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齊桓公領導諸侯，一邊征服戎狄，一邊威服楚國，暫時遏止了楚國北進中原的勢頭。
齊桓公去世，中原失去了“主心骨”，頓呈分崩瓦解之形勢。
此時齊國內亂，鄭國隨即與楚國通好，秦、晉兩國自相混戰，無力過問中原，故給了宋國承繼齊桓公霸業之機。
另一方面，楚國欲進入中原圖霸，於是造成宋、楚兩國間尖銳的利益衝突，“泓水之戰”因此爆發。
宋國國力遠不及楚國
宋國國土方圓三百餘里，地勢平坦，無險境可扼，是中原交通之中樞，亦是名副其實的“四戰之地”。
當時的楚國，軍政合一，政經發達，北部控有鄧、申、息、蔡、黃、英等地，勢力越過伏牛、桐柏及大別諸山脈，其鄰國蔡、陳、許，皆直接受其威脅。
宋、楚兩國戰略態勢相比較，顯然宋國國力遠不及楚國。
宋襄公欲繼齊桓公稱霸，並以恢復殷商故業為志向，於是舍齊桓公先前之“尊王攘夷”，另以“仁義”為號召，以“先使小國歸服，後號召大國，再以制楚”之戰略，會曹、衛、邾三國於宋，平定齊國內亂，藉以鞏固自己的盟主地位。
齊桓公劇照
而後，宋襄公接連召集諸侯會盟，均挫敗不成。他首先召開“睢上之會”。
在此會盟中，小國滕子、鄫子後至，宋襄公即執滕子、殺鄫子以立威。宋國欺負小國國君，引發曹國不滿而撤盟。
宋立即伐曹，顯示宋襄公氣度、胸襟、格局、智慧均不夠，致各國離心離德，更為楚所用——其他諸侯另會盟於齊，與宋分庭抗禮。
過二年，宋襄公復邀齊侯與楚成王會盟鹿上不成，喪失宋國與邦交國同盟的機會。
是年秋，宋襄公在“盂之會”，遭楚王所執，不僅威望掃地，更激化了兩國間更大的對立與衝突。
周襄王五十四年，宋興兵伐鄭，楚起兵救鄭。在宋軍回宋御楚途中，兩軍交戰於泓水，是為史上有名的宋楚“泓水之戰”。
宋國輕啟戰端，戰略失當；楚國外交靈活，戰略得宜
國力楚強宋弱，宋國卻以弱對強；小國與大國爭霸，這顯然是“不對稱”的戰略。而宋國之重要鄰國蔡、陳、許、鄭諸國皆附楚，加上齊、晉、秦三大國國力皆在宋伯仲之間或之上，自然不聽宋國領導。
對宋國來說，此時形勢險峻；宋國若輕啟戰端，將會面臨不利的局面。
鄭國是楚國在中原所倚重之重要附庸國。宋伐鄭，無異於對楚國宣戰，直接導致楚國攻宋救鄭，打亂了宋國原先“使小國歸服，後號召大國”的計劃。
宋國將間接側面之敵，變成正面交鋒之敵，足可見宋國戰略失當。
楚成王劇照
楚國在齊桓公之前，就早有爭霸中原之圖。楚成王即位後，楚國勢力擴增，更加積極圖謀中原。他一面“聯姻”於鄭，並親近蔡國，以伸張勢力於中原；另一面以兵臨陳、蔡、許國之郊，以威脅親服。
至齊桓歿後，鄭國來楚修好。誰也沒有料到此時宋襄公會不自量力地爭霸中原。
楚國認為宋國不足以為敵，且宋襄公聲望不夠、不足以領導諸侯，於是採取“孤立宋國，威服中原”之戰略，待宋屈服，則中原自在掌握，圖霸不遠。
因此，當宋襄公作“睢上之會”與興兵伐曹之際，楚即策動與齊、陳、蔡、鄭諸國另行會盟於齊，與宋“睢上之會”分庭對立。楚國不僅藉此顯示了自己的實力，又迫使“睢上之會”失敗，更表示了對宋國的“警示”。
楚國後於“鹿上之會”毀約，再於“盂地之會”時執宋襄公，徹底打擊宋襄公之威望，達成打擊、孤立宋國的目的。
楚國的戰略，印證了《孫子兵法》所言：“凡用兵之法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自古以來，“外交”就是戰爭的前哨戰；戰略的執行，亦是戰爭的延伸。此乃左右國家興衰、戰爭成敗的決勝因素之一。
宋襄公的迂腐戰術
鄭國自齊桓公後，始終從楚；宋國連續在會盟方面失敗，因此對楚國尤為痛恨。
