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是儒家文化？
這個問題很難從現代科學文化體系的學科分類中找到答案，現代科學文化體系概念是西方文化發展形成的，它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門類，各個門類項下又分為多個單科學科。中國文化則是在近代西學進入中國後相對於西學俗稱國學，並不是一個科學的分類。而國學文化猶如是各種思想學說的集合體，沒有從各思想學說的地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梳理、歸類、整合，各種思想學說之間即有一定的相通性，又相互獨立、相互排斥。所以，我們對各種思想學說的解讀，歷來都是侷限於各自狹窄的空間而難以發展。儒家文化亦是如此。
儒家文化在歷史上曾被國外學者認為屬於哲學範疇。十九世紀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首次提出了“社會的科學”概念後，從社會哲學中逐步演化出來了一門現代學科，即社會學。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鄭杭生認為它是關於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並提出了社會科學體系三層論的觀點，即第一層是哲學科學——一般；第二層次是綜合性的社會科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特殊；第三層次是單科性的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
從現代科學文化體系中再看儒家文化，它是融合了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諸多因素於一身的一種思想體系，不能簡單地將其歸於西方文化體系中的哪一學科，但是沒有比較，就無法更好的從兩種文化比較研究中找出各自的優點與侷限性。從這樣的角度講，我認為儒家文化對應於西方文化的社會學，則更為適宜，才能更準確地把握儒家文化的精髓。
二、儒家文化的優秀文化基因
《論語》作為儒家文化的主要經典（公元前300年前後），比西方社會學的發展早了二千多年。《論語》開篇既為學而第一，它開創了儒家文化倡學、重學的優秀文化基因，儒家文化把文化放在社會學研究的首要地位，是它對現代社會學發展的巨大歷史貢獻，也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如法國的安東尼•吉登斯，美國的戴維•波普諾等。
什麼是文化？戴維•波普諾將文化的構成劃分為五個部分，即1、符號。語言是我們最重要的符號系統。它們會對言語者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影響（薩皮爾—沃夫假設）。因為，語言能反映價值觀。2、價值觀。3、規範。包含社會習俗、民德、法律。4、約制。5、物質文化。從文化的組成上，我們是否有醍醐灌頂的感悟呢！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中闡述了進化理論和自然選擇學說，指出那些最能調整自身以適應自然環境的物種才能得以繁衍。文化已使人類成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種。中國的文字和語言承載和發展了中華文明，它們是中華文明的載體，使中華文明成為了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也有稱六大文明）唯一綿延不絕的文明。
所以，學而第一！就是中國文化的一切優秀基因之本。
三、儒家的“禮”制文化的意義
《論語》第二篇是為政第二。“為政”是社會秩序建立的基本所在，是儒家文化治理社會的根本動力，這恰是西方社會學研究的薄弱之處。西方社會學是唯心主義哲學觀下的一門學科，它以靜止、形而上學的視角研究社會現象、社會組織、國家、權力、權威等，而其社會控制理論中只是從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的視角研究越軌、犯罪現象，而如何控制則屬其它單科性的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如法學。而儒家文化則是融合了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所有社會科學，所以，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科學體系”。這就說明，儒家文化相比較西方社會學而言視角更多，視野更大，思想也更完善、成熟，這也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
正如文化中包含價值觀、規範和約制等，而規範又包含社會習俗、民德、法律。社會習俗、民德的價值觀功能，在社會控制中的作用是一種積極的作為。即預防功能。而法律的價值觀功能，在社會控制中的作用是一種“消極”的作為。它是在犯罪發生後，通過懲罰功能來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也可以說在結果發生前是處於一種“放任狀態”。
儒家文化與西方社會學的重要區別在於儒家文化注重“zj”的目的及其最高境界，即至善，是“為政”，講的是“zj”的內容；而西方社會學則注重“zj”的形式，即西方文化希望通過國家權利的組成方法，如“三q分立”、“君主立憲制”等制度形式來尋求社會治理的最佳模式。所以，中西文化對政治的理解是從兩個不同的視角、理論和方法研究社會的。猶如哲學觀中，我們注重內容，它們注重形式而已，並不是簡單的“誰對誰錯”的相對關係，實質上是誰的文化更優秀，社會治理效果更好的關係。
《論語》為政第二篇中講到，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一句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它首先確定了社會控制的二元論思想，即預防和懲罰。即使社會發展到今天，任何社會治理措施也都是這兩個方面下的次級分類。儒家文化的優越性就體現在它通過對兩種社會治理措施的對比，提出了預防優於懲罰的偉大構思。“道德是約束人們行為、解決社會矛盾的利器,是治理社會成本最低的一個手段。”一(美)-哈佛大學博士,中國學研究帶頭人,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長期以來，我們對儒家文化的研究都侷限於從文化自身的封閉角度出發，時至今日仍囿於其中，甚至形成一個誤區——就是儒家文化反對法治。這也是西方文化和學者們攻擊中國歷史社會是“r治”社會的因素之一。從科學分類的角度，又何來“法治”和“r治”劃分的理論依據呢？如果從《論語》中“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句話來看，它也是提出了“法治”和“德治”的區分，又何來“r治”之說呢？“法治”和“r治”之說應該是源於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吧。他的老師柏拉圖也是推崇“德治”的西方著名哲學家。他因與老師的觀點不同，不是有一句名言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先驅，他認為：“相對於一人之治來說，法治更為可取”但在某種程度上，他也同意柏拉圖的下述觀點，即如果國家中存在著品行和政治才能兩方面都極為傑出的人物，那麼這位優秀人物就應當成為永久的統治者。由此可見，西方文化的社會科學也是分為“法治”和“德治”的。
事實上，中國的歷史上從來都是有法的，各朝代的法律也都是治國的重要手段。而儒家文化僅是提出了預防優於懲罰的治國思想並致力推行“德治”而已，並不代表儒家文化是反對“法治”的。如宋代著名儒學家、理學家朱熹就提出德主刑輔的思想。論述兩種社會治理方法的關係。今天，我們必須從歷史研究的狹隘思維模式中掙脫出來——猶如蘇軾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才能從中國文化的寶庫中，挖掘出時代的價值——猶如杜甫詩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儒家文化的優越性還可以從歷史中尋求答案。唐太宗李世民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全國監獄無罪犯的記載（可能有誇大的成分吧），而當今美國確有世界最高的入獄率，囚犯的人數從1970年的19.6萬增加到1991年的78.9萬（US.Bureau of Justice S tatistics）。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理論聚焦於對攻擊和暴力的容忍態度及暴力犯罪之間的關係(Livingston，1996)。據估計，在完成基礎教育之前平均每一個美國孩子將要在電視中觀看8000次謀殺｛克拉克（C lark），1993｝。按照一位流行病學家布蘭頓•森特沃的研究，如果電視沒有被髮明，美國將會少出現10000名謀殺犯（1993）。而中國的孩子們卻在學堂中背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因為，電視節目中暴力的增加和各種越軌亞文化的增長促發了高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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