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廷議事，宰相大臣坐而論道，為何後來變成跪著？

古代朝廷議事，宰相大臣坐而論道，為何後來變成跪著？

中國是傳統禮儀之邦，古代關於禮節的規定和習俗非常龐雜，其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不合時宜的糟粕大多已廢棄不用，然而“仁義禮智信”的精髓已經潛移默化，成為一種文化，滲透到每個炎黃子孫的骨子和血脈裡，成為代表華人謙遜禮貌的優秀美德。

在傳統禮儀裡面，跪拜是最大禮節，過去除了祭祀神靈，祭拜祖先，跪拜祖輩父輩外，就連官員下級見了上級都要跪拜。如今除了民間依然保留祭拜祖先跪拜父母的習俗之外，官員跪拜因為有損人格，早在辛亥革命後就被廢止。

官員跪拜的制度，其實原來並不是這樣，並且最早是平起平坐，後來逐漸演變成官員在君主面前站立，從元朝開始，才有跪拜的規定，到了明清時期開始氾濫，並且登峰造極，不但貶抑人格尊嚴，更多地豢養了不少人的奴才性格，因而危害極大。

那麼，官員跪拜的禮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就翻開歷史的沉積，追本溯源，看看古代君主和官員在朝廷議事的地位變遷吧。

首先我們來看看古人的日常坐臥。在漢代以前，古人習慣席地而坐，席地而臥，不管飲食起居，還是餐飲聚會以及朝廷議事，都是在席子上進行的。席子分為兩種，一種是用葦子或者蒲草編制的，稱為“席”，一種是用竹篾或木頭製作的，稱為“筵”，在鋪陳的時候，首先鋪一層“筵”，用來防潮，然後再鋪上席，顯得潔淨。

《周禮·春官宗伯·敘官》：“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鄭注：“筴，亦席也，鋪陳曰筵，借之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孔疏：“設席之法，先設者皆日筵，後加者為席，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席，所云筵席，唯據鋪之先後為名。”，《詩經·小雅·賓之初筵》的“筵”，鄭注：“筵，席也。”，因而筵與席，二名一物。

除了筵席，古人還有“幾”，也就是陳列食物的用具。《周禮·春官宗伯·典瑞》：“司几筵掌五幾、五席之名物”，“ 每敦一幾。凡吉事變幾，凶事仍幾。”。其中“五幾”分為：玉幾、雕幾、彤幾、漆幾、素幾；“五席”指：繅席、次席（柏席）、莞席、熊席、葦蓆。不同場合用不同的幾和席（具體解釋另文詳談）。

從《周禮》得知，古人只是因為場合不同，使用不同的几案和筵席，然而大家都是坐在席子上的，並且因為主賓不同，方位有差異。因為是坐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要求，古人都是跪坐方式，《禮記·曲禮上》：“若夫，坐如屍，立如齋。禮從宜，使從俗。”，意思是坐和站立都是非常嚴肅和恭敬的，隨意晃動是失禮的。

關於坐，漢代戴聖解釋道：“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禮記·曲禮上》：“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虛坐盡後，食坐盡前。”，由此可見，古時的坐可同跪，而跪不同坐。坐者，可直身亦可坐於腳踵。跪者，兩膝著地，直身，臀部不著腳跟。前言之坐可同跪，正是因坐可取跪姿，而跪不可用坐姿也。並且交談儘量坐於腳踵，吃飯則可採取跪姿，這樣也符合人體結構。

同時當時也對坐的不雅姿態予以禁止。《禮記·曲禮上》：“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其中的坐不允許雙腳攤開，猶如簸箕樣。《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傳》：“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就是荊軻故意雙腳攤開成箕狀，表示對嬴政的不屑。

從以上可以瞭解，古代人們都是席地而坐，並且君主和大臣們雖然尊卑有別，然而都是跪坐或站立的方式進行宴飲和議事，只不過在議事和餐飲上，位置上有差別。朝廷議事，以北、東為上，《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從此北、東為上位的一直延續到清末。

而宴會則相反，《禮記·曲禮上》：“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可見坐席宴飲是西方、南方為上，《史記·項羽本紀》：“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鄉坐，張良西鄉侍。”就是很好的解釋，後來老師被尊稱為“西席”就是由此而來。

到了東漢末期，由於絲綢之路的開通，和西域文化交流的增多，於是胡床等被引入中原，《後漢書·五行志一》：“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胡床、胡坐，都是用繩子貫穿的坐臥具，便於收放，胡床上面鋪上竹木板，用來他躺臥；胡坐，也就是現在的“交椅”、“馬紮兒”。這在北齊楊子華創作的絹本設色畫《北齊校書圖》中有精彩體現。

