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學發展最頂峰的時候當數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今天我們先談儒、道、墨、法四家。
現代社會為諸子百家舍長取短開闢了道路。傳統文化在現代，不是採用一家之言，而是博採諸家，捨短取長，以實現多元互補和多維整合。
事實上，儒道墨法四家的價值觀處於不同的方位和級次，經分剝整合，能夠形成系統功能意義上的對立互補機制，從而對現代社會起到價值導引和思想滋養作用。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儒、墨、道、法思想精髓
儒家：創始人孔子，他的所提倡的社會規範思想是禮，其核心是仁；孟子是孔子之道的忠實捍衛者，他提出了性善論，包括仁、義、禮、智四個善端；而荀子則主張人性惡，認為人的惡性本身是無法根本改變的，但是可以用“偽”來抑制人的惡性而使之歸於善；荀子和孟子的人性論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們都是對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人性論的發展補充；
儒家重視用倫理道德統攝、主導經濟利益，主張合義之利則取之，悖義之利則舍之。在儒家看來，以利害義、見利忘義是道德人格的毀滅。在義利之間發生矛盾，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就要為義而舍利，犧牲利益以至生命；
這種“義以為上”、“義然後取”、“以義制利”的義利觀，已超出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利益關係範疇，而是從社會倫理學意義上來看待利益關係，注重社會穩定、群體和諧、人倫秩序及人格境界。
道家：創始人老子，他主張寡慾、無知、知足，並提出“無為”的思想，莊子繼承老子的思想，提倡“以不治治天下”並且要“任其自然”，他沿著老子的社會理想進一步推進，提出了一個與禽獸雜居、不對自然進行任何改造、人類沒有私心和慾望、無須任何社會規範“烏托邦”社會；
五體啟示錄認為，道家的思想更多地體現了隱逸者的心態，以自然無為、清靜自正的思想和行為為根本宗旨，漠視、甚至鄙視世俗功利，主張放棄名利，遠離物慾，在原始狀態中逍遙自在、淳樸自然地生活。從這種理想境界出發，道家反對貴貨斂財、奢侈享樂，也反對抽象的仁義說教；
可見，道家既不要空泛的“義”，也不要不符合大道的“利”。道家的義利觀實質是一種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義利觀。從長期效應看，道家的這種超越義利觀確有獨到之處，它包含了深刻的人類學和生態學內涵；
人的消費慾望是沒有止境的，慾望造成了人心的焦慮、躁裂和憤懣；更何況，“積極”地征服自然，帶來的結果是資源的銳減和生態的破壞。現實的問題迫使人們重新審視“自然無為”的深奧之義。
墨家：創始人墨子，提倡“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即墨子的社會整合方案是“兼愛”，社會控制方案分別為“天志”、“明鬼”、“尚同”，社會平等的思想是“尚賢”；
墨家代表了下層手工勞動者的願望和利益，對人的基本利益持充分肯定的態度。在他們看來，義與利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不能截然分割，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和利益關係應當是平等的和交互的，要相互仁愛，互利互惠；
墨家反對私利，也不主張單向的利人，而提倡把利己同利國、利公、利人有機結合起來。這種互利思想至今仍有其積極意義，因為公私之間、人我之間只有相濟相顧，互利互惠，才能保證群體生活的良性運作。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他支持性惡論，提出人際關係的本質是“自力自為”，與孔子的“克己復禮”相反，韓非提倡“不期修古”並且要“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以法用人、以法制定社會契約的法制社會；
法家不重“義”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法家講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附麗於政治體制的經濟實利。法家認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使國強民富，天下太平；
而要達到國強民富的目的，就必須“明法審令”，實行法制，以法為師，以法為本，以法為教。法家主張以法令規定經濟關係中的主體責任和權利義務，並通過法令的強制性調控來實現物質利益的分配。
小結：墨法兩家側重於物質層面，可以稱之為事功型價值觀；而儒道兩家側重精神層面，可以稱之為弘道型價值觀。
事功型價值觀有利於生髮經濟自身的潛能與活力，弘道型價值觀則有利於克服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偏頗和弊端。
四家價值觀，分則各失偏頗，合則增益互補。正如地球需要多樣生物群種才能達到生態平衡一樣，社會正常而持續的發展，需要多基因和多智慧的互動和滲透。而多元的思想，對立的思想，可以在整體結構中相矛盾而兼容，相鬥爭而發展，相制約而平衡，在生剋制化的運演中撥正整體價值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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