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桓公领导诸侯，一边征服戎狄，一边威服楚国，暂时遏止了楚国北进中原的势头。
齐桓公去世，中原失去了“主心骨”，顿呈分崩瓦解之形势。
此时齐国内乱，郑国随即与楚国通好，秦、晋两国自相混战，无力过问中原，故给了宋国承继齐桓公霸业之机。
另一方面，楚国欲进入中原图霸，于是造成宋、楚两国间尖锐的利益冲突，“泓水之战”因此爆发。
宋国国力远不及楚国
宋国国土方圆三百余里，地势平坦，无险境可扼，是中原交通之中枢，亦是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
当时的楚国，军政合一，政经发达，北部控有邓、申、息、蔡、黄、英等地，势力越过伏牛、桐柏及大别诸山脉，其邻国蔡、陈、许，皆直接受其威胁。
宋、楚两国战略态势相比较，显然宋国国力远不及楚国。
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称霸，并以恢复殷商故业为志向，于是舍齐桓公先前之“尊王攘夷”，另以“仁义”为号召，以“先使小国归服，后号召大国，再以制楚”之战略，会曹、卫、邾三国于宋，平定齐国内乱，借以巩固自己的盟主地位。
齐桓公剧照
而后，宋襄公接连召集诸侯会盟，均挫败不成。他首先召开“睢上之会”。
在此会盟中，小国滕子、鄫子后至，宋襄公即执滕子、杀鄫子以立威。宋国欺负小国国君，引发曹国不满而撤盟。
宋立即伐曹，显示宋襄公气度、胸襟、格局、智慧均不够，致各国离心离德，更为楚所用——其他诸侯另会盟于齐，与宋分庭抗礼。
过二年，宋襄公复邀齐侯与楚成王会盟鹿上不成，丧失宋国与邦交国同盟的机会。
是年秋，宋襄公在“盂之会”，遭楚王所执，不仅威望扫地，更激化了两国间更大的对立与冲突。
周襄王五十四年，宋兴兵伐郑，楚起兵救郑。在宋军回宋御楚途中，两军交战于泓水，是为史上有名的宋楚“泓水之战”。
宋国轻启战端，战略失当；楚国外交灵活，战略得宜
国力楚强宋弱，宋国却以弱对强；小国与大国争霸，这显然是“不对称”的战略。而宋国之重要邻国蔡、陈、许、郑诸国皆附楚，加上齐、晋、秦三大国国力皆在宋伯仲之间或之上，自然不听宋国领导。
对宋国来说，此时形势险峻；宋国若轻启战端，将会面临不利的局面。
郑国是楚国在中原所倚重之重要附庸国。宋伐郑，无异于对楚国宣战，直接导致楚国攻宋救郑，打乱了宋国原先“使小国归服，后号召大国”的计划。
宋国将间接侧面之敌，变成正面交锋之敌，足可见宋国战略失当。
楚成王剧照
楚国在齐桓公之前，就早有争霸中原之图。楚成王即位后，楚国势力扩增，更加积极图谋中原。他一面“联姻”于郑，并亲近蔡国，以伸张势力于中原；另一面以兵临陈、蔡、许国之郊，以威胁亲服。
至齐桓殁后，郑国来楚修好。谁也没有料到此时宋襄公会不自量力地争霸中原。
楚国认为宋国不足以为敌，且宋襄公声望不够、不足以领导诸侯，于是采取“孤立宋国，威服中原”之战略，待宋屈服，则中原自在掌握，图霸不远。
因此，当宋襄公作“睢上之会”与兴兵伐曹之际，楚即策动与齐、陈、蔡、郑诸国另行会盟于齐，与宋“睢上之会”分庭对立。楚国不仅借此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又迫使“睢上之会”失败，更表示了对宋国的“警示”。
楚国后于“鹿上之会”毁约，再于“盂地之会”时执宋襄公，彻底打击宋襄公之威望，达成打击、孤立宋国的目的。
楚国的战略，印证了《孙子兵法》所言：“凡用兵之法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自古以来，“外交”就是战争的前哨战；战略的执行，亦是战争的延伸。此乃左右国家兴衰、战争成败的决胜因素之一。
宋襄公的迂腐战术
郑国自齐桓公后，始终从楚；宋国连续在会盟方面失败，因此对楚国尤为痛恨。
