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三大戰役各有各的歷史價值：官渡之戰成就了曹操，使其有了一統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戰則徹底碾碎了這種可能，初步架構了三國鼎立之格局;隨著夷陵之戰(或叫猇亭之戰)劉備的慘敗，三方均元氣大傷，誰也奈何不了誰，三國博弈的歷史才真正開始。
正史上，官渡之戰爆發於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
在這之前的199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威勢大增;袁紹兼併公孫瓚，得了幽、冀、青、並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爭天下。斯年六月，袁紹挑選精兵十萬、戰馬萬匹，企圖南下進攻許都，序幕由此拉開。
次年正月，雙方在官渡一帶展開了長達八九個月你死我活的大會戰。結果，曹操以區區兩萬疲憊之師(一說三萬)力克袁紹，“乘勝席捲，將清河朔”，將北方之地盡收囊中，完成了地區統一。
就《三國演義》的敘述而言，官渡之戰這個橋段並不如赤壁之戰寫得精彩，但其中的勝敗原因，特別是雙方主要領導人的馭臣之術及其產生的迥異後果，足以讓我們不必親歷刀光劍影，也能從中汲取前人的經驗教訓。儘管當時後世學人多有總結，唯其“多有總結”，才更值得我們去重視。
那麼，袁紹為何會輸?他到底輸在哪兒?
不懂因時乘勢，錯失良機。
在權術設計中，應當充分考慮社會、政治、經濟、人文等諸多環境因素，也只有這樣，權術才能得到真正的實施。這個不難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澇之苦，政府乘機啟動水利項目，民眾自然不會反對。這就叫因時乘勢。
袁紹的敗因，正始於不懂得這一點。
官渡之戰前，曹操兵發徐州攻劉備，田豐建議袁紹偷襲許昌(“舉軍而襲其後”)，這無疑是個非常正確的策略，但袁紹以兒子生病為由加以拒絕。等曹操回師，奇襲許都的時機已失，袁紹卻開始興師動眾討伐曹操了。田豐通過分析雙方兵力部署優劣，認為曹軍糧食不足，建議用持久戰跟曹操拼消耗，袁紹又不予採納，還把田豐關了起來。
我讀到這兒的時候，總感覺袁紹不是個正常人，用現在的時髦詞兒來形容，屬“自願精神病”。諸葛亮在《隆中對》裡曾提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個評價太客氣了。諸葛所謂的“人謀”，當指戰略、智慧而言。袁紹手下不缺智囊，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田豐、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腦再多又有何用?領導不懂變通，一意孤行，跟神經病似的，焉能不慘敗?
回到現實中，如今各地城管幾成眾矢之的，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領導該如何因時乘勢的運用權術?竊以為不外乎兩點：一是切實妥善的改變執法作風，用事實左右輿論，而不是被輿論牽著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轉形象上多下功夫，許多危機公關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時乘勢的結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執法部門已經在這麼做，希望堅持下去。
輕忽作用目標，輸於溝通。
權術的作用目標是人，正確的溝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當袁紹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議對策，孔融和荀彧之間的一段論辯特別引人注目。孔融：“袁紹勢大，不可與戰，只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孔融：“袁紹士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來就是從袁紹陣營投奔過來的，對袁營的情況最瞭解。其後袁紹陣營發生的一連串內訌，果然驗證了他的判斷：田豐在大戰前因直言忠諫被下獄，最終受逢紀讒言而死;審配在軍情緊急之際，將許攸子侄收捕下獄，逼許攸臨陣叛逃曹營;郭圖用讒言逼走了袁紹手下大將張郃與高覽。
實際上，戰事相持到十月，曹營已經絕糧，必須向後方的許昌緊急求援。但許攸一反叛，向曹操獻計火燒烏巢，整個戰局隨之翻盤，急轉直下。
這是官渡之戰勝敗的關鍵所在。
推原論始，袁紹的軍事失敗，顯然是權術的作用目標出錯了，人事上出了問題。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性格、喜好、弱點、工作作風等都不盡相同，區別是天上地下的。因而從組織運作的觀點來看，作為領導人在權術的設計使用過程中，應當考慮到每個作用目標的特徵和特點，採取合適的溝通方式加以團結捆綁，才能使團隊運作不至於失靈。曹操的頭號智囊郭嘉說袁紹“外寬內忌、多謀少決”、“聽讒惑亂、是非混淆”。可謂一針見血。
拿曹操與袁紹在溝通方式上做個比較。
