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比鄰而居，歷史上有過慘痛的經歷，也有過友好交往的歷史。近年日本領導人的言論，大大刺激了中國國民的心理。一味地“憤怒”並不能解決問題，也達不成“友好”的願望，我們需要“瞭解”。瞭解中日之間的歷史，瞭解日本人的內心，如同日本人瞭解我們一樣，通過了解明瞭我們自己除了憤怒更該理性地做些什麼。
“本期觀察”推薦祝勇的文章，正是因為此文清晰地梳理了日本如何從一個閉關鎖國、積弱積貧孤懸海外的島國演變成一個以“國運相賭”的對華侵略者以及他們對中國的心理變化。同時也是對甲午海戰120週年祭，對“七七事變”77週年祭。
甲午戰爭前的李鴻章
在大清官場上，李鴻章絕對不是一個清官。此時的大清帝國早已成為貪腐之國，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舉國皆貪，腐敗早已成為官員們的日常工作。這是一個典型的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官員們只管以行政資源換取個人利益，沒有人去在乎錢的來路。1889年，日本間諜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提交的第一份情報《覆命書》就指出：大清帝國“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
但李鴻章畢竟是一個想辦事的官。他委派上海海關道丁日昌負責在上海虹口督察籌劃江南製造局。江南製造局不僅生產洋槍、洋炮，甚至製造軍艦。至1868年，共生產炮船16艘、小鐵殼船5艘、舢板船30艘，共計51艘。
除了江南製造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系列大型軍工企業相繼創辦投產，天津機器局甚至於1880年試製潛水艇。如果沒有甲午戰爭，這個帝國完全有可能“和平崛起”，後人將這一時期稱為“同光中興”。
由於自造軍火成本高、週期長，為了快速裝備帝國海軍，李鴻章、沈葆楨等開始考慮外購軍火。1866年7月27日，李鴻章參觀了德國最著名的軍火集團克虜伯公司，四年後，他一口氣向克虜伯買下328門各種口徑的大炮，佈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關等炮臺，首先確保帝都北京的防務安全。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資65萬兩白銀的“超勇”和“揚威”號鐵甲艦，終於在英國紐卡斯爾港下水，兩週後起程回國。在不久的將來，與已經訂購的“定遠”、“鎮遠”、“康濟”、“威遠”主力艦，將使大清的海軍變得無比強悍，其實力將遠遠超過日本。
1840年的鴉片戰爭讓大清領教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20年後，大清起了個大早，不僅沒有掉隊，而且傲視亞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師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師，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隊。
日本“李鴻章”：伊藤博文
1894年，甲午年，難熬的夏天，李鴻章終於等來了日本人的“絕交書”，也可以被視為“宣戰書”。
對於這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人做了精心的準備。他們等待已久。
明治維新以前，對日本產生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中國人魏源寫的《海國圖志》。魏源無論如何不會想到，這本旨在喚醒中國人海洋意識的著作喚醒的卻是日本人。通過《海國圖志》，日本人瞭解了中國，也瞭解了世界。相反，中國認真研究一下日本人的，又有幾人？許多人連魏源這樣的本國人都知之甚少。
日本文明史學家加藤週一說：這是因為“鴉片戰爭給日本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甚至可以說帶來的衝擊要遠遠大於中國。……對於日本來說，幾千年以來都是學習中國的，中國如同是日本的老師，中國意味著世界的中心，按照日本人的思維就是頭部。學習了一千多年的國家，這樣的國家都被打敗了，那麼對手應該是十分強大的”。
那時的日本還處於愚昧的幕府時代，此前二百多年幕府就已經宣佈了鎖國令，與明清政府的禁海政策不分伯仲。1633年至1639年中，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更是接連五次下達鎖國令。他不僅全面禁止外國船隻前往日本，而且對本國人也毫不客氣，日本人出海航行或者從海外歸來，都要處以極刑。這使四面環海的島國日本真的孤懸海外，對世界的變化一無所知。甚至近在咫尺、早在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就完成命名的釣魚島，日本人直到1885年才聽說，並組織秘密調查。
