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到底是中國的生死之戰還是日本的生死之戰？

甲午戰爭的基本認識

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最終都落在了甲午戰爭上，甲午對於中日兩國的重要性怎麼形容都不為過。

中國人眼中的甲午是“天朝上國”到“救亡圖存”的關鍵節點，西方人船堅炮利還則罷了，你們倭寇也敢騎在“大清”頭上了。虎落平陽，大清還是大清嗎？被犬欺也就欺了，當前的形勢是群犬要把自己給吃了，“為之奈何”？！

不管怎麼說，自此以後中日之間的對比、交流、矛盾越來越來繁複，直至如今。

那麼問題來了，日本人為什麼要打這一仗？

我們通常的認知往往有兩個：

1、日本自古以來的軍國主義。

唐朝、明朝的中日戰爭使我們充滿了對日本侵略傳統的印象，特別是豐臣秀吉以來形成的大陸政策。

明治天皇《御筆信》中就有我們廣為流傳的一句話：

“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2、再一個就是日本的帝國主義路線。

廣義上講，就是日本明治維新國力增強，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就是要對外積極侵略擴張。

這一觀點顯然有很強烈的馬克思主義史觀，並不足以解釋日本發動戰爭的動機。

以上，其實關於甲午戰爭的概念全都是以中國為本位進行的思考，那麼日本怎麼想呢？

作為戰爭的發起者，日本人對於戰爭的理解恐怕才是解釋這個問題的關鍵。

日本人的危機意識及擴張路線

日本四島早已完成了統一，形成了統一的民族和文化認同，可以說日本的國內的問題更多的是上層建築的問題，這對於其他很多國家來說是一種天然的優勢。

閉關鎖國之下的日本其實對於擴張思考並不多，日本的目光轉變主要來源於中國鴉片戰爭的慘敗和黑船事件的衝擊。

通常在論及這一段相對平行的歷史時，我們往往形成了

“衰落的中國，成長的日本”這樣錯位的認知。

這種認知的不合理性在於，同樣的環境之下，為什麼中國的衰落和日本的成長就成為一種必然？換一句話說，我們對於日本成長關注的太少（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只是甲午以後我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戰敗的一個原因。

閉關鎖國時期，無論是清朝和日本，國防相對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西方人武力開關以後，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國防該如何進行？

中國這邊就有李鴻章、左宗棠陸防、海防之爭，關於海防就是要建立三支艦隊，這就相當於在海上建立一道移動堡壘。

日本同樣也是如此，積極推動海軍建設。不過，與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缺乏國防縱深，本土受攻擊的威脅很大。事實上，元朝對日本的戰爭，明初朱元璋對日戰爭通牒，直至黑船來航都告訴日本一個事實，國家安全隱患很大。

清朝的洋務運動也確確實實給日本帶來了衝擊，清朝開始了現代化會不會對日本下手？清朝國防的提升會不會讓西方人忌憚，轉而將殖民侵略的重點轉向日本？（好比老虎追兩個人，跑的慢的要被吃掉）

在這一個認知下，我們再去看明治天皇的“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就有一種建設國防緩衝帶，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意味。（在其他國家、民族視野內這必然是一種侵略行為）

相比於甲午戰爭來說，這些都算枝節，西方人不太在意，中國也沒有放在眼裡。

對朝鮮的志在必得

在中國人看來，日本對朝鮮的侵略符合日本大陸政策中距離遠近的排序。

但事實上問題要更復雜，關於東亞領導權的問題，先不必說，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

對朝鮮的志在必得在日本來說有這麼幾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1、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理論

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中國）的開明以共同振興亞洲，反而應該要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以及對待中國及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給予特別關懷，應該只要追隨西洋人對他們的方式處理即可。

僅這一段文字而言，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理解，中國這邊較多的是白眼，而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的基本思路是，我們再這樣下去就跟著中國、朝鮮一起完蛋了，因此，我們不能跟他們一起瞎混了。

對於國防而言，朝鮮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跳板，對朝鮮的滲透是日本持續的做法，在1884年的甲申事變以後，日本人扶持朝鮮親日改革派的做法已經失敗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發表於1885年，日本史學界家坂野潤對《脫亞論》解讀為：今後只能在藉由戰爭這一手段擊敗清朝後，日本才能實現其在朝鮮的利益。

2、山縣有朋的戰略思維

在山縣有朋遊學歐洲時，曾與施泰因交流了如果西伯利亞鐵路修建對日本的影響。

俄國計劃從1891年開始鋪設西伯利亞鐵路，最終要把鐵路延伸到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鐵路與國防有著密切的關係，這自然是日本時刻關注的大事。

施泰因認為，俄羅斯將會在符拉迪沃斯託克部署艦隊，通過西伯利亞鐵路輸送兵力到此地，那麼日本就糟糕了。更有可能的是俄國計劃佔領朝鮮， 並在朝鮮東岸建立海軍基地（俄國夢寐以求的不凍港），這時，日本就進退維谷了。（這是好聽的，就怕俄國乘勝順便將日本也佔領了）

以上

中日之間，英國、美國如何的問題，與俄國計劃佔領朝鮮一比都黯然失色，因此整場戰爭爆發的核心點就在於日本與俄國對於朝鮮的爭奪，這確確實實是日本的生死之戰。

山縣有朋非常認同施泰因的看法，日本對俄國的抗衡一直持續到了二戰結束。某種程度上，目前的北方四島問題也算吧！

3、日本的戰爭動員

與清朝天朝心態不同，日本自始至終都充滿了危機意識，他們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國力情況。

戰前日本社會開展了“為了支持韓國獨立的正義之戰”、“為了捍衛我國獨立的自衛戰爭”、“開化與保守之戰”等討論與動員。這顯然比中國要早的多了。

陸奧宗光是將日本引向開展的重要決策者，他在國會演講中提到：

若要達成修改條約之目的，就必須讓外國看到實際的證據，即我國的進步、我國的開化，使得我國真正成為亞洲特別的文明，一個強大的國家。

有一個很淺顯但有很有用的邏輯就是，證明日本與西方國家的一致性就可以抵消掉西方對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強國有外交）

日本的所有準備就證明了那句話“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在俄國擴張的過程中，利益損失最嚴重的就是大英帝國，為了抑制俄國，英國人本來準備支持清政府，但英國人漸漸認為無所作為的清政府太過軟弱，轉而支持日本。而優惠條件就是，在戰前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內容包括廢除領事裁判權、提高關稅稅率以及平等的最惠國待遇等。

日本僅僅用了40年就開始了廢約，而中國直至民國時才因緣際會開展廢約運動。

除此以外，還有日本國內民權派政治鬥爭等因素也是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

小結

黑船事件以後，美國與日本簽訂了《神奈川條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根據最惠國待遇一條，日本與英國等國也簽訂了相同的條約。這些條約的內容與《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大致相同。可以說，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到來，清朝和日本處於同一起跑線上，我們往往將國內體制、歷史傳統、民族問題等一一拋出以證明自身的困難，但日本國內又何嘗不是呢？

就甲午戰爭而言，這場戰爭是圍繞朝鮮半島的話語權產生的，日本除了戰爭本身還贏得了發展的機遇和國際上的地位，清朝則徹底擊潰了自己30年所謂的“努力”和天朝的最後一絲臉面。

雖然，日本與清朝都在列強的支配之下苟且圖存，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國家戰略完全不是在一個水平上。日本經歷了由死而生而強的重生，甲午戰爭確實是日本賭國運的一場戰爭，但日本戰略上的對手並不是中國。如果我們一直還在中日對比中（或者連理性的中日對比層次都達不到）爭辯不休，那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