曹操會將一個議題透過眾議的方式讓大家相互討論辯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詳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氣、靜下心、深藏於心，反覆掂量與權衡。此外，曹操頗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以容納“剛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滿寵、劉曄、呂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從無相互讒害。
袁紹的溝通模式是隨機性的個別徵詢，而不是眾議。在這種模式的暗示下，部屬只會個別向他反映意見，類似於打小報告，使得部屬之間少有坦誠的橫向溝通。而袁紹本人既是個“有選擇的傾聽者”(只聽他喜歡聽的)，又是個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時結果來加罪於人的衝動型領導。
這種權術風格和溝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後果非常壞。使得部屬產生了“我只向老闆負責”、“只要老闆滿意就行，別人無所謂”的意識和心理契約。
久而久之，由於資源的排擠效應，大家都要想辦法逢迎老闆，以便得到賞識和信用的機會。當意見被採納，就要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意見(而非團體的決策)成功，或謊報成功。萬一失敗，就想法子嫁禍於人。如果老闆採納了別人的意見，便千方百計暗中阻撓，等著看別人出洋相。如此陳陳相因、惡性循環，自然形成了袁氏虛矯不實的政治生態，以至敗局無可挽救。
激勵乏術，輸在德行。
權術中的激勵機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話可以動人心，讓人死心塌地效命驅馳。而善於包容，則是領導權術裡的德行體現(注意，並非個人德行)，舍人小過，圖己大業，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所謂厚德者，治道也。
在官渡之戰橋段裡，有幾個情節值得提出來說說。
關羽殺了顏良，沮授稍加挑撥，袁紹便遷怒於劉備：“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爾何用?”待劉備一番巧言解釋，袁紹反過來又責備沮授：“誤聽汝言，險殺好人。”作為一個領導人，批評下屬不該是這樣的，劉備到底是個外人，怎麼可以當著外人的面讓下屬難看?權術不是冷冰冰的東西，其中的理智與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難怪沮授一出來就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託疾不出議事。
等到關羽殺了文丑，郭圖、審配又站出來質疑劉備的“佯推不知”，袁紹又大怒要殺劉備。當劉備為活命提出願意讓關羽來輔佐袁紹時，袁紹的表現再次讓我大跌眼鏡。他先喝退左右(郭圖、審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後又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丑十倍矣!”
這兩句話，前者傷謀士之心，後者失將士之心，權術使用之想當然、領導德行彰顯之涼薄，已然到了極致。可以說，袁紹的領導形象，此時轟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來獎罰，且能重賞提反對意見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勸諫，出塞遠征烏桓部族。結果雖取勝，卻也吃了不少苦頭。回到基地後，他便賞賜曾勸阻過他的人，承認自己只是僥倖成功，不足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見不被採納而不敢建言。
意見不被採納都能得到獎賞，因此大家都能勇於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營中一旦形成決議，就再沒有第二種聲音或陽奉陰違，而能向一致的目標去努力。
不能不承認，曹操是個能讓追隨者愉悅工作的領導人，靠的正是激勵機制與領導德行，這是馭人最基本的兩個要素。
而袁紹則差得遠了，假設一下，如果他能認識到這一點，稍加實踐，那麼官渡之戰的結局，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可能都要改寫了。
權術如用兵，兵無常勢，貴在應變。要因勢利導，隨機應變，才能夠成就大業。領導人對待下屬或民眾，要適時酌情的予以安撫，在講明原則、制度和法律之後，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歸。
不是嗎?官愛民，民桓愛之。這才是維穩致勝的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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