日本的“鴉片戰爭”發生在1853年，比中國晚了13年，日本人叫“黑船事件”。與中國鴉片戰爭不同的是，美國艦隊沒有開炮，因為這個彈丸小國實在是不禁一打，也就沒有必要開炮。他給日本幕府的國書傲慢地說：“你們可以選擇戰爭，但勝利無疑屬於美國。”甚至送給幕府一面白旗，告誡他們，一旦爆發戰爭，他們要學會投降。簡直是羞辱到家了。這個積貧積弱的島國在西方列強的逼迫下籤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日本也有林則徐式的民族英雄，長州藩藩主毛利敬親就是其中之一。他把藩內的農民、町人都組織起來，向英軍發起一輪一輪的進攻，薩摩藩也與英軍發生衝突，這就是日本的義和團運動，日本的叫法是“尊王攘夷”，略近於義和團的“扶清滅洋”。21歲的伊藤博文就是“尊王攘夷”的積極分子。
但伊藤博文第二年就轉變了。那時，他已經和其他四名年輕人一起，受長州藩藩主的秘密派遣留學於英國。他來到了李鴻章控制下的上海，看到停泊在吳淞口的西方軍艦，傻了眼，到了歐洲，其工業化程度，更令他大驚失色。他不再夜郎自大，而是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只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還需要“理性”。對於日本來說，這個“理性”就是誰厲害就拜誰為師。眼下是英國人厲害，所以不僅不應該與英國人為敵，還應該拜英國為師。與堅守儒家精神價值的中國人不同，日本人不承認唯一正確的價值體系，也不認為有絕對正義，誰厲害，誰就代表正義。他們所信奉的武士道與血淋淋的叢林法則剛好配套。無論多麼精深的文化，在他們眼中都會被分解為至為簡單的兩種：有用的和沒用的。在伊藤博文眼裡，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則已經過期作廢。日本人決定“脫亞入歐”。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發明了“三個世界”理論。與毛澤東“三個世界”的劃分不同，福澤諭吉把世界劃分為最文明國家、半開化國家和野蠻國家“三個世界”。其中，“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進而發出號召：“如果想使本國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而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在著名的《脫亞論》中，福澤諭吉更不客氣地指出：“與惡友交親者難免共有惡名，我應自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福澤諭吉為日本貢獻的“脫亞入歐”四個字，一舉奠定了他在日本啟蒙史上的地位。也因此，今天一萬元日幣的頭像不是明治天皇，不是伊藤博文，而是小帥哥福澤諭吉。
長州藩的反抗激怒了英國。1864年，正當英國準備聯合法國、美國、荷蘭一舉滅掉長州藩的時候，伊藤博文急匆匆地回國，在千鈞一髮之際面見毛利敬親，力勸他不要與四國聯軍衝突。當毛利敬親的臉上露出輕蔑的表情，終於，他聽見毛利敬親下達了命令，而這一次，長州藩被打得體無完膚，最終還是締結了城下之盟，拆除下關炮臺，賠款300萬日元。
在血的教訓面前，毛利敬親“清醒”了。他相信了伊藤博文的話，不僅向英國服了軟，而且與同樣“覺悟”的薩摩藩藩主一起，成為反對“尊王攘夷”、發起倒幕運動的主力。四年後的1868年，明治天皇在倒幕派武士的支持下宣佈王政復古，開始“明治維新”。
看不起大清帝國的福澤諭吉，自然也看不起大清帝國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在《文明論概論》一書中，福澤諭吉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也驟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鉅艦，購買大炮，這些不顧國內情況而濫用財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對的。這些東西用人力可以製造，用金錢可以購買，是有形事物中的最顯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這種文明，怎麼可以不考慮其先後緩急呢？必須適應本國的人情風俗，斟酌本國的強弱貧富。……不過，某人似乎只談文明的外表，忽視了文明的精神。那麼，究竟所謂文明的精神是什麼呢？這就是人民的“風氣”。這個風氣，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購買，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製造出來的，它雖然普遍滲透於全國人民之間、廣泛表現於各種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窺其形狀，也就很難察知其所在。