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5日，日軍偷襲清軍船隊，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至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割讓臺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包括釣魚島)、澎湖列島與遼東半島給日本，賠償2億兩白銀。
我們不妨作一假想：如果中國打贏了甲午戰爭，那又會如何？這乍看似乎可以為中國爭取到一個喘息期，得以在不那麼糟的條件下與日本展開競爭。但很不幸，這一假設似乎很難證實。
事實上，在開戰之初，中國國內普遍的預期是認為日軍必敗。最初的牙山戰役中，清軍敗戰後謊報勝利，國內一片歡騰；開戰才一個月，《申報》還揚言“我正宜乘機懲戒日本，規復琉球，乃可一勞而永逸”（1894年8月24日）。但參照中法戰爭的結果，中國當時即便戰勝，也多半不能削弱日本的力量；甚至就算奪取琉球群島並逼迫日本退出朝鮮半島，也不過是為下一次戰爭做好準備罷了——在甲午戰後，“三國干涉還遼”結果便是日本將之視為大恥，舉國備戰，終於在十年後的日俄戰爭中迫使俄國低頭。以當時清軍的實力，暫時的勝利並不能轉化為“一勞永逸”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的優勢地位。
從這一點來說，當時清軍如果僥倖獲勝，其最大的可能，或許僅僅是將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全面變革推遲了數年，而我們也無法看出清廷主動進行徹底改革的可能性。趙鼎新在《戰爭與國家形成》中曾得出結論：“軍事失敗特別能創造出新的機遇，因為它促使人們質疑既定秩序和考慮制度變革。因此，戰爭的壓力不僅制約了持續性的再生，而且還產生了促進變革的機遇。”歷史也的確一再證明如此。和晚清中國一樣，德意志諸邦當年也曾是各行其是的一盤散沙，1806年普魯士在耶拿戰役中被法軍擊潰而淪為三流國家，舉國大受刺激之餘大力改革。康有為也曾說過：“非經甲午之役，割臺償款，創鉅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說》）。概言之，傳統中國社會的體制和社會結構，適於在和平時期的維持，但在面臨現代化條件下的激烈競爭時，則必須全面改組。這一點，實際上直到抗日戰爭時仍是如此。1943年，社會學家陳達便曾說：“我國的社會，去現代化太遠，一遇非常的變動，如戰爭，將各種弱點暴露無遺。”黃仁宇的歷史思考，也是奠基於此：在長期的內亂、尤其是外敵入侵的全面危機中，中國社會如何進行自我重組，而這一漫長的重組，即便從甲午戰爭算起，竟也歷時半個多世紀之久。
然而，一如Jon Elster當年所言，“當面臨嚴峻形勢時，人們希望創新的動機會非常之高，但他們實現創新的能力和機遇卻會非常之低。”在甲午戰敗後，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而鉅額賠款又不得不向歐洲列強借款來償還，這些均以清政府的海關稅收和地方貨釐、鹽釐作擔保，由此列強控制了清政府的海關行政權和監督權，並掀起了瓜分中國的浪潮；日本工業品進入中國市場傾銷又對中國工業化造成強大的阻力。
這也就不奇怪為何在此之後，中國會興起兩個看似相反的思潮了：一個是救亡抵抗的思潮，另一個則是全盤西化的主張。這兩者其實是在危亡之下同根所生：人們對自己傳統的一套喪失了自信，起初謀求現代化是為了挽救中國，到後來則異化為“要現代化就得完全根除傳統那一套”。這其實是在慘敗之下常有的心理，就像二戰後的日本，戰敗的打擊使日本人徹底重估舊有的價值觀，甚至激起了一種“褻瀆以前所崇拜的，崇拜以前所褻瀆的”徹底破除舊習的慾望。
歷史自然不能假設，也無法重演，但推想歷史事件的種種可能，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那些迄今為止對我們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事件。就戰爭本身而言，勝利當然比失敗要好，但就戰爭的結果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而言，這就不那麼確定了。英國的惠靈頓公爵在率軍擊敗拿破崙之後曾感慨：“勝利是僅次於失敗的第二大悲劇。”他的意思無非是說：有時失敗能刺激變革，而勝利反而導致掉以輕心和錯誤的自我評估，以至為更大的失敗埋下伏筆。事實上，前些年的極端民族主義著作《中國不高興》一書中甚至認為，為了獲得必要的外部刺激來喚醒民眾，中國需要再打一次敗仗。
當然，就歷史解釋本身而言，這種“失敗更好”的看法也擺脫不了“依照現在來解釋過去”的輝格史觀之譏。一如Herbert Butterfield所嘲諷的，“儘管黑死病和倫敦大火是天災或者說天罰，人們仍然會把迫於無奈變成心甘情願，把舊世界的衰落作為創造新世界的機會。這種說法延續到了輝格派歷史學家那裡，他們在回溯這場災難時，所能看到的僅僅是獲得的好處和令人高興的調整。”如果我們僅僅把甲午戰爭的慘敗看作是帶來變革的好事，那我們就容易忘記了，那一代中國人是在多麼不利的全面危機之下被迫開始調整的了，若說“令人高興”，那最多隻能是後人的感受，因為和我們不同，他們當時並不知道未來是陰鬱還是光明。這也不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只是我們不能不自問這個問題：“如果中國打贏了甲午戰爭，情況會比失敗了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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