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經歷過最初的萌芽之後，中華文化迎來第一次的爆發的時期，諸子百家爭鳴，萬花齊放，儒、墨、道、法等家學說各顯魅力，為中國傳統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相比於被稱之為“當世顯學”的儒墨兩家，主張清靜無為的道家學說，起初似乎並不顯眼，但是從歷史的縱軸上去看，道家卻是諸子百家之中，為數不多的，曾經被一個大一統的王朝當成是施政綱領來踐行的學派。
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認為，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啟蒙之中，道家，法家，和儒家可以並列為三個對我國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的學派。可是在現代人的認知裡，一提到道家，大家首先想到的卻是道教，是代表著神仙方術的本土宗教體系。
那麼為什麼道家會從主張“無為而治”的政治學說，轉變為一個宗教呢？這種轉變，又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發生的呢？
兩漢之前，不管是從道家學派的萌芽，還是漢初對將“黃老之學”當成是國家施政綱領的史實來看，道家學說都是一種政治哲學，與宗教無關
道家誕生的源頭，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正是從奴隸制到封建制轉變的大時代，用清末學者的話說，就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變局之中，原有的社會結構被徹底打破，統治秩序被重新改寫。社會各階層出於自身的利益出發，提出各種各樣的學說，以求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界裡，佔據更好更主動的地位。
道家也是在此基礎之上產生的，《道德經》中記載：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且不提這種執政觀念的時效性，但從一個學派的角度去講，通過這段話不難看出，道家從最初萌生的時候，跟宗教並無關係，實際上如同儒家，墨家等同時期的其他學派一樣，是一種政治哲學。
這種政治哲學如同儒家，法家一樣，還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社會實踐，且取得了還算良好的效果。漢初，劉邦統一全國後，因為連連的戰亂和天災人禍，使得當時的華夏民族人口迅速下降，百業凋敝。在此基礎之上，從漢高祖劉邦到其後的文帝，景帝都推崇以“黃老之學”治國。
漢景帝
所謂的黃老之學，自然就是道家學派的“無為而治”了，當然“無為”不是“無所為”，而是“無亂為”。
在政權初步建立，全天下都渴望和平，不想有大動作的漢初，“黃老之學”給了國家和民族以休養生息的機會，使得漢朝逐漸擺脫了疲弱，走向漢武帝時期強盛的巔峰。
在漢初黃老之學的應用下，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即“文景之治”。
由此看來，從先秦時期萌芽發展，到漢代將其當成國家的施政綱領來施行，道家還沒有任何宗教的意象，只是一種廣為人知的政治哲學。至於其後從“無為而治”到“神仙方術”的轉變，則要等到東漢以後了。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道家政治學派的屬性減弱，因為其本身追求“修身養性”的特質，開始與神仙方術結合，在外來佛教的刺激下逐漸演變為宗教
漢武帝時期，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提出，以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作為國家政策綱領開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也並非直接轉向了神仙方術。
筆者認為，道家學說從政治哲學轉向宗教體系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發展變化的過程，不僅跟儒學的壯大有關，也和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有著直接的關係，而兩漢以來開始盛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達到頂峰的隱士風氣，是道家學說宗教化的一個重要載體。
公元前一百四十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帝位，希望建功立業的皇帝自然不能接受父祖輩“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轉而以法家和儒家作為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但經過幾十年的推行，道家的黃老思想已經深入很多士大夫的觀念之中，他們無法跟隨皇帝的轉變而轉變思想，變得不合時宜起來。
由此，很多不能被任用的知識分子，在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指導下，遁入深山，優遊山林，開啟了隱士之風。這些隱士們普遍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大都是道德高深，見識深遠之人。