……若就時間來說，可稱作“時勢”；就人來說可稱作“人心”；就國家來說可稱作“國情”或“國論”。這就是所謂文明的精神。使歐亞兩洲的情況相差懸殊的就是這個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稱為一國的“人情風俗”。由此可見，……不應單純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須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與外形相適應。……不過，某人主張尋求文明應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礙，則又束手無策；我的主張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礙，為汲取外形文明開闢道路。
福澤諭吉嘲笑大清學習西方徒有其表，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歎服於他眼光之犀利。他敏銳地意識到，決定未來戰爭勝負的，不只是武器，而是人。在戰爭中，武器的交鋒只是表面，而文明的對決才是實質。然而，在當時，清國卻有清國的難處，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全盤西化”是根本不現實的。彼時的大清倘能循序漸進，摸石頭過河，已難能可貴。任何太過激進的改革藍圖都會半途夭折。這一點已經在後來的戊戌變法中得到充分的證明。
維新僅僅一年後，日本就從美國購進鐵甲艦“東”艦，海軍建設開始起步。1870年，兵部大輔前原一誠提出擴建強大海軍的計劃，建議用20年時間建造200艘大小軍艦，其中鐵甲艦50艘，以七年為一期，分三期實施。1874年，日本海軍羽翼未豐就開始了侵略戰爭，把大清帝國的領土臺灣當做它的第一個目標。當時日本並不是大清的對手，但大清帝國正沉浸在“同光中興”的盛世中，致力於“和平崛起”，加之俄國人在新疆的牽制，於是，在佔盡優勢的前提下，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簽訂《北京專條》，向日本服軟，賠償50萬兩白銀。這讓日本人第一次嚐到了戰爭的甜頭，也看到了大清帝國的外強中乾，從此消除了對它的恐懼。
《北京專條》的簽訂讓李鴻章無比失望。在他看來，不教訓日本也就罷了，還倒貼50萬，以為這樣就能一了百了，荒唐可笑之極。
從那一天開始，日本人開始考慮征服大清的具體步驟了。1885年，明治天皇頒佈《整頓海陸軍》詔書，提出了一個以十年為期、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擴軍計劃。兩年後，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征討清國策》，規定“以五年為期作為準備，抓住時機準備進攻”，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侵華戰爭。1890年，山縣有朋出任日本首相，提出“保衛利益線”理論，標誌著近代日本“大陸政策”（即由遼東半島入侵中國，進而佔領整個亞洲地區的政策）的正式出臺。
如果說毛利敬親是抵抗英軍的“林則徐”，那麼伊藤博文就是力促日本“師夷長技”的李鴻章。只不過伊藤博文對日本的改革更加徹底，不是“日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是“體”“用”全部西化。既然被西方人打服了，就絲毫不再打算為自己的文化辯護。1881年，就在李鴻章沉浸在收穫“超勇”、“揚威”兩艘巡洋艦的巨大幸福感中的時候，伊藤博文則受到明治天皇的派遣，前往歐洲考察憲政。而大清直到甲午、庚子兩戰失利後的1905年，才派遣端方、戴鴻慈率領官方考察團前往西方考察憲政。在購買軍艦方面領先於日本的大清帝國，在政治改革方面整整落後了24年。而有著兩百多年曆史的大清帝國的國運正是被這二十多年決定了。通過考察，伊藤博文對德國憲法推崇備至，認為適合日本國情。回國後，他積極推動立憲，成為明治憲法之父，此後四次組閣，任期長達七年。就是在這七年任期內，他發動了甲午戰爭。
鬼子來了
甲午戰爭的第二階段以陸戰的形式進行。一切都是依照日本軍方的計劃書進行的。日本與大清爭奪海洋，目的還是爭奪陸地。如果大清能夠阻止日軍登陸，也算亡羊補牢。然而，此時的大清帝國彷彿渾身的關節都已經脫節，縱然頭腦清醒，也無法做出有效的動作。而日本人則計劃周密，行動有力。
甲午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元1894年10月24日）早晨6點30分，日軍在遼東半島南岸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登陸點花園口登陸的時候，清軍竟然毫無察覺。“日軍分三批登陸，整個行動延續至11月7日方才結束，前後共達半個月，共運送登陸人員24049名，馬2740匹”，沒有遇到清軍的絲毫阻擋。
就在這一天，大清帝國皇太后的60歲生辰終於來到了。
