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火車站
到慕尼黑是下午四點多，這邊的朋友已經在火車站等著了。我連說感謝，可是下面的對話卻是這樣的：
不好意思，工作日害你這麼早就出來。你們平時需要打卡嗎？
要打卡的。
哎呀，那今天豈不是早退了？
噢，你別擔心，我們打卡不是為了點卯，就是自己填一下上下班時間，主要目的是證明符合政府規定，每週只工作40小時，如果萬一加班，發了加班工資
好吧……
與歐洲朋友的對話
好吧，確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過後來我跟在國內的其他人講這段對話的時候，有人很不屑一顧：歐洲就是這樣啦，懶得要死，這種企業混吃等死，沒競爭力的，遲早要完。
這種反應也很讓我意外，因為這位朋友在Google工作，似乎和“沒有競爭力“無關。而且據他說，Google最近也在大力提升效率，所以停掉了蘇黎世、紐約等“高成本“區域辦公地點的擴招，把大量的擴招計劃放到慕尼黑這種“高性價比“的地方來。所以“遲早要完“的結論，恐怕並不適用。
蘇黎世很漂亮，生活成本也高
後來我又與許多在歐洲工作的朋友，以及歐洲本地人聊天，發現大家的共識是“8小時工作制才是正常的，除了工作還得有生活“。如果某件事情讓人很迷戀，那麼全情投入，這種反應他們基本都能理解。但不講條件，無差別要求996工作，並美其名曰“奮鬥“，他們都不能理解。
為什麼在這一點上和國內有巨大的差異？我覺得，大概“錨定效應“來解釋最合適。
“錨定效應“是心理學上的概念，其實並不複雜。想象一片汪洋，四處都是水面，船下錨在哪裡最合適，在哪裡就算偏移？其實或許沒有絕對“最佳“的地點——不過不管在哪裡，一旦下錨成功，找到了錨地，就有了“最合適“的地點，對應的也就有了“偏移“。同樣的位置，會因為下錨地點的不同，有時被認定為“合適“，有時被認定為“偏移“。不過正常情況下，大家不關心“合適“，只關心“偏移“。
已經有無數營銷的書教商家如何把“本來只能賣100塊的東西賣出200塊“，這個任務看起來難比登天，消費者會問“你憑什麼賣這麼貴？“ 但是如果能“先引誘消費者把心理價位定在300塊“，消費者就會欣然接受，“哇我撿到了大便宜“。前後相差巨大，秘訣就在於錨定效應。
其實錨定效應不只適用於商場，生活中也很常見。再舉個例子，民國時候雖然有國語，但大多數人還是習慣講自己的方言，大家也認為這很正常——這就是當時的“錨地“。現代人再回想當年，全國各地的人都說自己的方言（甚至是不標準的普通話）一起討論問題，會覺得不可思議，這是因為如今錨地已經變了。
民國曆史照片
同樣道理，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錨地“就是8小時工作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要多加班就是不正常，當然要大驚小怪。
那麼在國內呢？我不清楚“錨地“到底在哪裡？目前關於996的很多聲音，隱隱有把合理工作時間的錨地設定在“996“上。如果成功，要爭論的就不是“996是否合理“，而是“你為什麼做不到996“，繼而引申出“你為什麼不奮鬥“？這種未來是不是大家希望的，我也不知道。
如果說上面聽到的是員工的聲音，還有片面的嫌疑，那麼後面我又聽到了主管的聲音。
在歐洲見了一些做管理的朋友，也參觀了若干辦公室。看到“一下班員工就準時離開“的景象，我也有點吃驚。按照我的習慣，工作的起碼要求是當日事當日畢，每天應當把手上事情做完再下班。準時準點下班，多半說明工作安排有問題，要麼是當天事情沒做完但不管了，要麼是工作安排不飽和提前就做完了。無論是什麼情況，效率能有到保障嗎？
我把這些問題提給了做管理的朋友，他們苦笑說：卻是有點無奈，但也沒辦法，大環境是這樣。所以在這裡做管理的一大挑戰就是，如何挖空心思改善工作安排，讓員工在8小時內完成儘可能多的工作。實話說，加班是最不划算的，加班工資都要乘係數，如果加班加得多，還不如索性多僱人。