一大群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優遊山林，他們無法參與道國家大政中來，只能把精力放在自我修身養性上，從而產生了很多玄學上的概念，為道家學說宗教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的“方士”或者說“練氣士”傳統，一直不曾斷絕。出於人類對於死亡的恐懼，很多人試圖尋求長生之道。而兩漢以後專注於修身養性的道家學說，正好也有很多追求超脫與長生的觀念，兩者一拍即合，形成了最早的道家學說與神仙方術的合流。
道家著作《老子》中有這樣的記載：
“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是謂深根固柢，長視久生之道。”
所以說，道家對“修身養性”和“長生久視”的追求，與傳統的神仙方術結合，產生出許多神話傳奇故事，為道家學說宗教化提供了素材。
有了道家學說之中的玄學觀念作為基礎，有了道家與神仙方術合流形成的素材，道家學說宗教化，就只差一個契機了。而這個契機，也正是在漢朝出現的。
東漢時期，原產自印度的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為道家從政治哲學轉向宗教提供了契機。
簡單一點說，原本國內研究神仙，長生之類玄學概念的，本來就只有比較散漫的道家學說，可是佛教的出現，為世人提供了一個不同的選擇。這個時候，那些本來研究道家玄學的人，就出現了競爭者。為了能夠讓道家玄學的概念延續下去，只能仿照佛教的基礎之上，形成一個統一的宗教來與之對抗。
由此，基礎，素材，契機三者皆備，道家學說從政治哲學轉向宗教，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道家學說宗教化的過程，是其主動從廟堂之高下沉到江湖之遠的過程，不僅推廣了道家在民間的認知，還未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性，補上了重要的一筆
道教作為一個本土完整的宗教體系，在中國歷史上的正式成型，應該還要更晚一些，一直到了兩晉時期葛洪的《抱朴子》等道教典籍的出現，道教才算是徹底具備了宗教的屬性。其後隋唐兩代各種道教神仙傳說的豐富，則為道家在國內的普及，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從道家本身的角度來看，道家轉變為宗教，其實是道家思想在與儒家思想碰撞，爭奪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主流的道路上，不得不做的事情。
任何一種思想，從它產生開始，就有需要普及的訴求。而隨著漢武帝獨尊儒術，將儒家當成是國家的官學，其他學說在有政府支持的儒家面前，就失去了競爭力。
在此現實之上，道家為了讓自己的思想延續和普及開來，只能將觸角轉向民間。但學問和思想的傳播，是個很枯燥的過程，除了專門研究這些之外的知識分子，大多數的普通人不能，也沒工夫去理解什麼“清靜無為”“水利萬物而不爭”的哲學概念，想要讓普通百姓接受某種思想，就必須用他們喜聞樂見，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表達。而宗教，就是一個很好的傳播渠道。
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啟蒙之中，墨家，法家等都在大一統的王朝推行儒家學說的現實之上，要麼被收編，要麼被消亡。只有道家，因為其轉移戰線，以宗教的方式從民間入手，不但流傳發展了下來，而且還反過來影響到儒家，成為構成中國傳統文人最重要的兩個維度之一。
儒家，是傳統文人與外界聯繫的處事方法。
而道家，演變成了文人士大夫們與自己融洽相處的處世哲學。
東晉葛洪的《抱朴子》中說：
“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
筆者認為，儒家就好比是陽剛，是鋼鐵，道家則好比是陰柔，是清水。如果說儒家文化給中國傳統文化以陽剛進取的話，那麼道家則給中國傳統文化以柔韌，以迂迴。這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根基。
結語
綜上，漢代以前，道家學說與儒家一樣，都是一種政治哲學，本身跟宗教沒有聯繫。但隨著漢武帝以後，儒家在文化之中逐漸佔據強勢的地位，再加上道家思想本身與神仙方術的親和，使其在兩漢以後，逐漸宗教化。
從這個角度上講，“無為而治”到“神仙方術”，是道家思想在面臨一家獨大的儒家思想的時候，為了延續和發展，主動下沉到民間，以宗教的方式存在和發展的應變手法。
這種轉變不管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還是對道家思想本身來說，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一方面它使的傳統文化在儒家的陽剛和進取之外，多了柔韌和迂迴的特性，另一方面又為國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個溫和的，本土的精神寄託，可謂是功莫大焉。
思想文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開闊人們的思想視野，道家宗教化的轉變，無疑是符合這一初衷的，也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魅力。
參考文獻：
《道德經》
《抱朴子》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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