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廷议事，宰相大臣坐而论道，为何后来变成跪着？

古代朝廷议事，宰相大臣坐而论道，为何后来变成跪着？

中国是传统礼仪之邦，古代关于礼节的规定和习俗非常庞杂，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合时宜的糟粕大多已废弃不用，然而“仁义礼智信”的精髓已经潜移默化，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每个炎黄子孙的骨子和血脉里，成为代表华人谦逊礼貌的优秀美德。

在传统礼仪里面，跪拜是最大礼节，过去除了祭祀神灵，祭拜祖先，跪拜祖辈父辈外，就连官员下级见了上级都要跪拜。如今除了民间依然保留祭拜祖先跪拜父母的习俗之外，官员跪拜因为有损人格，早在辛亥革命后就被废止。

官员跪拜的制度，其实原来并不是这样，并且最早是平起平坐，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员在君主面前站立，从元朝开始，才有跪拜的规定，到了明清时期开始泛滥，并且登峰造极，不但贬抑人格尊严，更多地豢养了不少人的奴才性格，因而危害极大。

那么，官员跪拜的礼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就翻开历史的沉积，追本溯源，看看古代君主和官员在朝廷议事的地位变迁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古人的日常坐卧。在汉代以前，古人习惯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不管饮食起居，还是餐饮聚会以及朝廷议事，都是在席子上进行的。席子分为两种，一种是用苇子或者蒲草编制的，称为“席”，一种是用竹篾或木头制作的，称为“筵”，在铺陈的时候，首先铺一层“筵”，用来防潮，然后再铺上席，显得洁净。

《周礼·春官宗伯·叙官》：“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郑注：“筴，亦席也，铺陈曰筵，借之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孔疏：“设席之法，先设者皆日筵，后加者为席，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席，所云筵席，唯据铺之先后为名。”，《诗经·小雅·宾之初筵》的“筵”，郑注：“筵，席也。”，因而筵与席，二名一物。

除了筵席，古人还有“几”，也就是陈列食物的用具。《周礼·春官宗伯·典瑞》：“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每敦一几。凡吉事变几，凶事仍几。”。其中“五几”分为：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五席”指：缫席、次席（柏席）、莞席、熊席、苇席。不同场合用不同的几和席（具体解释另文详谈）。

从《周礼》得知，古人只是因为场合不同，使用不同的几案和筵席，然而大家都是坐在席子上的，并且因为主宾不同，方位有差异。因为是坐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要求，古人都是跪坐方式，《礼记·曲礼上》：“若夫，坐如尸，立如斋。礼从宜，使从俗。”，意思是坐和站立都是非常严肃和恭敬的，随意晃动是失礼的。

关于坐，汉代戴圣解释道：“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礼记·曲礼上》：“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虚坐尽后，食坐尽前。”，由此可见，古时的坐可同跪，而跪不同坐。坐者，可直身亦可坐于脚踵。跪者，两膝着地，直身，臀部不着脚跟。前言之坐可同跪，正是因坐可取跪姿，而跪不可用坐姿也。并且交谈尽量坐于脚踵，吃饭则可采取跪姿，这样也符合人体结构。

同时当时也对坐的不雅姿态予以禁止。《礼记·曲礼上》：“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其中的坐不允许双脚摊开，犹如簸箕样。《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就是荆轲故意双脚摊开成箕状，表示对嬴政的不屑。

从以上可以了解，古代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并且君主和大臣们虽然尊卑有别，然而都是跪坐或站立的方式进行宴饮和议事，只不过在议事和餐饮上，位置上有差别。朝廷议事，以北、东为上，《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从此北、东为上位的一直延续到清末。

而宴会则相反，《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可见坐席宴饮是西方、南方为上，《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就是很好的解释，后来老师被尊称为“西席”就是由此而来。

到了东汉末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西域文化交流的增多，于是胡床等被引入中原，《后汉书·五行志一》：“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胡床、胡坐，都是用绳子贯穿的坐卧具，便于收放，胡床上面铺上竹木板，用来他躺卧；胡坐，也就是现在的“交椅”、“马扎儿”。这在北齐杨子华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北齐校书图》中有精彩体现。

