、廣陵陳登等親曹的屏翼勢力，達到輕易突襲許都的目的。
然而除卻士族和豪傑之外，對於真正的諸侯軍閥勢力，諸如袁紹、袁術、劉表等等，曹操這張“奉天子”的牌就不是那麼好用了，只有依靠寒門武夫的勇武果決和軍事家的明謀善斷，進行武力征服了。
袁紹不用挾天子也能壯大
3
我們再來聊聊袁紹，首先看家室門第。《三國志 袁紹傳》說：“（袁紹）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可見，這是真正的士族豪門，在政治上掌握了重要資源，並以此形成了“袁氏樹恩四世，門世故吏遍於天下”的政治勢力。
然後再來看看袁紹自己。《後漢書》記載：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
如此以仁孝為本，可以說是服膺儒教的代表人物了。
又據《獻帝春秋》雲：
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
《三國志》中也有“紹以寬厚得眾心”、“袁紹有恩於民夷”等記載，說明袁紹以寬仁施政，是很符合儒家教義的。
為人仁孝、長得好、出身名族、履歷光耀、服膺儒教、身負天下之望，可以說袁本初同學是士族中的完美全明星了！本身就被士族豪傑高度認可的袁本初，擁有強大的政治資源，確實不用像小弟曹操一樣，靠迎漢帝來贏支持。
首先，士族和豪傑的擁戴，袁紹都有。原不用“挾天子”，來換取資源。
《後漢書》說：
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臺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
沮授則誇他：
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
連諸葛亮都非常實誠地說：“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
可以說袁本初創業之始，就有巨大的身份加成。而且其本人威望卓著、折節下士，士族豪傑樂於為之用。
他“四世三公”的家室門第與本人巨大的威望，已然形成巨大的認同與影響力，構成其獨特的政治資本與壓力，吸引各地的豪傑和士族紛紛投奔。甚至其創業的基本盤冀州，基本就是靠這些政治資源直接拿下的。
這種政治壓力在曹操“挾天子”之後都沒有改變，《三國志 滿寵傳》記載：
（官渡之戰）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
又有官渡之戰後，曹操搜出了一大摞部下私通袁紹的書信，放火燒了；甚至袁氏對於河北一些地方與對烏丸的影響力，在袁紹死後都沒有消散。
由此可見，袁紹本不用依靠“奉天子”換取政治資源與認同。
其次，袁氏有自己的考慮，更可能看到了“奉天子”這張牌的弊端。
雖然《三國志》中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的記載。《獻帝春秋》也記載：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
但是我們仔細分析袁紹生平，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袁紹本就沒有將漢室天子放在心上，不“奉天子”也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資治通鑑》記載了袁紹年輕時誅宦官的情景：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
宦官為天子皇室的內侍，也是一方勢力。袁紹進宮興兵，將其殺的一乾二淨，歷史上這麼做的這麼絕的一個是袁紹，一個是朱溫。這都說明了，他們沒有把宦官背後的人——天子放在眼裡。
有謀朝篡位之嫌的袁紹
而且董卓挾持天子之後，袁紹還有預謀私自擁立宗親劉虞為帝的行為，由於劉虞誓死不從才沒有成功，這也說明袁紹對於漢室天子根本沒有敬意，天子只是實現其政治目的渠道。
而且上文說到，袁紹賬下諸位謀士關於是否“奉天子”的辯論賽中，郭圖和淳于瓊的意見是 ：
漢室陵遲，為日久矣 ，⋯ ⋯ 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
其大意就是漢朝不可恢復，群雄逐鹿、強者為王。而袁紹算是採納了他們的意見，證明在其心中的想法就是“代漢而自立”。
而他的兄弟——淮南袁術，更是在“代漢者，當塗高也”的迷一樣的讖語中，早早地實現了代漢稱帝的夢想。
挾天子的弊端
4
而且袁紹不迎天子，很可能也考慮到了“奉天子”這張牌的弊端。
我們對比曹操建安後期來看，就知道“挾天子”這張牌是有很多問題的。當然曹操也知道，只是沒得選擇。當曹操開始著手一步步取代漢朝的時候，“挾天子”的副作用就逐漸顯現出來。
首先，曹操集團中擁漢派的政變活動此起彼伏。建安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獻帝衣帶詔，聯合劉備謀殺曹操；建安十九年，伏皇后父伏完欲圖曹操，事洩被殺；建安二十三年，太醫令吉、少府耿紀等謀反。這就使曹操集團隨時處於變生肘腋的危險中。
其次，是曹操手下的核心謀士，也分化為擁漢和擁曹兩派。曹操的重要謀士荀彧，因為擁漢，於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殺。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又以怨謗罪名，殺中尉崔琰。建安二十四年，魏諷結黨徒謀反，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
曹操手下的核心謀士荀彧被殺、名士崔琰被害、元老鍾繇也坐免，這就給曹操集團帶來了很大的不穩定性，使得曹操不得不耗費大量的精力，整頓集團內部，從而影響了他統一國家的步伐。
荀彧之死——挾天子的後遺症
而袁紹手下本就有大量的人才和豪傑，並且這些人已經因為地域、利益、擁立等事宜明爭暗鬥。如果一旦“奉天子”，再催生出擁漢的一派人來，這絕非袁紹所樂於見到的。
綜上所述，袁紹的本心就是代漢而自立，從來沒有把漢室天子放在心上，根本不想“奉天子”；而且自身得到士族和豪傑承認，政治資源足夠，也不用“挾天子”來換取資本；袁紹繁禮多儀、外寬內忌，當實力足夠時，也不想再樹立傀儡，甚至使手下分化出擁漢派，所以更不願“挾天子”。乃至於我們猜測，袁紹更樂見天子蒙塵，則更符合他“漢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本心。
所謂的袁紹看見曹操奉天子都許，感到後悔，無非是覺得有點被動，於實力上並無太大的影響，所以沒幾年就提著優勢的大軍殺過來了。
可見官渡之戰袁紹失敗原因，還真不是沒打“挾天子”這一張牌；因為袁紹比曹操能打的牌太多了，而曹操卻沒得選。至於敗績，更多源於袁紹的戰略、戰術失誤、叛徒的出賣、曹操的勇武果決乃至一點點運氣問題。
從曹操差點準備棄守官渡、回防許都，而被荀彧勸住就知道，袁紹曾經距離成功多麼近。而且官渡的成功，和曹操乃後的一系列成功的武力征服，或許才使“挾天子”這張牌更有價值。
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是上天對於武力豪族的勇武與才能的肯定。儒學士族不得不暫時隱忍屈辱，承認寒族的政權並與之合作。但其乘機恢復的想法，未嘗一刻拋棄。
曹操或許不能想到，數十年後強弱逆轉，當只有3000人的司馬懿得到多數士族的支持，發動政變，控制住洛陽時，武力豪族的後裔曹爽，在挾天子的情況下，失去了勒令勤王與戰鬥的勇氣，交出了魏國的權柄，最終三族被滅、乃至江山易鼎。
只能說，當武力豪族褪去勇氣、謀略和努力，變作庸人時，江山又回到了士族高門手中。袁紹是有後繼人的，他的繼承人就是司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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