周襄王十五年，鄭伯如楚，宋襄公乃欲趁機討伐鄭國，以取威而定霸。他不顧大司馬子魚之諫阻，於夏天興兵伐鄭。
鄭國聞宋來攻，立即求救於楚，楚即興兵伐宋以救鄭；宋襄公聞楚軍伐宋，乃急回軍御楚。十月末，宋軍返抵宋境。
此時，楚軍還在陳國境內，正在向宋國進發。宋襄公乃駐軍於泓水之北岸，以待楚軍。宋軍兵少，楚軍兵多，宋襄公“以逸待勞”，此在戰略上可謂恰當。
宋襄公劇照
十一月，宋、楚兩軍交戰於泓水。宋軍成列以對，楚軍準備渡水。在楚軍尚未完成登陸時，宋國大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而濟也，請擊之。”也就是建議趁著楚軍半渡、兵力最脆弱時，而加以攻擊。
然而，宋襄公自命為“仁義之師”，遂對子魚的建議不予採納。楚軍乃得從容渡水。
楚軍既渡而未成列，子魚又請求發動攻擊。結果宋襄公說：“古之為軍也，不阻敵人於隘，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待楚軍陳列軍隊完畢，宋襄公才下令攻擊。於是，宋軍陷於楚軍四面包圍之中，大敗而逃。
這一場戰役，屬宋、楚兩軍之決戰。宋軍潰敗的最大因素，在於宋襄公之“婦人之仁”。如“不濟不擊”、“既濟未列，亦不擊”這樣錯誤的“仁義用兵”思想，以及迂腐的戰術，致使宋國錯失了戰機。
戰機稍縱即逝，勝負決於頃刻，“不為”與“遲疑”皆是陷軍隊於危亡的行為。假如宋襄公能夠把握楚軍北上渡水之戰機，全力集中優勢兵力，擊敵於半渡或灘岸中，則此役宋國極有可能獲得成功。
如此一來，宋國將扭轉先前頹勢，重建中原秩序，歷史可重寫。
中國戰史上，東晉“淝水之戰”，三國“赤壁之戰”，皆驗證了“渡河作戰”之利。這些都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軍最脆弱的部分，而成功“以寡擊眾”、終獲大勝的戰史典範。
宋國君主與指揮官的權力錯置，子魚亦難辭其咎
指揮官是軍隊的主宰，戰力的源泉；他關係到作戰之成敗，應該有完整的指揮權，其權威不容侵犯。
“泓水之戰”中，宋國的主將子魚職掌國防，理應為戰場指揮官，全權指揮宋軍作戰。
宋襄公位居國君，隨軍征戰，應以瞭解戰況與鼓勵士氣為要。而戰場之作戰指揮權，宜由指揮官全權掌握，國君不便干預，以免指揮權受侵，主將縛手縛腳。
宋襄公劇照
此戰役全程，君主與指揮官的權力錯置。主將子魚淪為“幕僚”，國君宋襄公卻下居“戰場指揮官”之角色，致使指揮權責不明。換言之，“外行”指揮“專業”，宋國失敗乃是預料中事。
如果當時子魚能明白自己肩負重責大任，能果敢獨斷專行，依自身之專業，行指揮之職責，配合戰場之優勢，則本戰役，當能全盤改寫。
結語
強如齊桓公，對敵人楚國，猶不敢輕啟戰端；然宋襄公則自不量力，妄圖孤注一擲，此其戰略之誤也。
正所謂“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自古以來戰爭皆以求勝為第一，“阻隘不攻、不成列不鼓、殺傷不重、二毛不擒”這些都是迂腐之論。可見，宋襄公之戰術，亦屬謬誤矣。
反觀楚國，不全恃軍事之強，而著重於外交，以孤立宋國。楚成王之老謀深算可見一斑。
宋、楚兩國相較，高下立判。
蘇軾曾評論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此言甚是。所謂“宋襄公之仁”，不過是不知“真仁義”的迂腐戰術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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