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当时春秋五霸之一的宋国第二十任国君，名为宋兹甫，谥号为襄字，即位之后，内修国政，以仁义治国，一直用古代圣贤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宋桓公去世之后，太子兹甫继位，便是当时的宋襄公。

据史料记载当时宋襄公是要让贤于其庶兄目夷，但是在宋桓公将兹甫的想法告诉目夷之后，目夷听后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吗？我再仁，也赶不上弟弟啊！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故而目夷还曾经因为逃避兹甫的让贤逃到了卫国，之后直接将军权交由了目夷，宋襄公的“仁义”在其中也是可见一斑。

“仁义之师”这一典故其实是取自历史上著名的“泓水之战”，当时宋国与楚国交战，两国军队分立于泓水之滨。在宋国军队做好准备之后，楚国的军队还处于未渡河的状态，当时右司马曾向宋襄公进言说，“趁着楚国军队还未能渡过泓水，我方已经掌握了先胜之机，在他们过河的时候击鼓进军，他们不能有万全的准备，自然是必败无疑的。”

这应该是有一些交战常识的人都能知道的策略，宋襄公也未必不知道这样宋国会大获全胜，然而他还是因为不合道德标准拒绝了右司马的进言。

宋襄公说：“我听得君子讲：“双方交战，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捉头发斑白的老兵，人处险地，不推他跌下深渊，人处困境，不逼他走投无路，不进攻尚未列成阵势的队伍。现在楚军还未完全渡河，我们发动攻击，这是不道德的。还是让他们全部渡河摆好阵势后，再击鼓进攻吧。”故而宋国军队大败于楚国，宋襄公也在战争中深受重伤，不日便因病去世了。

国际关系理论，也叫做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安全，其中主要可以分为三大流派：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安全观，是说一个国家获得安全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拥有强大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理想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是说通过自助、结盟、集体安全的等几种可用的途径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建构主义的安全观逃离了现实主义中物质和权力的束缚，更多的将制度、规范这样的非物质性要素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即通过国家间的政治活动包括文化、观念等交往获得国家安全。

一、宋襄公生活的时代背景特征

1.战乱频繁

宋襄公生活在战乱纷争、兼并不断的春秋时期，周天子建立的统一的王室没落之后，各地的诸侯们对于这个霸主地位自然相当虎视眈眈，于是各国的诸侯们便开始不断的进行变法，以求提高自身的国力。

各地诸侯为了霸主地位相互之间征伐不断，后世对于历史上这段时间的评价是，“春秋百战，而无义战。”诸侯们自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称霸而进行的兼并和征伐，这段时间的核心就是以各自的利益为战。

2.礼乐崩坏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时期建立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各国诸侯不断的战乱的蚕食之下逐渐解体，引起原来秩序有然的社会顺序开始崩坏瓦解。关于治理国家和人民的礼制和道德文化日渐散失，使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3.“一”分为“多”

公元前1064年，周武王灭商朝建立周国，一统天下。周天子是周国的君主，也是当时华夏大地的最高统治者，建立统一的天下后，为了是国家安稳，对各诸侯国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又由宗法制建立起来天子、诸侯、士大夫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而后期周朝势力衰落之后，各地诸侯的势力渐渐成长起来，想要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霸主地位，故而当时的天下便由“一”开始分立成为几个诸侯国并立的局面。

二、宋襄公“仁义之师”失败的原因

就宋襄公这个独立个体来说，他一生的经历虽然简单，却饱受争议，后世曾经这样评价他，“宋襄公如同中国的堂吉诃德，经历了一次精彩的冒险和一次对沉默世界徒劳地呼唤。别人笑你太疯癫，你笑他人看不穿。”

1.将“仁义”用错了时代

春秋时代，礼乐崩坏，战乱频繁。各诸侯国都是依靠在战争中取胜，通过变法提高自己国家的的实力得以确立自己的地位，而宋襄公即位之后，

宋襄公也是对春秋霸主有野心的君王，然而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君主，宋襄公用贤王的道德标准和周礼作为自己社交和政治上的处事原则，不光作为自己这个个体的处事标准，在事关国家兴亡、百姓利益、甚至是关于霸权的角逐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仍然时时以此来约束自己。

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在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面前选择遵从个人处事的礼制和道德标准，各诸侯国在战乱已经成为常态的春秋时期，已经明白了自身实力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而在利益的驱使下，除非你能带来更大的利益，否则一切免谈。

当时的齐国就是通过管仲变法而提高国力继而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即便是这样，各诸侯国继续实行变法、改革、加强军队建设，积极扩军备战，诸侯国之间的往来仍是以利益为先，实力便是地位的象征。

2.被理想主义蒙上了双眼

宋襄公是西周时期礼法的忠实的遵守者，所以宋襄公的一生便是理想主义的一生，他遵守礼法、强调礼制、讲究仁义、追求个人道德标准。他也有想要成为春秋霸主的野心，因为他内心里是向往西周时期等级森严，社会秩序井然的国家状态的。

因此他的一生都在用西周时代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从继位的时候让贤于目夷，到后来出手相助齐国，作为当时有威望的一个大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平定了齐国的战乱。到这时一切都还没有危害到国家的利益，直到泓水之战时，他的仁义彻底毁掉了这个国家，包括他自己。他对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和当时春秋时代战乱频发的现实并不相符，因此这样的败亡也在意料之中。

三、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宋襄公“仁义之师”败亡带来的启示

1.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实力

无论是在以春秋时代战乱频发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的和平年代，实力才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只有经济上强盛了，才有扩军备战的根本，政治上也才因此能够有所依托。只有拥有强大的实力，才能在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地位，才有能够支配他国的权力，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百姓的长治久安。

霸权地位的获取不是依靠道德伦理，尤其是作为要求个人的道德标准，而是依靠强大的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

2.理想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利益

在新型的国际关系上，有时候结盟反而是一种获取自己目的的捷径，但是国家之间的联盟确是依托利益关系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利益建立的国际关系是不稳妥坚固的，国家间的联盟就是为了各自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理想主义者首先考虑的便是道德上的得失，而

3.建构的国家安全观

然而，一个国家要想能够长久的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拥有能够支配天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必须要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下功夫。政治制度确立的是一个国家长久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能否得以建立的根据。

而思想文化则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们对于这个国家忠诚的象征，你创建国家，教化国民，使得他们能够按照你想要创建的目标努力，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若能够自己创建民心，你便能够掌控这个国家的一切。一个国家的统治是如此，国际关系之间的处理也是这样。

四、结语

诺大的一个国家的建立，不止是要依托统治者理想主义之下的广阔的胸怀，更重要的是要着重提高自己国家的实力，强大的实力才有人人尊重的地位和权力，落后的弱者只能挨打，惨烈的历史就摆在我们面前。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自然还是建立起属于自己国家的制度秩序才能够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这样安稳的国家，有了支持自己的国民，才能够角逐国际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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