這個觀點也挺新鮮，刷新我的認識。之前我們看許多企業家訴說創業困難，缺少這資源那資源，比如缺水、缺電、氣候不好等等，抱怨是沒有用的，只能想辦法解決，許多問題也最終解決了。看起來在歐洲，“員工勞動力的供給時間“也是一種稀缺的資源，而且幾乎是無可更改的。難是難，但如何在這個情況下解決問題，也不是毫無辦法的。
比如他們提到，因為上下班時間固定，所以要避免許多隨意的勞動。下班時忽然有個想法，哪怕再好，也不能立刻拋出來，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討論，或者十萬火急就要上線。比較好的辦法是多沉澱會兒，等到有個相對完整的計劃，再拿到上班時間和大家討論，這樣可以充分利用上班時間，避免勞動力資源被浪費。
聽了這條經驗，我有點慚愧。以我所見，確實有許多時候因為“工作生活不分“，出現了相當低效的局面——誰什麼時候想起一點事都可以在群裡吼一聲，許多討論和協作因此變得零亂，許多人往往處在“乾等“的狀態。
同樣因為工作生活不分，也沒有人去反思工作安排中到底有多少空隙，多少水分，工作時間裡的“濃度“到底如何，許多人只是一味增長勞動時間，反而沖淡了工作的濃度，降低了協作的效率。結果在工作時間裡，員工不能集中注意力在最有價值的事情上，只有把工作時長當成最重要的衡量標準。
組織不得力導致效率降低，這種事情我就親身經歷過。我以前供職的某家公司，研發部門曾經實行過“彈性工作制“，效果一度不錯。於是老大希望把彈性工作制推廣到全公司，結果實行了一個月就叫停了，因為造成了天下大亂。
從內部來說，7點上班的員工等著找人配合，提供配合的人卻11點才到公司，4個小時幾乎都在乾等，產出基本為零。從外部來說，公關、政府關係等等部門，也與外界對接公司和機構“朝九晚五“的節奏發生錯位，造成的損失就更大。
那段經歷是十多年前了，但這種現象卻一直存在。前段有篇關於子彈短信的長篇報道，裡面提到羅永浩在子彈短信的開發過程中想當然的瞎指揮，按照“一個女人生孩子要十個月，十個女人生孩子就只要一個月“，“一艘輪船橫渡大洋要七天，七艘輪船橫渡大洋只要一天“的所謂道理，提出各種需求要求員工加班，儘快交付。可是，子彈短信的結果是什麼樣？如果報道是真的，那些996甚至007的付出，是員工願意的嗎？真的給人回報了嗎？這種絲毫不尊重工程規律的蠻幹，真的只是個別現象嗎？
子彈短信
以前學習供應鏈相關知識時，我知道有個概念是“牛鞭效應（bullwhip effect）“。它說的是，因為預計客戶需求時有所誇張，結果從消費端（客戶）到供應端（生產商），每個環節都為了保證安全交庫存、及時交付而保留餘量，最終結果就是層層加碼、不斷擴大，本來只是輕微的誇大，最終變成了巨量的庫存，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轉。
程序開發中的“瞎指揮“，某種意義上也類似牛鞭效應。經常可以看到許多無效需求、拍腦瓜需求，本來就缺乏合理性，也缺乏論證，卻在工作流程中不斷添磚加瓦，變成了像模像樣的方案，讓負責最終交付的開發團隊叫苦不迭。
不過，生產供應鏈中的牛鞭效應後果很明顯，庫存飛漲、擠壓嚴重、佔用大量資金、現金流惡化，這是人人都能看到的，是要嚴厲追責的。但是軟件開發團隊似乎沒有這種便利，工程師再累也是“正常“的。迄今為止，也沒有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準確的評估軟件開發團隊健康程度的科學辦法，所以如果交付能力不足，結果往往就是一頓臭罵，然後是更狠的加班。其實，這並不能解決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說，不去猜測動機如何（也沒法猜測），我支持受不了996的群體發聲。
自己的利益只能自己維護，不能依賴其他人發善心，也不能消極等待命運變化。只要發聲了，就讓別人知道這裡有阻力。聲音大一點，就讓人知道這裡的阻力大一點，甚至會成為“給定前提“。成熟的企業家不會也不應該從道德上把這種聲音批倒批臭，而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想辦法把壓力疏導釋放掉。比如，習慣給出無腦方案的產品經理們，習慣瞎指揮的主管們，以後壓力或許就會增大，工作時也要多動點腦筋，多講點規矩了。
