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後，宋國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卻不後悔。他說，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遊戲規則。不遵守這些規則，就不是君子。寡人雖然是早已亡國之殷商的殘渣餘孽，也不能做偷雞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並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亞歷山大。
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有一句名言：偷來的勝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戰的前夜，他拒絕了偷襲波斯大營的建議。是啊，有著貴族精神和君子風度的古代軍人認為，戰爭是一種高尚而榮耀的事情，必須堂堂正正地進行。乘人之危是不義的。這樣做，不但違反規則，而且勝之不武。
亞歷山大善有善報。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戰五年後，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魯斯。當時亞歷山大率領的是騎兵，且遠道而來，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魯斯佈下的卻是象陣，還從容不迫，以逸待勞。勝負，幾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魯斯卻像當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統帥一樣，坐失良機。他耐心地等待馬其頓軍隊渡河、集結、調整、休息、佈陣，一直等到對方一切就緒，這才與之交鋒。結果，印軍大敗，波魯斯也做了俘虜。
傻得可愛的波魯斯，可謂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過這位“印度宋襄公”同樣善有善報。亞歷山大待他以國王之禮，還讓他繼續統治自己的王國。這不僅因為波魯斯有著魁偉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為他有著武士的英勇和高貴。正是這種精神，讓亞歷山大由衷地表現出欣賞和崇敬。
這是一種王者風範。
的確，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王和武士屬於第二等級，叫“剎帝利”。作為高貴的等級，剎帝利也必須有高貴的表現。婆羅門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確規定，戰爭中不能使用“奸詐的兵器”。而且，跟中國春秋的“不重傷”和“不擒二毛”一樣，他們也不能攻擊處於弱勢的人。這些人包括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傷病員，也包括俘虜、逃兵、膽小鬼、旁觀者，甚至包括沒穿甲冑、解除武裝和睡眠中的人。違反規定者，將受到鄙視和詛咒，並不得進入天國。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是貴族，就得有貴族精神。儘管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無幾，但畢竟曾經存在。是的，曾經存在，在希臘，在波斯，在印度，在馬其頓，在中國。
宋襄公，你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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