周襄王十五年，郑伯如楚，宋襄公乃欲趁机讨伐郑国，以取威而定霸。他不顾大司马子鱼之谏阻，于夏天兴兵伐郑。
郑国闻宋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以救郑；宋襄公闻楚军伐宋，乃急回军御楚。十月末，宋军返抵宋境。
此时，楚军还在陈国境内，正在向宋国进发。宋襄公乃驻军于泓水之北岸，以待楚军。宋军兵少，楚军兵多，宋襄公“以逸待劳”，此在战略上可谓恰当。
宋襄公剧照
十一月，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宋军成列以对，楚军准备渡水。在楚军尚未完成登陆时，宋国大司马子鱼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而济也，请击之。”也就是建议趁着楚军半渡、兵力最脆弱时，而加以攻击。
然而，宋襄公自命为“仁义之师”，遂对子鱼的建议不予采纳。楚军乃得从容渡水。
楚军既渡而未成列，子鱼又请求发动攻击。结果宋襄公说：“古之为军也，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待楚军陈列军队完毕，宋襄公才下令攻击。于是，宋军陷于楚军四面包围之中，大败而逃。
这一场战役，属宋、楚两军之决战。宋军溃败的最大因素，在于宋襄公之“妇人之仁”。如“不济不击”、“既济未列，亦不击”这样错误的“仁义用兵”思想，以及迂腐的战术，致使宋国错失了战机。
战机稍纵即逝，胜负决于顷刻，“不为”与“迟疑”皆是陷军队于危亡的行为。假如宋襄公能够把握楚军北上渡水之战机，全力集中优势兵力，击敌于半渡或滩岸中，则此役宋国极有可能获得成功。
如此一来，宋国将扭转先前颓势，重建中原秩序，历史可重写。
中国战史上，东晋“淝水之战”，三国“赤壁之战”，皆验证了“渡河作战”之利。这些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军最脆弱的部分，而成功“以寡击众”、终获大胜的战史典范。
宋国君主与指挥官的权力错置，子鱼亦难辞其咎
指挥官是军队的主宰，战力的源泉；他关系到作战之成败，应该有完整的指挥权，其权威不容侵犯。
“泓水之战”中，宋国的主将子鱼职掌国防，理应为战场指挥官，全权指挥宋军作战。
宋襄公位居国君，随军征战，应以了解战况与鼓励士气为要。而战场之作战指挥权，宜由指挥官全权掌握，国君不便干预，以免指挥权受侵，主将缚手缚脚。
宋襄公剧照
此战役全程，君主与指挥官的权力错置。主将子鱼沦为“幕僚”，国君宋襄公却下居“战场指挥官”之角色，致使指挥权责不明。换言之，“外行”指挥“专业”，宋国失败乃是预料中事。
如果当时子鱼能明白自己肩负重责大任，能果敢独断专行，依自身之专业，行指挥之职责，配合战场之优势，则本战役，当能全盘改写。
结语
强如齐桓公，对敌人楚国，犹不敢轻启战端；然宋襄公则自不量力，妄图孤注一掷，此其战略之误也。
正所谓“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自古以来战争皆以求胜为第一，“阻隘不攻、不成列不鼓、杀伤不重、二毛不擒”这些都是迂腐之论。可见，宋襄公之战术，亦属谬误矣。
反观楚国，不全恃军事之强，而着重于外交，以孤立宋国。楚成王之老谋深算可见一斑。
宋、楚两国相较，高下立判。
苏轼曾评论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此言甚是。所谓“宋襄公之仁”，不过是不知“真仁义”的迂腐战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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