本來我和歐洲朋友的討論到此為止了，不過前幾天又出來一篇講話，提到“你想過得比別人好，你不比別人努力，可能嗎？“。粗看起來，這麼說還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也抓住機會和歐洲的朋友們討論了這個問題。
同樣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的答案近乎一致：什麼是“好“呢？為什麼一定要在公司努力加班才是“好“呢？
一個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之後彈彈琴，或者用來陪孩子成長，也不會時刻受手機的打擾，這種生活是不是“好“呢？甚至他的業餘愛好可以達到很高水平，比如創作藝術作品，從而讓更多的人受益，這難道不好嗎？
生活本來有很多種樣子，很難說哪種比哪種更“好“。如果你認同所做的事情，全情投入當然很開心，但如果你不認同，但不得不活得像一根釘子一樣，這真的就是“好“嗎？
聽到這個答案，我忽然想起，前些年拜年時遇見一位長輩親戚，許久不見了，聊了許多過去的事情。我回憶說：我小的時候，整個家族裡就只有你買了任天堂紅白機，我寒暑假總來借了玩，想起來也蠻開心。
已有花白頭髮的他嘿嘿一笑說：對啊，我這人就是沒什麼賺大錢的野心，成功的慾望。那時候你們都捨不得買遊戲機，說太貴，但我花了錢買了，我自己玩了，起碼我開心呀……
我覺得他說的是真誠的，也是讓人信服的。如果“好“與“不好“都不能簡單定義清楚，“只有在工作中拼命，才會讓你過得更好“，是不是就更難站得住腳了呢？
P.S. 就在我寫完這篇文章的時候，網上又出現一種新的說法。許多人言之鑿鑿，1914年亨利·福特給員工實行8小時工作制，不是“發善心“，而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最優解，工人工作超過8小時精力就會下降，產量反而受影響“。
必須承認，福特通過“精密計算“（沒準還用到了神乎其神的大數據吧）才把工作時間定在8小時的說法，我從來沒有在正經報道里看過。目前能確認的事實是，福特確實給工人實行了8小時工作制，並把工人的時薪翻倍到了5美元。後來許多文章津津樂道的是，這樣反而打開了銷路，因為收入提高的工人可以買得起車了。
亨利·福特
在美國主流事實核查（專門分辨說辭與事實）網站PolitiFact在2015年9月9日的一篇關於福特和8小時工作制的報道中，伊利諾斯大學勞動和就業關係方面的教授Robert Bruno曾評論說，“8小時工作制是福特單方面提供的福利，如果他發現成本高過收益，可以隨時撤回——實際上，大蕭條時期他確實這麼做過“。
這篇文章也提到，福特執行8小時工作制之後，很長時間裡其它企業並沒有跟進。之後聯邦政府不斷通過法案，要求各行業降低工作時間，到1938年羅斯福總統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要求全行業實行44小時工作制，到1940年終於確定為40小時工作制。
富蘭克林·羅斯福
所以，我總覺得中國的不少作者都是歪嘴和尚，不知道他們從哪裡得到“福特經過精密測算才願意實行8小時工作制“的結論。況且退一萬步說，即便此結論是真的，那也說明福特真是了不起的企業家——在100年前，資本家都認定延長加班時間才是王道的時候，他找到了既減少工作時間，又提升工人收入的辦法，並率先踐行之。即便沒有其它效仿者，他仍然沒有延長工作時間。
100年後的今天，我們有些企業家和媒體人還要苦心孤詣，拿福特為996辯護。福特如果地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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