這些坐臥具 的引入，由於更加符合人體生理結構，並且可摺疊，搬運方便，故而逐漸成為野外郊遊、圍獵、行軍作戰所用，在南北朝時期非常流行，後來逐漸變成室內常備坐臥具。於是，跪坐的方式逐漸發生改變，人們開始坐在椅子或床上進行議事或宴飲。不過，正如《後漢書》所言，胡床之類坐具，剛開始僅僅是在皇宮權貴之間流行，民間依然是席地而坐方式居多。這就是為何日本遣唐使照搬隋唐一切文化習俗的時候，傳到日本的依然是被保留至今的“榻榻米”和跪坐的習俗。

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座椅。然而，在朝見議事的時候，依然按照先秦時期《禮記·明堂位》的規定，群臣大多為按照官職高低排序，以站立方式朝見議事，就連三國時期的權臣曹操，被加九錫，也只能是站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然而有一個變化就是，皇帝不再“負斧依南鄉而立”，而是皇帝有了座椅。

到了唐代，群臣裡面，宰相開始有了座位。這裡先說明，宰相只是一種統稱或俗稱，歷史上官職變化較多。宰相是最高執政官，並且皇權和相權歷史上相互融合，相互爭鬥，完全可以寫一本書，這裡就不贅述。關於唐代宰相何時開始有座位，筆者沒有查到確切唐代紀錄，估計應該從唐太宗就開始形成定製。

《新唐書·列傳·卷三十·長孫無忌傳》有：“太子承幹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績言東宮事。”，似乎有點牽強。不過在宋代有記載，《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傳第八‧範質傳》：“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這可以證明，唐代以後都延續了宰相有座位，而其他群臣排班站立。

到了宋代，宰相又被撤去座位，然而並非娛樂自媒體所說“宋太宗以眼花為故，趁機讓人撤去宰相座位。”，這就有點兒戲了，要知道，古代每個禮節固然有其偶然，卻是需要經過程序。真正的原因是當時的宰相範質自己提出的，《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傳第八‧範質傳》記載：“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具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廢坐論之禮。”

這說明，宋太祖趙匡胤英明神武，在朝見的時候經常讓宰相大臣應對困難，於是範質就提前寫好劄（zhá）子（即奏章）進呈，並且說，這樣可以避免在議事的時候群臣發表空泛的議論，而沒有解決之道。後來隨著大臣都寫奏章，於是，皇帝基本上成了批閱奏章為主，於是就取消了延續幾代宰相“坐而論道”的禮節。

宰相群臣站立應對，固然尊卑有別，可是還會適當照顧大臣們的情面，對於人格有著最起碼尊重。另外除了重大祭祀禮儀，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禮，社交禮儀通常都是用揖遜、叉手之禮。如南宋宮廷畫師所繪《女孝經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有一個場景：“皇后與皇帝、大臣見面，大臣行叉手禮”。

然而，卻在金元時期又發生了改變，這一變，就變成跪下，然而並不是跪坐，而是“跪”。蒙古人原本行單膝下跪禮，跪的適應範圍廣，見面跪，領命跪，道謝跪。後來，窩闊臺登基，耶律楚材建議將單膝跪拜禮更改雙膝跪禮，於是跪拜在當時蒙古非常普遍。元朝入主中原後，就把跪拜禮帶了過來，而原本在中原最為莊重的跪拜禮，變成了見面禮。元人姚燧的《牧庵集》記載：“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元末蘇天爵撰輯的《元朝名臣事略》記載：“……入見，皆跪奏事。”，當然這一禮儀，跟元朝將君臣視為主奴關係的觀念也是合拍的。

元代很快就消亡，到了明代，朱元璋則多次下令禁止行跪拜禮，恢復傳統漢族拜禮。如《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七十》記載：“初，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為儀式申禁之。”，並且禮部議奏：“凡官員奏事、聽宣詔旨、以物進貢，及受賜、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讀祝等事，行跪禮如常儀。其揖禮，凡下見上，躬身舉手齊眼為敬，上官隨坐隨立無答；其次下官舉手齊口，上官舉手齊心答之。”。從中可以看出，雖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人們跪拜都習以為常，這讓朱元璋非常傷心。

可是在滿清入主中原後，跪拜禮又被清朝恢復，並且氾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比如臣子見皇帝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禮；百姓見官員須先行跪拜；下級官員晉見級別相差較大的上級時要行跪拜禮；諸如此類，我們能從各種書籍以及影視資料中看到，就跪拜來說大多為真實記載。

由此我們看到，從先秦時期的席地而坐，官員和君主都是站立議事，然後到了魏晉時期的君主坐下，官員站立；再到唐代的君主和宰相坐而議事；宋代明代的再站立；元清兩代的跪拜，幾經變化，其中有生活習慣改變引起的變化，也有統治者壓制官員人格而故意為之的行為。其中以清朝為害最甚，兩百多年的跪拜，使得不少人的人格扭曲，以奴才自居，卑躬屈膝，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平等人格，實在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