这些坐卧具 的引入，由于更加符合人体生理结构，并且可折叠，搬运方便，故而逐渐成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在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后来逐渐变成室内常备坐卧具。于是，跪坐的方式逐渐发生改变，人们开始坐在椅子或床上进行议事或宴饮。不过，正如《后汉书》所言，胡床之类坐具，刚开始仅仅是在皇宫权贵之间流行，民间依然是席地而坐方式居多。这就是为何日本遣唐使照搬隋唐一切文化习俗的时候，传到日本的依然是被保留至今的“榻榻米”和跪坐的习俗。

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座椅。然而，在朝见议事的时候，依然按照先秦时期《礼记·明堂位》的规定，群臣大多为按照官职高低排序，以站立方式朝见议事，就连三国时期的权臣曹操，被加九锡，也只能是站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然而有一个变化就是，皇帝不再“负斧依南乡而立”，而是皇帝有了座椅。

到了唐代，群臣里面，宰相开始有了座位。这里先说明，宰相只是一种统称或俗称，历史上官职变化较多。宰相是最高执政官，并且皇权和相权历史上相互融合，相互争斗，完全可以写一本书，这里就不赘述。关于唐代宰相何时开始有座位，笔者没有查到确切唐代纪录，估计应该从唐太宗就开始形成定制。

《新唐书·列传·卷三十·长孙无忌传》有：“太子承干废，帝欲立晋王，未决，坐两仪殿，群臣已罢，独留无忌、玄龄、绩言东宫事。”，似乎有点牵强。不过在宋代有记载，《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传第八‧范质传》：“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这可以证明，唐代以后都延续了宰相有座位，而其他群臣排班站立。

到了宋代，宰相又被撤去座位，然而并非娱乐自媒体所说“宋太宗以眼花为故，趁机让人撤去宰相座位。”，这就有点儿戏了，要知道，古代每个礼节固然有其偶然，却是需要经过程序。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宰相范质自己提出的，《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列传第八‧范质传》记载：“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劄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

这说明，宋太祖赵匡胤英明神武，在朝见的时候经常让宰相大臣应对困难，于是范质就提前写好劄（zhá）子（即奏章）进呈，并且说，这样可以避免在议事的时候群臣发表空泛的议论，而没有解决之道。后来随着大臣都写奏章，于是，皇帝基本上成了批阅奏章为主，于是就取消了延续几代宰相“坐而论道”的礼节。

宰相群臣站立应对，固然尊卑有别，可是还会适当照顾大臣们的情面，对于人格有着最起码尊重。另外除了重大祭祀礼仪，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礼，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如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女孝经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有一个场景：“皇后与皇帝、大臣见面，大臣行叉手礼”。

然而，却在金元时期又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就变成跪下，然而并不是跪坐，而是“跪”。蒙古人原本行单膝下跪礼，跪的适应范围广，见面跪，领命跪，道谢跪。后来，窝阔台登基，耶律楚材建议将单膝跪拜礼更改双膝跪礼，于是跪拜在当时蒙古非常普遍。元朝入主中原后，就把跪拜礼带了过来，而原本在中原最为庄重的跪拜礼，变成了见面礼。元人姚燧的《牧庵集》记载：“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元末苏天爵撰辑的《元朝名臣事略》记载：“……入见，皆跪奏事。”，当然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元代很快就消亡，到了明代，朱元璋则多次下令禁止行跪拜礼，恢复传统汉族拜礼。如《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七十》记载：“初，上以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命省臣及礼部官定为仪式申禁之。”，并且礼部议奏：“凡官员奏事、听宣诏旨、以物进贡，及受赐、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读祝等事，行跪礼如常仪。其揖礼，凡下见上，躬身举手齐眼为敬，上官随坐随立无答；其次下官举手齐口，上官举手齐心答之。”。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人们跪拜都习以为常，这让朱元璋非常伤心。

可是在满清入主中原后，跪拜礼又被清朝恢复，并且泛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臣子见皇帝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百姓见官员须先行跪拜；下级官员晋见级别相差较大的上级时要行跪拜礼；诸如此类，我们能从各种书籍以及影视资料中看到，就跪拜来说大多为真实记载。

由此我们看到，从先秦时期的席地而坐，官员和君主都是站立议事，然后到了魏晋时期的君主坐下，官员站立；再到唐代的君主和宰相坐而议事；宋代明代的再站立；元清两代的跪拜，几经变化，其中有生活习惯改变引起的变化，也有统治者压制官员人格而故意为之的行为。其中以清朝为害最甚，两百多年的跪拜，使得不少人的人格扭曲，以奴才自居，卑躬屈膝，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平等人格，实在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