清軍稀裡糊塗地把日本人放了進來，待他們發起進攻，毫無防備的清軍立即兵敗如山倒，整個鴨綠江防線全面崩潰。
旅順，此時已成為最後的孤城。這一軍港，李鴻章曾投巨資經營16年之久。但是，各路清軍的紛紛潰逃，留下一個不設防的城市給日軍屠殺。
屠殺開始於1894年11月21日。四天之後，這座城市只剩下了36名中國人——日軍留下他們是為了掩埋屍體。他們的帽子上粘有“勿殺此人”的標記，得以倖存。
關於這場屠殺，山東煙臺登萊青島道臺劉含芳在1895年1月7日的電文中有如下描述：“日軍進入旅順後，獸性大發，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他們見人就殺，有的砍掉腦袋，有的割去雙耳；小孩子被釘在牆上，有的挖去雙眼或割去雙耳；有的婦女被姦汙後剖腹開膛。屠殺持續四日之久，整個旅順陷入血泊之中，死屍堆積高達數尺。”
作為目擊者，英國海員阿倫在其《在龍旗下——甲午戰爭親歷記》一書中寫道：
致命的復仇和殺戮，使驚慌失色的人們擁向街道。我向前走時，傳來越來越大的步槍聲、盛怒日軍的叫喊聲和受害者臨死前的尖叫聲。
我直奔旅店，四周都是倉皇奔逃的難民。此刻，我第一次看到日軍緊緊追趕逃難的人群，兇狠地用步槍和刺刀對付所有的難民，像魔鬼一樣刺殺和揮砍那些倒下的人們。
人們開始被滿地的屍體弄得寸步難行，而闖見一群群殺人魔鬼的危險每時每刻都在增加。
根據阿倫的記載，即使在深夜，屠殺也未曾停止，劊子手從來沒有如此敬業。他們提著紙燈尋找著他們的獵物，在飄忽的紙燈的照耀下，他們的面孔更顯猙獰。
阿倫：“終於，我回到了旅店，發現劊子手已經光臨過了。屋裡黑洞洞的，我點著燈籠後，看到的第一件東西是店主的屍體，直挺挺躺在院子裡。他的腦袋差點被割下來，腹也破了。一個女僕的屍體橫躺在門檻上，被剮得無法形容。旅店裡共有10至12人，我發現其中8人被殺在店內不同的地方，哪兒還有活著的人的蹤影？”
大屠殺中，美國紐約《世界報》記者克里爾曼、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柯文、《黑白畫報》記者兼畫師威利阿士等，都發出現場報道。
日本官方顯然不希望自己在全世界面前丟醜，各種亡羊補牢的掩飾活動相繼展開。這表明日本人顯然清楚自己的暴行有違人類基本價值，為人類社會所不容。但在他們眼裡，這些所謂價值只是一塊破抹布，只有在需要遮羞的時候才拿出來遮掩一下，不需要的時候則把它們像扔垃圾一樣統統拋到九霄雲外。
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代表日方致電《紐約報》“闢謠”，稱：“請記住：在向部內及他處有關人員提供資料時，務必運用以下諸點：（l）逃跑的中國士兵將制服丟棄；（2）那些在旅順口被殺的身著平民服裝的人大部分是偽裝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離開了；（4）一些留下來的人受命射擊和反抗；（5）日本軍隊看到日本俘虜被肢解屍體的殘酷景象（有的被活活燒死，有的被釘在架子上），受到很大的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紀律；（7）旅順口陷落時抓到大約355名中國俘虜，都受到友好的對待，並在幾天內送往東京。”
聯想到日本人於1937年在南京的暴行以及今天日本右翼勢力對靖國神社的態度，我們會吃驚於日本人對待歷史問題驚人的一致性。早在南京大屠殺四十多年之前，旅順就已經經歷了一次血腥的屠城。
日本人命中國抬屍者把屍體集中到花溝張家窯，澆油焚燒。一股腐臭的氣息在城市的上空迴旋，十幾天後，大火仍然沒有熄滅。這種令人作嘔和窒息的氣息純屬日本製造，與這座海邊城市的水光天色格格不入。後來，一片慘白的骨灰出現了，被裝進四口大棺材，這些就是曾經在這座城市裡存在過的幾乎所有的生命。
不久，在全世界的譴責聲中，一場聲勢浩大的慶典在日本國內舉行。這場慶典的參加者絕大多數是自發參加的民眾。《紐約時報》為此作了詳細報道：
至少有40萬人參加了在上野公園舉行的慶祝儀式。鐵路公司降低了各地到東京的火車票價，不得不加班加點地增開列車。大遊行的人海足足延續了四英里。
成百上千只喇叭和號角的吹奏聲、喧天的鑼鼓聲，遊行隊伍和站在遊行隊伍兩旁看熱鬧的人們那此起彼伏的歡呼聲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聾。各式各樣書寫著稀奇文字的旗幟、橫幅、軍旗滿天飛舞；在馬車上身著節日裝束的神父們、欣喜若狂的孩子們、市議會的議員們、來自內地的代表們喜氣洋洋地走過去了；裝飾成各種樣式的花車在人們的簇擁下開過來了，有的車上用竹竿挑著紙糊的或用柳條編成的人頭，表示被斬首的清國人，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引起人們的鬨笑。當隊伍到達皇宮時，人們的歡呼響成一片。他們到底在叫嚷什麼，誰也聽不清。人們一邊行進一邊唱著名為《君之代》的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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